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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淦是不久前才从二机部调到国防工办工作的，和刘柏罗一样，都在中央专委下设的办公室工作，并且也参加了这次检查工作。许淦说，刘西尧带领的联合工作组下去后，一开始印发了几期检查简报，我看了几期，明显感觉到内容不够实事求是，如果领导上完全信以为真，就有动摇两年规划的危险。我考虑以后，曾找陈一民谈过一次，但听我讲了以后，陈一民完全沉默，没说一句话。我想，既然自己有看法，又身为专委办公室成员，就不应该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此我决定向罗瑞卿和赵尔陆写一份书面报告，反映我对工作组报告内容的不同看法。我这个书面报告的抬头写的是赵副主任并报罗总长，由我亲自送到赵尔陆办公室，当面交给他的。很快，大概只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他已看过了，并且已经送给了罗总长。过了两天，罗瑞卿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你的报告总长已经看过了。又过了几天，赵尔陆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领导考虑让我也去参加联合工作组一起进行检查。我提出工作组人数已经不少，我不想再去参加了。他当时就没有肯定。过了几天，赵尔陆又告诉我，领导已经决定要我去青海检查工作。我问还有谁去？他告诉我，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去，一个人单独检查，检查后，你自己给领导写报告。别人去检查，他查他的，你查你的，你写你的报告。后来我去了青海，我和刘西尧也不住在一个地方，了解情况也完全分开，因此见面也很少。我在基地住了20天左右，不久就见不到刘西尧了，不知道他住了几天。在青海基地，首先由朱光亚给我介绍了主要情况，其他时间主要是看他们在那里怎么干。
原子弹的研制，除了矿山之外，最主要的，一个是武器的设计，一个是核燃料的生产。在二机部，负责核燃料全面生产的生产局局长是白文治。关于联合工作组下来分头调查的过程，白文治有自己的看法。白文治说，联合工作组是1963年1月来的。这个工作组陈营强大，差不多国防工办的局长们都参加了，但是二机部调出的两位局长，就是陈一民和许淦他们没有参加，我看也可能是回避吧。他们来的时候，刘杰不在家，当时看病去了广东，刚走没几天。在一次会议上，刘西尧当着四五十位二机部的干部说：打电话叫刘杰回来，参加检查。我心里头想，你检查工作嘛，到现场去看，什么都清楚了，为什么你非要让他一个病人回来呢？我就有点奇怪，不大对味，很严峻，气氛很不一般。有一次谈九局的事，因为当时袁成隆在家主持工作，袁成隆让我参加。李觉、吴际霖、朱光亚都来了，他们讲了一通，介绍汇报了一些情况，这是个很严肃，很紧张的局面。刘杰当时的处境可真有点岌岌可危的情形。自欺欺人，欺骗党中央，这样的帽子之下，压力可想而知。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压力都非同一般，1964年爆炸之后，我还跟一位同事悄悄说，这真是响了，要不响，还不知怎么处置咱们呢。金湘后来也告诉我，那次刘杰从广东回北京以后，有一天下午五点多钟，快下班了，金湘到刘杰办公室，想问一问有什么交代要办的事。刚进门，金湘还没有开口，却听到刘杰喃喃自语，说了这么一句话：看来咱们这些人不行了。这也许正是当时刘杰流露出来的思想真实。还有一次，刚调来二机部当副部长不久的刘其声给上头不知什么人打电话，在电话中说他们这些人都不怎么懂核工业，需要换几十个局长等等，这事后来让刘杰知道了，颇受打击。所以，对于刘西尧他们检查的情况和一些看法，我和许淦都很生气，因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检查组跑了些日子，搞了两期简报发给了我们，后来没发给我们，第四期以后就没发，据说第四期登了我的意见。前两期我看了不是味，把这工作说的一无是处，详细的我就记不得了，反正觉得很不是味。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我的意思是刘西尧率领的工作组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什么都看的是他那个颜色，建议换一个人来检查。我这个人也很直。正好那时候我刚搬到三里河，1963年1月份过春节吧，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我是连襟，他过年来看看我的新居。我把信写好了，请他看一看后，转给周总理。他看了之后，问了问情况，就说：你说两年有希望，刘西尧说你们的工作不行，那么你现在跟他争论有什么结果呢？争论不出个结果来。不就是两年嘛，你们努力工作两年，把工作抓出结果来，问题不就清楚了嘛，何必现在去争论呢。我一听这个有道理，他就把这个信退给我了，没有交给周总理。1963年2月份，工作组找我谈话，我反映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说，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宋任穷部长也调走了，留下的任务非常繁重，现在刘杰一个人很吃力，最好由中央派一名得力的常务副部长来协助刘杰工作，这样完成任务就比较有把握。刘西尧把这个意见写在简报上了。这些都是正常的合法的事情，我从工作需要出发，有向上级提出建议的义务，刘西尧也有义务向中央反映。后来，有人说你“文革”中倒霉，就是因为这封向总理要求调人的信。那时已经有常务副部长了，又来一个常务副部长刘西尧，可能就把别人挤一边了。
第97节：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代号叫“596”（3）
1963年3月21日下午的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上，刘西尧汇报了工作组对二机部工作的初步看法。
两年规划的提出，根据如何，能不能实现，这是中央最为关心的问题。工作组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两年规划的提出在几个主要环节上是有根据的，是根据几个主要生产厂的基本建设、过生产技术关和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进度而制定的。从总体上肯定了两年规划。周恩来说，检查二机部的工作，应该指出：第一，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完全靠自力更生，遇到很多困难；第二，因为工作需要，任穷同志调走了，增加了困难；第三，正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二机部大部分单位又处在最困难的地方，客观上也增加了困难。在这些情况下，二机部在大跃进以来，没有搞乱，没有出乱子。有了规划就有了轨道。要有信心，要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原子弹一定能够搞出来。
刘杰说，作为一个从战争中过来的人，再从事经济建设，特别是科学领域的工作，我感觉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全局的问题。先看这个事情的全局怎么样，然后再来讲部分，部分里边要讲环节，看看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在环节里边突出的决定性的又是什么。我搞核工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就靠过去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一套方法论，从战略上考虑全局。同时也注意学习有关的知识，学习基本的理论。这样的话，有哪些环节，哪些问题提出来，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究竟怎么样能够下这个决心，才大致有些把握。科学家、技术人员，往往那时候下不了决心。比如在苏联谈判时，他介绍说这个钚…239的加工、处理，有两种办法，一种叫沉淀法，是一个很长的工艺，他说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再一个办法就是萃取法，用萃取剂来萃取，就比较先进了。但苏联人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还不成熟。我们回来以后，虽然到专家撤退的时候资料还不全，我们仍延续了沉淀法的原理来进行，我就跟白文治商量，说这个萃取法将来有前途。苏联说他还没有搞，咱们怎么办？好，叫清华去研究。白文治找清华教授汪家鼎，汪家鼎接受了。到1961年，毛主席提出设计革命，我们就提出来，可不可以用萃取法代替沉淀法。但那时萃取法还未成型，大家后来在青岛会议讨论，说萃取法确实是好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全部掌握。设计院也有不同意见，说萃取法虽然是好的，但我们一直是按沉淀法设计的，并且现在已经设计好了，那么一大摞的资料啊，怎么办？三番五次地讨论。最后这个决心还要部里下。我们把清华实验的基础跟现在的酒泉厂联合起来，派人一起来进行。这时候又发现有问题，就是大工厂用萃取法，要全部满足原料生产的话，不行。好，我们就决定在酒泉厂设计一个小的。最后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省两亿多的资金，省了8000吨不锈钢啊。
刘杰说，苏联停止援助以后，那么多环节，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一直到铀…235，铀…235弄完了以后，又还原成金属铀，那么多环节，怎么办？特别是矿山，能不能跟上进度？那个时候原子弹还仅仅是一个理论的设计，所以，回想起来，你说不承担风险，那确实不是事实。但是总感觉应该这样做，不干事就不会有风险，再冒多大的风险都应该。后来有同志讲，假如当时不下两年规划的决心，很有可能会拖延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工作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未知数。你不要说别的，就青海那么大的工程，后来做实验，要没有两年规划的话，那再拖一年是肯定的，那工程太大了。李觉同志那个时候从平地起家，一下子搞起来了，没有军队的大力支持，没有地方的支持，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一段，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以及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怎样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力量，形成局部的优势来突破它。所以，后来那个美国人刘易斯不都讲了嘛，你们在大跃进时期，在三年困难时期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关键是你们充分地发挥了人才的作用。
研制原子弹属于国家最高机密，需要有一个代号，以便于保密。1963年5月中旬，在考虑用什么作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代号时，刘杰和核武器研究所的吴际霖、李觉、朱光亚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596这个数字。刘杰说，两年规划制定了以后，当时就考虑第一颗原子弹应该以什么命名。我考虑，赫鲁晓夫从1959年6月毁约停援，还蔑视我们，说离开了他们的援助，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我们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就以这个日期——596来作为代号，就是要大家奋发图强啊。你不给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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