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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开始时态度表现得不很明确。林彪的确是一个很干练的野战司令员，但是形象上他瘦小而狠琐，貌不惊人，经常戴着帽子（因是秃顶）。他无疑是一个诡计多端、狡猾得像个狐狸似的人。由于毛体格魁梧，和他搭档起来，倒很像中国戏剧里的角色。林总是显得渺小，不大引人注意。
毛的妻子江青原来是一个不大有成就的电影配角演员，后来跑到延安，得到了主席的宠爱。但是她证明自己是个很能干的政客。她要攫取文化事业的领导权。但是她很不善于外交，几乎同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发生了姐龋。她跻身领导人之列，一部分是靠林彪，一定程度上靠的是充当人民解放军中文化部的头顶而同林彪站在了一起。同时她同一批上海不见经传的激进派知识分子结成帮派，上海变成了攻击北京的文化势力的根据地。在毛的势力完全凝聚和巩固过程中，一个关键的举措是罗瑞卿于1965 年底被逮捕、检举、盘问，以至于l966年4 月被撤掉一切职务。罗是人民解放军中一个重要军官，本来和林彪元帅不和；这一举动是作为镇压军内不同意见者而发动的。在知识分子中，一个可以与此相比拟的行动，是整肃北京副市长吴晗，因为他发表了一篇古代皇帝错误罢免一个大官的剧本（《 海瑞罢官》 ）。据说，毛相信这是影射1959 年庐山会议后罢免彭德怀元帅，因而实际是攻击了他本人。北京市长彭真（同彭德怀元帅并没有关系）是北京党委书记，也是党中央核心大员，自然认为这件攻击副市长的事是对他本人的一种攻击。北京市进行了一次调查，认为吴晗并没有恶意，但是毛在上海搞了一个座谈会，把彭真批得体无完肤，于是在1966年4 月彭即被中央免职。这件事使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风在朝着哪一个方向刮。在这些最初的步骤中，毛已经把几个对他的方案缺乏反应的官员赶下了台，并取得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机构的默认。他们一向是惯于和这位伟大人物和领袖一道前进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被引向一座大山，一个火山口。这些初期的行动，都经1966年8 月中央政治局批准。现在政治局成立了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成员尽是毛的支持者。同时中央各部进行了改组，毛的支持者渗人到各个关键位置。
从l966年6 月到8 月间，在所谓“五十天”时间内，对党内的修正主义和不指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攻击高涨起来。在这个期间，激进的学生被动员起来，用大字报形式对各大专院校当局发动进攻，而毛则在华中休养，让他的第二把手、国家主席和城市工作组织专家刘少奇在北京负责一切。一直做党建工作的刘少奇，不可能优先考虑群众组织工作。他试图用派工作组到各大学和工厂检查基层党组织的情况来稳定下面的骚动。他派出大约400个工作组，每组约25 人，共约1 万人左右。这就挫抑了毛动员群众组织的努力。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很不容易估量。作为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成员和政府的主要行政官员，他实际上每件事都要过问。几乎没有一件事证明他对毛的忠诚有过动摇。另外人们广泛称道他是一个富于人情的领导者，什么时候发生了做过头的事，他总是尽力加以缓解，这样，他多次插手保护过知识分子。每当激进派和保守派关系恶化时，他通常总是从中调处，达成妥协。1967 年2 月，他主持了一次会议，一方是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方是一些军队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包括军队中的兰个元帅和国务院的五个副总理。这～次被激进分子斥为“二月逆流”的会议，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走向最坏极端的一次对抗性冲击。
毛的突然出现
在第二个阶段，即自l966年8 月到1967 年1 月，毛主席大出风头。格尽职守的刘少奇，已经毫无疑义地要垮台了，却还像一个乐队指挥一样，在党的忠诚分子中指挥着反对修正主义运动。不用说，这当然不是正在华中休养、人们看不见的毛主席所需要的。1966年6 月全国公众突然听说毛要回到北方来了，途中他游泳横渡长江。因为中国农民一般不会游泳，横渡长江的冒险家更少了，因此这个消息就仿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横渡英吉利海峡一般。他显然是一个有超人体魄的运动健将。（照片显示他的头在水面上，既不是蛙泳，也不是自由泳或仰泳，而是以他独特的方式，直立着“踩水”； 而且有人用秒表计时，速度特快。）
同时，他于1966年8 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央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一次完全由他的支持者出席的全会。这个会匆匆把刘少奇从中央领导的第二号位置降到第八号位置，而把林彪提到第二号位置，成为指定的继承人。全会又公布了毛反对修正主义运动的总的看法，照他的说法，就是要使全中国人民在世界观上来一个重大的转变。他说，精神的更新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阶级斗争的原则适用于一切知识分子、干部和党员，以便铲除“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这时候究竟谁是坏人，还没有人知道。
通过这些手法，毛已经取得在党内发动一个反修正主义群众运动名义上的合法性。这很快就以红卫兵运动形式出现了。为此，毛提出了“炮打司令部”之类口号以鼓舞激进的学生。从8 月18 日到11 月26 日，在北京举行了六次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些游行是由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文革组织的，从全国各地组织了大约l000万“红卫兵”，免费乘火车并住在北京，他们手挥着林彪将军为训练他的军队编的一本题为《 毛主席语录》 的小红书。同时学校都停了课，大专院校都关了门。不管毛的罗曼蒂克意图是什么，反正“红卫兵”这时投入了各式各样的破坏性的活动，人们叫做“打、砸、抢”时期，就是闯人富裕的人家和知识分子的家庭，烧毁书籍、手稿，污辱和殴打居住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号称“破四l 日”― 旧思想、I 日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这些青年学生，男女孩子们，游街串巷，挥舞着红色臂章，对所有和海外有关系以及有知识分子气味的人任意伸张他们的“道德正义”。
到1966年底，毛的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的横行霸道，从打击一切带有“资产阶级”味道的人提高到“揪出”党内和政府里的人去讯问和折磨的地步。很快他们就把原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号叛徒下手了。刘、邓和其他许多人被辱骂、监禁和公开羞辱。毛和他的支持者动员城市青年对于国家和党的中央机构都给以严重打击之后，显然以为他们已经造反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所希望的革命即将有成果了。同时，中共党内遭到攻击的领袖们面对着组织还松散的“红卫兵”― 从各学校来的男女学生、政治积极分子，在1966年夏天也支持站在他们一边的“红卫兵”进行对抗，实行武斗。党的机构当然比较强大，但是毛掌握着权力的杠杆，而且他最后是完全明确地倾向于党的破坏和重建。
夺权
运动的第三阶段是l967 年1 月的“夺权”。夺权是北京发出命令，由红卫兵和其他的人在全国各城市同时进行的。原来的官员们被从他们的办公室赶了出来，他们的文件档案全部受到检查，很多烧毁了。他们的位置由毫无行政管理或领导经验的年轻人取而代之。这时候年轻人们已经派别林立，互相攻许不休。
在这以前，人民解放军都是靠边站着，看见那些破坏活动进行而不加千涉。但到1967 年l 月，军队被指派帮助反修正主义的革命派，反对保守的反革命派。可是，形势的发展超出毛的控制，人民解放军成了社会上惟一统一的力量，而且越来越变成当地的权力重心。在这以前，只有地方部队而不是主力部队被牵涉进文革。他们和地方党组织互相交插，很难参加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去，而革委会是今后新省政府的准备阶段。人民解放军的地方部队是要通过“军事管制委员会”维持治安和保护公共设施的。但是要省县地方驻军出面“支左”反右，他们都觉得不能控制局势。只有四个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结果是中央文革小组把省区解放军中不听话的官员清理出去。即使如此，l967 年7 月发生的“武汉事件”表明地方部队难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工具：武汉卫戍部队的一个独立师把来自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个成员绑架走了。北京只得借重主力军的帮助，才控制住局势，建立起“革命委员会”。毛下令叫“红卫兵”抓“军内一小撮”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后，形势就越来越乱起来了。中国简直陷人内战状态。“红卫兵”各派之间混战起来，地区的解放军也参加进来，帮这个，打那个。l967 年9 月以后，对各军区指挥官的攻击停歇下来，帮派之间的斗争却像野火一般蔓延，在地方军队和主力（野战）军之间也开始相互斗争起来。北京对待这个危机的办法，是下令所有人民解放军禁止支持斗争的任何一方，同时进行政治训练。但是，到l968年，派系斗争甚至在各主力部队中间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毛的最后一张牌就会不起作用，他也就完全不能控制局势。在这些压力之下，毛终于在1968 年7 月不得不下令解散“红卫兵”。他说“红卫兵”没有能够完成他们的使命，并命令人民解放军建立各省的革命委员会。’‘红卫兵”解散之后被大批遣往山区和农村，．从政治上层一下子跌人底层。那些接替他们的积极分子改称为“造反派”； 他们的堕落也同样地残酷和可怕。同时，因为群众组织纷纷解散，军队没有支持这一方打击那一方的压力了。最后的结果，革命委员会都由军人来控制。大多数党委第一书记都是军人。
外文关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即从l968 年7 月到1969年4 月，毛准备重新整顿这个国家。领导人中间有2/5 以上是军人，2/5是新的和老的党员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只占一小部分。在1969 年，由于新参加领导班子的党和国家官员的水平同他们的前任比较起来一般都低，所以军人的控制是有保证的。
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是1969 年4 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当时林彪发表了一个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党章，以取代1956 年的党章，其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党员的条件特别重视阶级出身。新的党章比老党章简短多了。关于党的组织写得很暖昧。但林彪将军被定为毛主席下面的副主席，并称他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1500 名代表中，2/3的人穿军装。新的中央委员会中45 ％是军人（ 1956 年中央委员中19 ％是军人）。在另一方面，群众组织的代表中并不包括众多的激进学生青年。他们之中2 / 3 是省一级的领导，他们大多数都是新进人中央委员会的，可是平均年龄约为60岁。中央委员会不但军人占多数，而且高学历和做外事工作的比以前少多了。
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受到无意义的狂热影响，吃亏很大。因为当时的思潮不仅是反对一切旧事物，同时也反对一切洋事物。反对知识分子和排外是相互并行的。1965 年当周恩来以特使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