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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却是一清二楚的。很明显，对311案的失败，稍稍有点侦察工作知识的人，都不难找出其中的症结。从那天和严君、周志明在他家里谈过话之后，他就动了写这封信的念头，他那天对这案子做的那一大段分析，实际上也是借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事情越想越清楚，越想，就越能看出危机感来。311案的失败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能不令人忧虑，要是老这么搞案子，侦察不讲侦察的方针，审讯不顾审讯的原则，愚昧无知、毫无规格、阻塞言路、个人独断，怎么能像整天叫唤的那样，“无往而不胜”呢！
那么这封信该怎么写，倒是很费了一番踌躇，未及提笔，已经几易腹稿。他最初拉了一个大提纲，想尽量把情况反映详细一点，观点摆得透彻一点。试着写了几页，结果全都揉烂撕碎了。因为他越写越觉得，没搞过这个案子的人，投亲身接触过徐邦呈和甘向前的人，是很难通过这么一封信来分清曲直，评断是非的。于是他改了主意，现在定稿的这封信，字不满千，除概括地讲了几句案件的梗概和眼下的结局之外，中心一个意思，就是希望部里派人下来，认真总结一下这个案子的教训，为今后戒，为他人戒！
信是私下写的，到目前为止，只给大陈看过，大陈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惊讶，惊讶中带点害怕，害怕中又带点为难。
“哎呀，当初去局里开会，只有你和纪处长参加了，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其实我也不清楚，对徐邦呈的审讯我又没直接参加”
“啊，你放心，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木代表你。以后部里要是真有人查下来，我当然会说事前没有给你看过，这你放心。”
“咳咳，那倒没什么，那倒没什么。”大陈尴尬地解释着，“我的意思是，写这种信，大概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吧。”
他收回信，脸色有些不快，用一种泛指的口气说：“我怕的是，连咱们这个最讲究认真的部门里，也找不出一个认真的人了。工作上有什么毛病，出了什么事，只要牵扯了头头儿，就没人愿意出来说说话，较个真儿，大家都在糊弄，糊弄谁呢？还不是在糊弄国家！要说起这个，我倒要讲句公道话了，周志明再有多大错误，这一点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就讲认真，是真心实意地尽责任，我不是给他鸣冤叫屈，你说是不是阳！”
“那是，那是。”说到周志明，大陈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真诚了，周志明被抓起来已经满一个月，处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私下里说他的好话了。可大陈的声音依然放得小小的，仿佛深怕隔墙有耳似的，“我是说，你信里讲的什么侦察的方针，审讯的原则这些话，有人会钻空子，说你给十七年旧公安局的反动侦察路线翻案，不是我草木皆兵，事儿就是这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树林子大了，你犯不上去沾惹那些恶乌。”
大陈的口气是很郑重的，段兴玉也不得不沉吟了一下，“当然，措词上还可以再斟酌。不过，十七年侦察工作上的那一套，是不是一概不能用了，还是让历史来定论吧。”停了一下，他又一次声明似的说：“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绝不借用你们311专案组的名义，也不指名道姓引用你们的观点。知无不言，我作为一个基层公安干部，向上级反映一点情况，总不为过吧。我之所以把信拿给你看，也无非是私下里交换一下意见罢了。”
大陈迟疑片刻，索性挑明了态度，说：“我看，你也用不着署名，信迟早要转下来，犯不着让头儿们记恨你。”
段兴玉摇摇头，说：“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一躲躲闪闪地干，反倒让人疑心有鬼了。再说，知道311案情况的人一共没几个，他们要是查，还怕查不出来是谁写的吗？”
大陈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主意实在不高明，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应该说，大陈还是忠厚的，偶尔使一点小诡计，也让人觉得很拙。可他的忠厚又常常表现为安于现状，能忍则忍，对这一点，段兴玉是不大喜欢的。
那么纪真呢？如果他把这封信拿给纪真看，又会得到怎样一种反应？支持，还是反对？他早在启笔动墨的那一天，就想着信写成后要请纪真把把关，行文的角度、口气，都要向纪真讨个分寸才好。那时他居然没想到，纪真，毕竟也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之一，责任系之，利害系之，还能不能像自己这么旁观者清，实在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且，纪真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问题上，有着更甚于大陈的敏感，这一点也不能不考虑进去。
这样转念，他决定不把信带到纪真那儿去，于是空手出了门，往二楼的处长办公室走去。
纪真独自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弥漫的烟气几乎把他的身子罩起来，段兴玉走进屋子，他没有说话，甚至连低垂的头也没有抬起一下来，仍闷闷地抽烟，屋内的空气，已经十分浊呛。
段兴玉在沙发上坐下来。在这一瞬间，突然觉得眼前的纪真，他的老上级，事业上的挚友，近三十年来共忧患同欢欣的知己，竟像一个全不认识的陌路人。
“甘局长和你谈了？”段兴玉打破沉默。
纪真把烟蒂慢慢地在烟灰缸里碾碎，脸色晦暗，“谈了。”
“下午局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段兴玉随便把话头扯起来，“让我们明天去一个人到局里，说是谈周志明父亲的事，电话是打到值班室的，值班员也没问清楚。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了他儿子的事？不过，对他封锁消息是医生的建议，局里当时也是同意的。”
纪真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纸，默然递给他，他一看纸眉上的几个字，禁不住发呆了。
“死亡通知书？”
“我今天和甘局长谈完，碰上局办公室的人了，他们和我简单谈了谈。”纪真苍哑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他父亲的食道癌自从上个月确诊以后，变化发展得很快，昨天早上咽气的。”
长时间的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那，这份通知书，怎么办？”
“明天我到看守所去，交给他。”
段兴玉觉得脑门上的血都凝固了，脸部直发僵，但他还是用了一种平静的语气说道：“他会受不了，我想他准会受不了的。”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总得让他知道。”
“你知道吗？这父子俩相依为命二十年，他受不了的。”
“唉——，这也要怪他自己，如果不犯这个错误，也不至于连父亲死了都不能见一面。”
“老纪！”段兴玉声音很低，但那格外深重的语气使纪真不由地抬起眼来。“老纪，广场这件事，还有我们对这事的处理方式，不光是他一个人想木通啊，我不相信你就真的那么无动于衷。”
纪真半晌没吭声，但脸上的表情却清晰无误地默认了段兴玉的话。屋里一时又没了声响，只有楼外临窗的一棵古槐传来如泣如诉的絮语，落日余晖映在墙上，被摇曳的树叶搅成闪动的碎片，风，带了些热气从纱窗里扑进来，使人依稀嗅到一点儿夏天的气息。
“对当前的运动，对广场上的事件，想不通不要紧，转弯子也允许有个过程嘛。”纪真低低地说：“但是行为上发生抵触，性质就不同了。即便这么说吧，他要是单单在广场上应付差事，我也不会说什么，连我，连咱们全处，甘局长都认为是在应付差事。本来嘛，搞那么多人上广场上去抓人，哪儿有那么多坏人呀？可是周志明，怎么那么大胆子把密拍胶卷给曝了？我气的不是没能抓到人，悼念总理嘛，即便有点儿过火行为，也不见得非得抓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公安干部，自己想不通就这么干，得了啊？特别是一个侦察人员，使用这种手段，我不是指这件事的内容，而是指它的作法，这种作法对于侦察员来说是最可卑、最要不得的。
兴玉，咱们干侦察快三十年了，这样的事真还是闻所未闻，你也许能接受，我可接受不了。“
段兴玉把憋在肚子里的气长长地吁出来，他放弃了同纪真争辩的打算，换了个平缓的口吻，问：“这些天，审讯的情况怎么样？”
纪真摇摇头，隔了半晌，问道：“你们科里的同志有没有发现他最近都和社会上什么人接触？”
“他可不是个交际广的人。”
“晤——对。他们向阳院的主任和他是对门邻居，也反映周志明平常在家挺老实，家里也没什么人走动，可甘局长总想从他这儿抓点儿线索出来，唉，真是天晓得。另外，甘局长今天又提到了311案。他怀疑徐邦呈的逃脱和周志明有关，当然他也是以一事推一事，，段兴玉脸上微微冷笑，内心里有一股子火气一拱一拱地往上顶，恨不得摔点儿什么东西才能发出来，但他的声调仍旧平静着。
“老纪，咱们都是干了二十几年侦察了，可甘局长呢，毕竟是半路出家。对311案究竟该怎么看，失败在什么地方，咱们心里头还不明白吗。捕前没有侦察过程，审讯中指供引供，把自己的怀疑和成见全暴露给徐邦呈；对全部证据和全部情况又不做细致的综合分析，不让大家发表意见。什么‘三月计划’、什么‘特遣分队’、什么‘破坏批邓’，全是鬼话。你没有直接参加审讯，要是参加了，你也会看出问题来。我明白你当时把我调到追谣办的意思，是怕我得罪甘局长，甘局长我倒是没得罪，可你看这案子搞的，你们去边境的时候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不是应验了吗，结果比我们想的还要坏。从边界的情况看，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是准备好了接应他脱险的。要讲责任，甘局长首先应当负责，往下面一个小侦察员身上推倭，还讲道理吗？”
纪真微微点头，说：“是嘛，我也向甘局长表示，不同意他的怀疑。你要说周志明在广场事件上销毁证据，那是板上钉钉，他自己也承认的。可徐邦呈的逃跑是不是也和他有关，话就不好这么说了，没证据嘛。这个问题甘局长倒也没再坚持，不过总有点耿耿于怀的样子。”
“甘局长今天找你，就为这个吗？”
“不。他对我在预审处谈的那几条意见有看法，他认为周志明应该以反革命定性。其实，我说的那几条，也不单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预审处的同志也是这样看的，而且这个案子的审讯工作主要由他们负责。可甘局长偏偏把我叫去，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好像周志明出了问题，连我，连我这个处，也有问题了。”
“那对周志明究竟怎么处理呢？”
“我还是跟甘局长争了一下，周志明对广场事件的看法，主要是个认识问题嘛，发展到犯罪的，还是他的做法，一个侦察人员做这种事的确是很恶劣的。我原来向预审处提的意见是劳动教养三年，预审处后来定的是有期徒刑三年，今天甘局长又改成十五年，不过，不按反革命定性，只作为一般刑事犯罪处理这一条，他倒是同意了。”
“十五年？”段兴玉觉得自己张开的嘴都没法收回去了。纪真没理会他的惊愕，继续说：“甘局长又要把周志明也列入巡回批斗，我没同意。周志明毕竟当过公安人员嘛，一巡回批斗就得讲他的罪状，一讲罪状就会影响公安机关的威信，引起群众不信任，有副作用。我这个理由甘局长也扣不上什么帽子，最后改为到全市公判大会上陪斗，不单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