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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最近看书报需要戴老花眼镜、体重无端从115磅加到120磅也和年纪完全无关。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一转身，发现丹尼尔技师正从外面的办公室看进来。他的脸突然一阵痉挛，上嘴唇吊起，眼睛也皱成一团。他急忙把身体重量全放在一只脚上，另一只脚翘起，整个人的样子看来就像在沙滩上等待潮水的矶鹬。
“你什么时候要我做x光摄影？”他问。他的眼镜低低地架在鼻梁上，看人的目光似乎是从镜架上方越过，而非透过镜片。
“我三点以前要做完。”我说着，一边把手套剥下来丢进资源回收桶。我突然感到十分饥饿，这才想起我忘了吃早餐，泡好的咖啡也忘在桌子上，早已冷掉变味了。
“没问题。”他往后跳了一步，以一只脚转身，走下楼去了。
我把手术眼镜摘下丢在桌子上，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白纸，展开盖在尸体上。然后洗了手，换上外出服装，便离开这间位于第十五楼的办公室，出外去吃午餐。我中午很少出去吃饭，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我需要一点阳光。
克劳得尔果然言出必行。当我在1点30分回到办公室时，他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目光全落在我桌上那个拼凑到一半的头骨。一听到我的声音，他便转过身来，但却一语不发。我把外套脱下吊在门后，走过他身旁，在我的座位上坐下。
“你好，克劳得尔先生。”我微笑着说。
“好。”很明显地，他完全不领情。没关系，等着瞧。要耍酷我也不会输给你。
在他面前放了一个档案夹。他伸出一只手放在档案夹上，然后看着我。他的相貌不禁令人联想到鹦鹉。他的脸颊削瘦，鼻子尖得像鸟嘴，从鼻子以下，他的下巴、他的嘴唇、以及鼻翼都自成一连串的V字型。尤其在他偶尔笑起来的时候，嘴唇整个缩进嘴里，使得嘴型的V字更是尖锐。
他叹了口气，看似已对我付出相当大的耐心。我过去不曾和他共事过，但是早已听过这个人的风评。他是那种自认为自己异常聪明的家伙。
“这里有一些疑似被害人的资料，”他说：“每个都有可能，她们全是在最近六个月内失踪的。”
在案发后，我们已讨论过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早上的勘验后，并没有改变当初我对死者死亡时间的推想。我断定她死亡的时间是在三个月内，因此命案 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今年3月以后。魁北克的冬天很冷，对生物来说很严酷，但却对死者有利，因为尸体会被自然冰冻起来而不会腐烂，也不会招致虫子。如果死者 是在去年秋天、在冬天来临前就被弃置在那，袋里的昆虫一定会有受过冬害的迹象。由尸体上的那些昆虫看来，死者在去年遇害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今年的春天特 别暖和，由尸体腐烂程度和其上数量庞大的蛆来看，死者应是在三个月之内遇害的。由尸体上的结缔组织、内脏和大脑的腐烂程度研判，可把死亡时间假定在晚冬到 初春之时。
我靠着椅背后仰而坐，看着他，等他继续说下去。要比沉默我也行。他把档案夹打开，用手指一个个点着档案里的名单，而我则在一旁耐心地等着。
他从档案夹里挑出一张表格，念出人名：“米雅·威德。”他停了一下，往下查阅表格上的资料。“1994年4月4日失踪。”他又稍停顿。“女性，白人。”这会停得更久了。“出生日期：1948年8月17日。”
我们同时在心里换算这个人的年龄——45岁。
“在可能。”我说，以手势要他继续看下一个。
他把这张表格放在桌上一旁，接着念下一张。“苏兰·雷格。是她丈夫报案说她失踪。”他略作停顿，一口气念出这个人的资料。“1994年5月2日失踪，女性，白人，出生日期：1948年8月17日。”
“不可能。”我摇摇头。“太老了。”
他把这张表格压在档案夹底下，然后继续看下一张。“伊莉莎白·康诺，1994年4月1日失踪，女性，白人，出生日期：197I年1月15日。”
“23岁，没错。”我轻轻点个头。“有可能。”他把这张表放在桌上。
“苏珊娜·圣皮尔，女性，1994年3月后失踪。”当他念资料的时候，嘴唇不停地呕动着。“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失踪。”他又停住了，自己计算这个人的年龄。“16岁！老天！”
我又摇摇头。“太年轻了，死者又不是小孩。”
他皱着眉头，抽出最后一张表格。“伊娃莲·封丹，女性，33岁，今年3月28日失踪。哩，她是因努伊特人。”
“应该不可能。”我说。我想那具尸体不会是印第安人。
“就这些了。”他说。摆在桌子上的只有两张表格。米雅·威德，45岁；伊莉莎白·康诺，23岁。这两个人之中也许有一个人正躺在楼下的第四号解剖室。克劳得尔看着我，扬起的眉毛向中央聚集，形成另一个V字，但是这个V字是倒过来的。
“她到底多大年纪？”他有点不耐烦地问。
“我们到楼下去看。”我想，也该让他尝尝与尸体共舞的滋味。
这对他似乎很残忍，但我就是忍不住想这么做。我知道克劳得尔一向最怕进解剖室，我就是要让他不舒服。一时之间，他的表情像掉进陷阱似的。我暗 自发笑，抓起吊在门后的绿色手术服装，迳自往电梯走去。他跟着进了电梯，然而在电梯下降的过程中，他却一语不发，看起来就像是要进医院检查摄护腺。克劳得 尔很少进这个电梯，因为这电梯只通往停尸间。
这具尸体仍保持和我离开时一样的状态。我戴上手套，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纸。从眼角余光中，我看见克劳得尔正僵在门口。他只踏进来一小步，勉强 可说他已站在解剖室内。他的目光看向解剖室里的柜子，看着玻璃柜里的瓶瓶罐罐，看着各式各样的解剖工具，但他就是不敢直视尸体。我看过尸体的照片，从照片 上看来一点也不恐怖。距离太远了，血液和血块都看不清楚。对刑警来说，要破解命案之谜就像考试一样。刑警的专长便是寻找线索、抽丝剥茧、解开谜题。然而， 要直接面对解剖台上的尸体，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现在克劳得尔心里害怕得要命，在我面前却得努力做出冷静的样子。
我把浸在水中的耻骨捞起来，轻轻将它分开，然后用探针探弄覆盖住右耻骨表面的胶状物质。胶状物质剥离后，底下的骨头便露出几道平行的凹痕。这根坚硬而细长的骨头形成骨盆的最外缘，和左边的耻骨以胶质物相连。
克劳得尔仍站在门边。我把从尸体身上刮下的骨盆组织拿到灯光下，拉出灯臂对着自己，然后按下开关，把荧光灯打在骨头上。透过放大镜，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节都出现了。我看着那块弯曲的胯骨，发现了我想要的答案。
“克劳得尔先生，”我头也不回地说：“过来看这个。”
他走到我身后，我让开了些，不要挡住他的视线。我指着胯骨上部边缘的不规则状部分给他看。
我放下骨盆，他虽仍盯着它看，但不敢动它。我回到解剖台前，继续检查锁骨，验证我刚才的发现是否正确。我把泡在水中的锁骨抽出来，开始切开组 织。当我能看到关节部分时，我以手势示意克劳得尔过来帮忙。我一言不发指着锁骨的另一端，它的表面相当粗糙，像耻骨表面一样。一个小小的椎间盘附在中央， 它的边缘明显而没有毁损。
“如何？”克劳得尔问。他的前额已冒出汗珠，看得出他是在强忍紧张，装出英雄气概。
“她很年轻，大概20岁出头。”
我可以解释这些骨头如何透露年龄的讯息，但是他一定不会想听，所以我也懒得提。我的手套上黏上一小团软骨，我把它拍掉，摊平手掌，像个乞丐一 样。克劳得尔和我保持相当远的距离，好像我染上伊波拉病毒似的。他虽然注视着我，但眼神却透露他现在正在心里暗自回想，寻找和尸体年龄吻合的人选。
“伊莉莎白！”他肯定地说，一点也没有询问我的意思。
我点点头。唯一可能的就是伊莉莎白·康诺。今年23岁。
“我想要一份死者的齿模报告。”他说。
我又点点头。
“死亡原因呢？”他问。
“目前还不得而知，”我说：“我得看过x光照片，或把骨头清理干净再检查，之后才能知道。”
我把话说完，他便离开了，连一句再见也没说。我也不指望他说，他能离开我就很高兴了。
我剥下手套丢掉，走出解剖室。我一面脱下手术服，一面对丹尼尔说话。我告诉他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他可以把尸体送去拍x光照片了，正面侧面都 要拍，尤其是头盖骨部分。在上楼时，我在组织学研究室前停下，告诉里面的技师长但尼斯可以把尸体拿去清洗了。我还特别请他小心，因为这次是件分尸案。其 实，提醒也是多余的，这里没有人比但尼斯更会照料尸体。两天后我就可以看到干净完整的头盖骨了。
我利用下午的空闲时光，继续拼凑桌上的头盖骨。虽然残缺不全，但是己足够用来辨识死者的身分了。这个家伙再也不能开装满丙烷的油罐车了。
回到家后，先前在陈尸处出现的那个不祥预感又回来了。一整天下来，我都不去想它，刻意把这个忧虑封锁起来，让自己专心一意，好能进行被害者尸 体的查验工作和拼凑那个卡车司机的头盖骨。现在我已完全自由了，可以开始思想，开始忧虑。我一把车子开进车库，关掉收音机，这些烦心的事情便开始涌现。音 乐一停，忧虑便窜了上来。现在不行！我对自己说。晚点才发作，至少也得吃完晚餐再说。
我走进公寓，听见安全系统的警示声，让人心安不少。我把公事包先放在一进门的地方，随即关上大门，走向街角处的黎巴嫩餐厅，点了一份我最爱 的烤羊肉大餐外带。这是我喜欢住在城里的原因，离我住的地方不到一个街区，就可以吃到世界各国名菜。至于我的体重哎，就先别提了。
在收银台左侧的架子上放了许多瓶红酒。我的酒瘾又犯了，每当我看到这些酒，就会有千百个冲动想尝滋味。我记得红酒的口感、香气、甘美和微酸 的感觉。我记得红酒在体内燃起的暖意，由内至外，徐徐发散。酒能让我手舞足蹈，在黑暗中燃起希望的火炬。酒能让我充满活力，让我无所畏惧。没错，以现在的 情况，正是需要酒的时候我在开什么玩笑？我不能停在这里，这是谁摆的陷阱？我赶紧离开酒架前，不让红酒进入我的视线。不行，酒的愉悦只是一时的，付出 的代价却相当昂贵。我已经戒酒6年了，绝对不可以前功尽弃。
我提着食物回家，与我一起共进晚餐的，只有我的猫儿博蒂和蒙特娄的景色。猫儿睡了，蜷缩在我的腿上，发出咕噜噜舒服的声音。当我洗完长长的 一个热水澡，躺在床上时已经10点30分了。在黑暗寂静中，我已无法再压抑思绪。就像细胞一个个都发了狂似的，杂乱的思绪如排山倒海而来，逼迫我的意识非 得正视这些问题，坚持要我思考。我想起另一起谋杀案，同样是年轻女孩被残忍分尸。我清清楚楚地一寸寸看过她的尸体，心中仍存在那时勘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