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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前及洗漱间窗前的土地上，鞋印凌乱，一直向西（太平街方向）延伸，约十余米后混杂难辨。鞋印系：二十六号大波纹底胶鞋；二十五号男皮底皮鞋；二十三号女皮底高跟鞋；二十五号塑料折纹底棉鞋，上述四种鞋印的鞋底花纹，磨损程度与室内鞋印一致。，，看完现场勘查记录，他的脑子乱麻一团，一点儿头绪也理不出来。索性推开那厚厚的一堆记录、图纸和照片，又接着看别的材料。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他已经把现场访问记录，证人证言和审讯记录都粗粗地创览了一遍。
他用手指在隐隐作痛的盾尖按摩了一会儿，把身子重重地靠在椅背上，疲倦地出了口长气。
从现场的地形、脚印的分布这两个情况来看，无疑，房子的西面，也就是靠太平街那一面，是作案人唯一的进出口。那四个人的脚印，也已经全部查明了，穿棉鞋的是江一明本人，穿皮鞋的那一男一女是卢援朝和施季虹，剩下的大号胶鞋，便是杜卫东的了。
卢援朝和施季虹九月十六日下午四点至七点在江家做客，五点半钟左右，下了一场短瞬的阵雨，雨停后他们俩曾帮江一明把摆在洗漱间窗台上的五、六盆花搬进家内，在门前和窗下留有杂沓的脚印是不足怪的；杜卫东下午三点至五点被厂里派到江一明家修洗漱间的漏水管子，在江家行走的正常路线是从大门到室内、经客厅、卧室而进入他干活的洗漱间，干完活再由原路离开，完全不用涉足到大门外东侧的洗漱间窗下，可是在那儿的一片纷乱的脚印中偏偏出现了他的大号胶鞋的波浪花纹，他是下雨前离开江家的，而窗前的这几个脚印却没有雨淋的痕迹，显然是雨后留的。他去那儿干什么？难道真像他在口供中所说的是第二天早上回去寻找落在江家的弹簧尺，在窗外往洗漱间里张望的时候才踩下这些脚印的吗？然而这个口供的真伪除去他自己，几乎没有任何人证物证可以证明。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任何侦查人员的确都是很容易做出这样的推断的：一、从现场遗留的鞋印着，进入过犯罪现场的只有四个人，即：江一明、卢援朝、施季虹、杜卫东；二、江一明自晚七点钟离家直至第二天案发，一直参加市人大会议集体活动，夜间宿于市委第一招待所，无根据也无可能自盗铸案，因此应当排除嫌疑；三、卢援朝、施季虹晚七点钟与江一明同时离开现场，各自回家，以他们本人的情况及与江家之关系，也很难想象会为了区区几十元钱的蝇头小利而干这种穿墙越户的勾当，因此也可以排除；四、杜卫东在现场留有反常脚印，发案当晚他在单位值班，除了晚上九点钟到十点半钟被叫到厂警卫连营舍去修了一个半小时的暖气外，一整夜的时间就是一个人睡在管子工值班室，具备从晚上十点半到早晨六点半八个小时的作案时间，而且，他用来给卢援朝打家具的扁平铲与被撬抽屉上损坏痕迹十分吻合，本人又有盗窃前科，具备作案思想基础。
这么分析，当然，那天进入过现场的四个人中，只有他具备了所有犯罪条件。但他为什么要翻动那个笔记本呢？是出于好奇而随手翻看一下吗？这无疑是最容易被接受的猜测和解释。
他茫然瞧着面前的一大难材料，潜然地，原来的那个自信又开始瓦解下来，他对杜卫东所持有的认识，与这些白纸黑字的材料是 多么的矛盾，而按照道理来说，他的认识是一种主观，而材料却是 一种客观。
屋门开了一道缝，王玉山的大方脸探进来，他那大惊小怪的腔 调把志明吓了一跳。
“哎呀，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呢？食堂都快没饭了。”
他这才猛省到午饭的时间早过，慌慌张张站起来，把材料清理归拢好，往门口走去，到门口又站住，问：“老马在饭堂吗？”
王玉山一看就是个机灵人，领悟地掏出一只饭票夹子，递给他，“马队长不准在，你先用我的吧。快去，我们这食堂，去早了吃什么有什么，去晚了有什么吃什么，再晚点儿要什么没什么，快去吧，现在还赶趟。”
在王玉山的呼叨中，他匆匆道了谢，三步两步跑下楼去。
还好，食堂的饭正卖到“有什么吃什么”的阶段，唯一没卖光的菜便是一毛钱的熬白菜，要是在自新河那阵子，他也许两三口就能把这碗菜吞下去，可现在，他就跟受刑似的用这碗清汤寡水的白菜就着两个咧着大嘴的剩馒头往下咽。
“当当当”，他背后响起一阵铁匙敲饭盒的声音，在空荡荡的饭厅里十分震耳，回头一看，原来是马三耀。
马三耀把饭盒往饭桌上一扔，就势坐在他身边，“怎么样，看了一上午，发现什么新大陆了？”
他不说话，复又把脸埋进菜碗。
马三耀笑道：“早上我开了两句玩笑，你就生气啦？坐过监狱的人，至于肚量那么小吗？”
他翻了翻眼睛，没接他的话茬儿，却说：“你们在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过政治性窃密问题，材料里一点儿也反映不出来。”
马三耀抓起空饭盒，在他后脑勺上一磕，饭盒里的铁勺吮卿响了一下，“我看你纯粹是看反特电影看出毛病来了，哪儿有那么多‘秘密图纸’被窃呀，不用说你，你去问问你们段兴玉、纪真，你问问他们这几十年碰上过几次‘秘密图纸’。”他有点儿不耐烦地吁了口气，又说：“杜卫东一个年轻人，总有好奇心嘛，笔记本和钱放在同一个抽屉里，他顺手翻两下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那要是本黄色小说，他还一块儿偷走呐，值得什么大惊小怪！”
“可杜卫东本人至今不承认犯有盗窃罪，他说留在卫生间窗外的鞋印是第二天早上去”
“你听他胡诌八扯呢！现在可不是‘无供木录案’的时代了，只要证据确凿，没有口供照样定案。你看，现场勘查是很清楚的，他下午在江一明家修水管子，在江的卧室来回过往好几回，这期间江一明曾打开过那个抽屉拿他儿子的信给施季虹和卢援朝看，杜卫东发现抽屉里放有钱财之后，遂起盗窃意念，临走时暗中拉开了洗漱间窗户上的插销，为夜间行窃做了准备，这是同类案件中罪犯常用的手法。可是杜卫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老手，他用布揩去了行窃时留在室内的鞋印，正好暴露了他进入现场作案的路线，他是翻窗而入直奔那个抽屉的，目标选择的很准，撬抽屉的工具也是自带的，这都说明他是有准备的，是看好了的！”
“目标选择的准，说明罪犯对江一明家财物的位置很熟悉，盗窃的目的性很明确。可是杜卫东只去修了两个小时的管子，他怎么知道江一明只在那一个抽屉里放钱呢？按说他费了半天劲儿撬开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应该是乱翻乱找一通才甘心呢，噢，这么几十块钱就心满意足啦？这一点就不合理。”
“江一明老头儿原来倒是个殷实之家，可是上个月把全部近两万块钱的存款交了党费，这事941厂人人皆知，杜卫东决不会没有耳闻。再说，941厂是每月十九号发工资，发案时间是十六号晚上到十七号早上，老头儿能有多少钱？能偷个几十块就算是大获全胜了。咳，问题根本不在钱多钱少，这些王八蛋贼养的，你就是有一毛钱他也偷！”
“那么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处理这个案件？”
“这一两天内就写出‘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报请起诉。这小子，有盗窃前科，刑满不足三年又犯同罪，构成累犯，累犯从重，这回够他一战！”
周志明还了碗，两人边说边走出食堂。在门口，马三耀说：“得了，你也别上我那儿休息去了，刚才你们处里来了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去了，叫你下午回去呢。”
“什么事？”
“木知道，好像是开会吧。”
“那你晚上还在这儿吗？有些卷我还没看呢。”
“还要看？你小子能看出什么名堂来？真是犯犟！好，你要看就来吧，我今天晚上值班。
告诉你，明天可就看不上了啊，‘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一报，案卷材料都得跟着走。今晚上你要是还挑不出刺来可就别怪我不给你看了。“
周志明笑了笑，“行，不怪你。”
下午，周志明在处里的饭厅听了一下午报告，是政治处从南州大学请来的一位讲师讲国际政治情况。因为是要求全体干部都要参加，所以科里才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的。一下午，说实在的，他几乎就没听进去一个字，而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梳理看完卷以后的麻乱头绪。搞案子非得这样反复琢磨、反复想，直想得烂熟于胸不可，不把所有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条件、线索、原因、结果统通理清楚，那你就休想挑出毛病来。
散会的时候五点了，在从饭厅回办公室的路上，他把案卷材料记载的大致情况，向段兴玉叙述了一遍。
“案情倒并不复杂，你现在有什么看法了吗？”回到办公室，段兴玉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我？这个”他苦笑着摊开两手，“一下子接触这么多材料，还有些蒙，至少现在还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段兴玉靠在桌子上，思索了一阵，迟疑地说：“认定杜卫东盗窃的直接证据，好像弱了些吧？”
“直接证据？”他心里豁然一亮，一直潜在肚子里的那个说不出来的股俄感觉，竟让段兴玉的这句话一下子提纲挈领地点明了。对了对了，从案卷上看，杜卫东虽然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并且在现场留下了足迹，但这都是证明案件某一侧面或某一片断的间接证据，并不能像指纹那样可以直接认定他的犯罪，也许他那天从晚上十点半到早上天亮的确是在值班室老老实实地睡觉呢；也许那可疑鞋印真的是早上他去寻找弹簧尺而留下的呢！这都是不能排除千万一的事。抽屉上被扁平铲破坏的痕迹，鉴定结论上只说与杜卫东做木匠活儿的那把扁平铲锋口吻合，并没有排除同类的其它工具，至于说社卫东利用修管子的机会窥得财物，预先打开窗户插销，则更其属于主观推理了。严格地看，认定社卫东犯有盗窃罪的直接证据似乎一样也没有！
“对！对！”他不由鼓起掌来，“我就是这个感觉！”
段兴玉还想说什么，严君进来请他去值班室接长途电话，他临走拍拍志明肩膀，嘱咐说：“这两天你再去刑警队把情况了解详细一些，重点是看有没有政治性窃密的可能，有什么想法带回来商量，不管你和马三耀多么熟，在兄弟单位也不要指手划脚的，发表意见千万不要太轻率太任性，人家也是经过了大量查证工作才下的结论，况且这个结论还要经过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审判活动两道关口的考验，案子究竟是错是对，大家都在负责嘛。”
他点点头，心里明白，段兴玉说了这么多，主旨还是叫他尊重别人。
段兴玉走后，他正想收拾一下自己办公桌的抽屉，严君走了过来。
“哎，刚才施肖萌来了个电话。”
“她回来了？什么事？”
“叫你下了班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门口去，她在那儿等你。”
“到那儿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
“就说这个？”
“就说这个。”
“你怎么说的？”
“我说呆会儿告诉你。”
“咳，我今天晚上还得上刑警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