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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因经常来图书馆，与毛泽东较熟，慌忙赶出来一把拉住了他，好言劝慰道：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青年人容易冲动，千万不可当真呀！”
毛泽东愤愤然一甩手说：“我总算领教了‘新潮社’老爷们的民主和平等，记住，我这一辈子都发誓不改湖南腔！”
因下班时间未到，他只好在门口来回徘徊。当里面散会时，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讨好地向这位倔强的工友点头致歉。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经范文澜一提醒，他大度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摇了摇说：
“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唉！我们实在太忙听说你在《新青年》还发过文章咱们今后抽空再聊吧！”
毛泽东和蔡和森此时已搬出杨家大院，与湖南学生租了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一座简陋小院。由于八个人挤在一起睡觉，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每人只能占一块方砖宽的地方，常挤得筋骨发酸。夜里有事起来，还要轻声招呼左右的人。那天他回去一说，众人都很气愤。觉得就连堂堂的北大，都如此等级森严，更何况其他学校
在这个秋凉如水的月夜，毛泽东却失眠他抽着烟来到院子里，见房东大嫂的东房还亮着灯。这是一位很腼腆的中年妇女，发现湖南人不会做面食，常闹笑话，就动手教他们做饭。他是个特别敏感的人，又想起了一件不算愉快的小事。
毛泽东在读书时就对哲学发生了兴趣，听说胡适以《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编了本专著，还请蔡元培写了评价很高的序文，准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哲学系研究所搞了一个小型的学术讲座，请胡适谈谈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毛泽东也欣然赶去旁听。这次讲座办得很活跃，由留校的第一批研究生冯友兰主持。
冯友兰相貌堂堂，有点正人君子的味道。他的发言令毛泽东大开眼界，从心底里佩服胡适治史的那种革新精神。
冯友兰说话时胡适就坐在旁边，左手托着下巴，面露得意之态。
“胡先生以前的哲学家们，无论有没有新的哲学思想，著书时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的。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胡先生的这部书，却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胡先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胡先生的革新精神在史学中的自然流露。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全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守旧的人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读古书写文言文的人。不料提倡白话的胡先生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绝不让于清代的乾嘉学者。这无疑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也更增加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胡适见好话都被这位学生说完了，就换了个话题谈起实证主义，还透露了杜威明年要访华的消息。最后，留出时间让大家提问题。毛泽东就举起手提了个问题，好像是问杜威的实证主义与他这部书的关系。也许又是听不懂他的乡下话，也许因为自己是个没有注册的旁听生，反正胡适飞快地问清了他的身份后，就又管自己滔滔不绝地演讲下去。临别时，他热情地一一与人握手，包括自己，却一句不提刚才的事。
毛泽东怅然长叹了一声，悟清了一个道理。夜空中，他把目光投向了苍茫大地，自言自语地说：
“看来中国的所谓名流学者，一旦成为权威就以救世主自居。对待下等人，就会拿出地主对待佃农的腔调。唉！翻开几千年的史书，居然没有一本书是为我们的农民写的。可是这帮贵族老爷们恰恰忘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是个农业国家我今后一定要为农民写一部拯救他们出苦海的大书！”
果然，他在半年后返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豪迈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发出了史诗般的宣言：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如果追溯起这种狂飙突进的激愤情绪，可能与他在北大的最初遭遇有关。谁都知道，在他今后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从来就没有对那些独立的自由派知识阶层，有过丝毫的好感和同情。
10
一个巨大的喜讯，掠过茫茫大洋，震惊了世界：
“德国战败了！协约国胜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的消息，令千疮百孔的中国舒缓出一口长气。知识界和老百姓欢欣鼓舞，各派政治势力，各种党派，包括东交民巷里的各国使团，又开始了紧张的盘算和新一轮的交易。
教育界首先激动起来。11月14日，经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一个叫欧战协济会的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北京城里六十余所大、中、小学校的三万名学生，在高奏的军乐队开道下，欢呼着穿过大街涌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和友邦人士都站在使馆前鼓掌欢迎，对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真是感叹不已。最后，游行队伍齐集在天安门广场，推选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主持演讲会。美国、英国和法国公使，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那天他回家很晚了，虽两腿发酸，却兴奋得面颊发烫，两眼放光。黄仲玉正等着他吃饭，见菜凉了，又去热了一下，还为他烫来一壶醇香的绍酒。
蔡元培先和她痛饮了一杯，高兴地说：
“哈！公理总算战胜了强权。这次协约国的胜利，证明了我早年提倡的‘互助论’，是代表人类大同理想的。为了庆贺胜利，我已决定北大于明后两日在天安门举行群众演讲大会。哎！仲玉，你能否为我挑一件像样的衣服。我和仲甫、守常、胡适，还有马寅初、陶孟和等人都要登台亮相呢！”
黄仲玉苦笑着叹了一声，放下筷子，去屋里取出一张记账单，脸色为难地递了过来：
“我早已翻过箱子了，几件旧长衫都有补丁。唉！讲起来一月六百大洋，可待你东捐西送剩给我时，连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不好意思，我又开始卖点画昨天，有位姓戴的老板订了几幅山水，待润笔费送来时，我一定为你做一套过冬的新棉袍。”
蔡元培愧疚地望着日见消瘦的黄钟玉，他曾几次劝她去法国医院检查病情，都被婉言谢绝了、原来是因囊中羞涩嗨！自己真是位粗心的丈夫，他慌忙低头看起本月帐单。不看则已，一翻竟大吃一惊。
本月助徐悲鸿赴法国留学二百元。
为留法俭学会各学校募款义演购票五十张，每张现洋二元。
为赈湖南兵灾捐款伍拾元。
为北大教授陈介入逝世一周年，接济其家属伍拾元。
为请北堂医院院长贝熙业博士兼任北大校医，请杜伯斯古任北大讲师
宴请三十元。
张菊生来京商谈与北大出书事宜，宴请十五元，返沪前送土产伍元。
助刘姓门房奔丧东北川资拾元。
何以庄婚娶赠礼金拾元。
唉！看来自己真是太不顾这个家了！整日在外奔波，威廉已长成大姑娘了，伯龄也开始有了独立见解。常想和父亲交谈对时局的看法，每次他回家时孩子却早已睡上月说好给女儿做生日的，还许愿带全家上一次馆子。结果又因为忙，令威廉伤心了好久。
这天晚上，蔡元培早早地陪夫人休息他轻轻地拥着含辛茹苦的她，动情地说：
“仲玉！待忙过这阵子，我一定抽空陪你去医院。你跟随我这些年，太亏了”
黄仲玉无声地流泪了，把头紧偎在他的胸口，柔声地说：
“我如果有病，也是心病。这些年，我真为先生担惊受怕呀！每天一见你平平安安回来，才会松口气”
两人望着窗外的月牙儿，又甜蜜地回想起往事。记得当年他公开登报提出择偶启事后，犹如石破天惊。女子不缠足而识字者，在当年可能要派人打着灯笼找遍全国才凑巧会遇上一位。而身为翰林老爷却公开声明不娶妾，这无疑是对权贵阶层的恶意挑衅。至于后两条，在晚清就连很想再嫁或离婚的女子也羞于启齿呀！黄仲玉却被对方的浩然正气吸引了，芳心摇曳之际，便托父亲朋友捎来一幅精心绘制的写意山水。虽托言赐教，心迹已披露无疑。婚后，夫妇相携来上海南洋公学。蔡想让她先学会一点持家本领，再将前妻所生幼子接来，让她学着当后妈。
没想到仲玉果然是位诗书佳人，单独开伙的第一顿饭就烧糊而第二天，又炒菜忘了放盐。蔡先生却吃得津津有味，连半句不满都没流露过。弄得新夫人不得不向朋友自我揭短，歉疚地说：
“蔡先生这人也太好侍候了，饭烧糊了他说好，菜没放盐他也说好。摊上这么位好丈夫，真是八辈子也不后悔哟！”
以后，蔡元培与一位高僧黄宗仰，号乌目山僧的创办了爱国女校。黄仲玉也幸运地参与了筹建，并成为中国第一所女校的教师。
接连两天的天安门演讲，北京市民倾城而出。毛泽东也跟着已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新创办的《京报》主笔邵飘萍，在拥挤的人流中学习采访见闻。他的身后，是好友蔡和森、谭平山和邓中夏。只见大街两边，家家门上插着国旗，人人口里高呼万岁。广场上，蔡元培正和北大诸名流，分头在中央公园等处，向群众大声地演讲。
他先拿出笔和速记本，涌向蔡元培的身旁。蔡先生今天的演讲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见他穿一身灰色长衫，胸前佩戴一枚新校徽，尽可能地放高声音说着。
台下群情激奋，欢声雷动。毛泽东匆匆地速记完还来不及核对，就被蔡和森一把拖走
“快！那边守常先生要演讲了，题目是《庶民的胜利》！”
当李大钊身穿棉布长袍，裹着灰色毛线长围巾，阔步登上讲台时，数千名听众发出了阵阵掌声。
毛泽东惊喜地听着他用沉稳的语调，讲起俄国的十月革命，讲起了一个驱逐了富人、由工农大众领导政权的崭新政府。提出了走俄国人的道路，先联合为自由而奋战的劳苦大众，竭力打破国内军阀的强权，再竭力打破各国强权的崭新主张。最后他用充满激情的声音，豪迈地宣布：
“未来的世界，必是赤旗的世界”
只听见背后传来了不满的声音：“北大怎么一下子成了苏俄分子的聚散之地？”
他回转身，见是一位肥头大耳的贵族老爷，正面色不悦地与几位阔气的随从议论著。旁边突然冒出了罗家伦，有点卑微地想上前搭讪。
正在这时，人群中飞来一声怒斥：
“王揖唐！你这日本人的走卒，安福系的头目，也有脸来此丢人现眼呸！”
原来辜鸿铭也来看热闹王揖唐一见是辜疯子，知道不是对手，忙悻然而去。听说前不久，安福国会选举时，某安福系政客曾去贿赂这位大名流。当时的《议员选举法》规定，只要选举人有学位文凭即可得二百元。辜鸿铭听了先摆起架子：
“人家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
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