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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碍您吗，同志？”对面的中年人掏出一根香烟，彬彬有礼地冲她笑着说。
“不不，”她连忙摆摆手，“我不在乎烟，我爸爸就抽得很凶，我熏惯了。”她边说边注意地端详了他一眼。
中年人穿了一身浅色的西装，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品档很高的金丝眼镜，身材魁梧，面容却很斯文。他嘴里轻轻地喷出一股带甜味儿的烟雾，笑容可掬地放下报纸，向她问道：“您是去北京？”
“是的。先生也去北京吗？”她还是头一次使用“先生”这一称谓，所以说得有点儿生疏别扭。
“啊啊，”那人点点头，大概是被她的客气影响了，没有再称她同志。
“小姐是南州人吧？在哪个部I‘J工作呀？”
“我在南州941厂工作。”
“941？啊，是保密工厂吧？”中年人夸张地做出一个神秘的表情。
“咳，什么保密不保密的，就那么回事吧，卫星时代，什么密呀，没密！”
“哈哈哈，”中年人笑起来，“小姐说话蛮有意思呀。您这是去出差吗？”
“不是，北京的中央歌剧院想收我，叫我去试试嗓子。”
“啊，怪不得听您的声音很好听，原来是学过声乐的。”
中年人说话热情而有礼貌，给人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她很快摆脱开拘束，轻松地同他攀谈起来。
“先生是华侨吧？”
“不是，我是外籍华人。”
“来旅游？”
“不，我是里克贸易公司派驻南州市的代表，我姓冯。”中年人从上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递过来，“小姐贵姓？”
她很不习惯地接过名片，“姓施。”
整个一上午都在轻松愉快的闲谈中晃过去了，中年人性格开朗，谈锋很健。谈风景，谈气候，从南州说到维也纳，还谈了音乐，谈了外国的歌剧院和音乐学院，从当代十大女高音到风靡世界的“猫王”和“硬壳虫”乐队，所谈的话题几乎都是她感兴趣的，她的话也因此多起来。
“没想到冯先生对音乐还是个行家。”
“嗅！那可谈不上，我只是比较喜欢一点儿罢了。施同志什么时候登台演出，我要能赶上机会一定去欣赏。”他不知不觉又称她为同志了。
“看这次考试情况吧，我估计问题不大。”她心神信然地笑着。
中午，一个年轻列车员走进他们的包厢，通知他们现在可以去餐车用餐，小伙子说话的时候，看也不看她，只把股冲向西服革履的中年人，显然是表示正式的软卧乘客只是他。一股强烈的羞辱感和自卑心胶和在一起从她的灵魂深处冒出来，以前，即便是在当走资派子女的时候，她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这样自卑过。
餐车对硬席车厢的午餐供应已经结束了，铺了白塑料布的餐桌被擦得干干净净，又摆上了花瓶和各色水酒。这趟车的软席乘客寥寥无几，所以大部分餐桌都空着。
这是她头一回跟“外国人”一道吃饭，中年人要了一个辣子鸡丁，一个烟大虾，还要了冷盘和酒，菜不多，可两个人吃富富有余。
在她的那帮朋友中，有不少人和外国人有交往。现在交外国朋友也成了时尚，全不像过去那样躲躲闪闪，生怕沾上“洋”字惹是生非了。连过去人们谈虎色变的“海外关系”如今也成了值得四处宣扬的荣耀，甚至成了谈恋爱的价码，别管是什么丑八怪，只要国外有亲戚，立即就会身价百倍，对方也得刮目相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连不少干部子弟也纷纷往外国人的圈子里钻营了，乔笠就在南州饭店被外国人请过两次，以后便常在众人面前津津乐道那桌面上的著费和排场，还有吃西餐的那一套绅士规矩，什么喝汤不能出声响啊，餐刀不能入口啊；骨头不能嚼碎呀，擦嘴要“拭”而不能“抹”啊。过去，她一听到乔笠这类吹嘘就感到厌恶，觉得他很下贱，而现在，当冯先生向她端起斟满暗红色葡萄酒。的玻璃杯时，她一下子又觉得乔笠也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了。
旅途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她很愉快。
列车开过了丰台站，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手提包放在了床上。中年人又点起一支烟，半仰着脸专注地听着喇叭里对北京名胜古迹的介绍，听了一会儿，对她问道：“施同志对北京熟吗？”
“熟，太熟了，我以前在北京住过很长一阵呢。”
“噢，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可以不可以？”
一个下意识的迟疑在她脑子里闪现了一下，但很快就消失了。自从爸爸出来工作以后，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八杆子打不上的“认识人”来求她帮忙办事了。她早烦透了那一副副讨好的笑脸和殷勤的吹捧。可这会儿，虽然还不清楚对方所求何事，但光凭这个人，她也是乐于出力的。
“那怎么不可以，”她说，“我能办的一定尽力。”
“我这次除了办几件公事之外，主要想到北京各处名胜玩玩，可人生地不熟，施同志要有空闲的话，能不能帮我做个向导，我们一起转一转？”
“这个呀，没问题，准能叫您满意。”她很快活地答道。
“我在前门饭店下榻，晤——，怎么找你呢？”
她思索了一下，“我住在我爸爸一个老战友家，他家有电话，”她从自己的电话条上撕下一页纸，写上电话号码，又写上自己的名字，递给他，“打这个就行。”
“唉”，中年人收起电话来，不无感慨地说：“回到祖国快两个月了，事事都觉得很习惯，就是有一点受不了，没有朋友，太孤单了，想找个说说话的人都难啊。将来你要是一个人出国，准有体会的。”
“我还能出国？”她脱口问了这么一句。
“怎么不能，我想准会有机会的。啊，要是到了外面，我可以做你的向导。”
“冯先生的夫人也在国外？”
“夫人？啊，我们早分开了。”他简短地答着，并未加任何解释。
列车徐缓地驶进了北京车站，站台上挤满了接客的人群。她下了车，身体被奔来挤去的人来回撞着，回头望望，紧挨在身后下车的中年人已被拥挤的人流淹没。她的胳膊渐渐吃不住手提包的重量，疼得有点儿发麻了，头上刺痒痒地出了汗，她索性放下手提包，伸手到兜里去摸手绢，摸到的却是一张硬纸片，拿出来一看，原来是冯先生的名片，在车上她只是仓促地晃了一眼，这时不由仔细看起来。
“欧洲里克贸易公司派驻中国南州市办事处代表，冯汉章。”哼，冯先生告诉过她，所谓办事处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再下面呢？“地址：南州饭店七一二房间，电话：44071。”名片的另一侧写的是外文，她看不懂，便将它揣回兜里，掏出手绢一边擦汗，一边向左右张望着。
“何伯伯他们家没接到电报吗？这么沉的东西，一大半是给他们带的，也不来接，真讨厌！”她烦躁地用手绢在鼻尖上来回扇着凉风。
“嘿，季虹姐姐！”随着一声尖细的叫喊，她的肩头重重地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一个二十多岁的高个子姑娘站在眼前。
“玲玲！”她惊喜地叫起来，“我一猜就是你来，收到我妈妈的电报了吗？”
“没收到我怎么会来？”玲玲是何伯伯的小女儿，像个运动员一样结实，她一把抢过提包，笑哈哈地说：“你什么时候烫的头？真变样儿了，我都不敢认了。”
“越变越丑了吧？”
“得了，越变越洋了。哈哈哈”玲玲旁若无人地大笑，她的性格同她粗放的外表倒是极为相似。
她们出了检票口，在车站右侧坐上了二十路公共汽车。汽车转了两个弯，便拐上了宽阔的长安大街，她的心怀也为之一宽。
也许用不了多久，她就会离开那光线暗淡、令人窒息的配件仓库，成为北京国家歌剧院的一名演员，也许，每天上班下班都能在这条世界上最宽最长的大街上往返。她把视线向车窗外伸展出去，坦荡笔直的长安大街仿佛展示着她的广阔未来，歌剧院现代化的排练厅在眼前一跳一跳的，——崭新的练功架，巨型的大镜子，那镜子像个宽银幕似的占了一面墙··，，将来总会有机会上电影的，她最适合那种自唱自演的角色，还有咳，不用想那么多了，只要进了那个金光闪闪的门槛，凭她的天赋和刻苦，将来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是不难的。对了，还可以出国，做为中央直属表演艺术团体，出国的机会决不会少。重要的是得控制住别再胖下去了，演歌剧不同于独唱，形体和嗓子是一样要紧的出国，哦，小时候还以为哪儿都没中国好，现在，真他妈想出去看看，他们一般在哪里演出呢？天桥剧场还是民族宫？
她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幻想，实际上都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但幻想并不是坏事，特别是她，现在正是需要幻想的时候，幻想常常会成为奋斗和起飞的动力，人没有幻想就完了。
当然，幻想有时也会被现实击碎。在何伯伯家安顿下来以后，她第二天便按照妈妈给的地址找到了中央歌剧院。这是一座挺大的院子，大门口还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在站岗，她的心激动得怦怦跳起来。
“到底是国家级剧院，门口还设了岗。”她津津有味地琢磨着，顺着院子里一条弧形的马路来到剧院的楼门前，不由得呆住了。
那楼是青砖砌成的，因为旧，表面呈现出一层黑色，几乎所有窗户上的油漆都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一片，一扇不堪入目的楼门既脏且破，用五合板充做玻璃的门页冲她半咧着大嘴，她全身打了一个哆喀。
“这是怎么回事，还不如南州市歌剧院体面？”她心神疑惑地走进楼门。一声很漂亮的男高音从顶上传来，在她有些灰冷的心里发生了一点儿兴奋提神的热量，她顺着破烂的楼梯爬上去。
在三楼，她找到了妈妈那个朋友——李阿姨，李阿姨一见到她，脸上就现出吃惊的样子，好像对她的到来毫无精神准备似的。
“你怎么来了，没收到我的信吗？”李阿姨把她领到走廊上，向她问道。
她心里一跳，“什么信？没收到呀，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
“今年给剧院的进员指标没有了，我也是才听说的，已经给你妈妈写了信，我还生怕你来呢，结果还真来了，你看这事儿”
她望着墙不吭声，心绪坏到了极点。
李阿姨想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既然来了，就在北京多玩两天，回头我在剧院里请几个专家给你听听唱，如果他们对你感兴趣的话，也许还有门儿，即便不行，让他们给你指点指点也有好处。你别急，以后这儿总会把人的，现在我们就缺年轻的，哎，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她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留给了李阿姨，离开了这座破破烂烂的大楼，回到何伯伯的家里。
第二天，李阿姨果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去了。
“这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