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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煊拿出两篇自己的文章，递了过来。
黄侃仰面喝下一杯烈酒，大声地说：
“我已看过了，全是痛快文章。对那帮简单、粗暴、霸道的人，就得进行反击！”
他因得意门生傅斯年的反水，这些天正恼羞成怒呢。
刘师培细细翻阅后沉默不语，文章虽有火气，但还是表示了与《新潮》争鸣、商榷的态度。他也觉得仲甫和玄同等人有点偏执了，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准。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并不能让人认清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容易引导学生误读历史。所以在心里，他也有抵触情绪。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的人了，也知衰弱的身体来日不多。满腹经纶急于传授，但已不能在课堂高声讲课，否则就会引起剧烈的咳嗽。他想了想，见二位正急于听自己表态，便理智地说：
“我以为《国故》的宗旨应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探讨，尽可能与现实无涉，与所谓的封建复古更无涉。我也准备了几篇论文，有文字训诂方面的，也有谈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之，我不反对必要的争鸣，但更希望看到一些治学精于考证的学术论文。”
这就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的文化态度。对于一个真正做通天下学问，雄踞在中国文化之巅的人，其实倒始终怀着一种笑做学界的真性情。在北大新派们的眼里，他和住对面的崔适老先生，该同属旧派之列每天早晚出门相见，两人也恍如谦谦君子，总是弯腰行礼。但一到课堂就不同了，他对老先生的今文经学竭力抨击，一一指出荒谬之处，丝毫不留情面。而崔适也毫不示弱，常在对面课堂破口大骂这位年轻的国学大师。但只要一回到寓所，在门口相遇，又依然彬彬有礼地互相问候。
《国故》月刊就是这样出笼的。由于《新潮》的后面站着激昂的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还有那位鲁迅先生，加上他们的顾问又是爱标新立异的胡适之。所以一创刊，就被社会舆论自然而然地推到了北大新派的对立面。三十六岁的刘师培也万万没有料到，他一夜之间又变成了面目可惜的封建遗老，专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由此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呢！
4
我们的故事又得回到绒线胡同的林琴南寓所。
1919年的林宅，也确实一度门庭若市，闹哄哄地成了另一股势力的风暴口。林琴南至今仍像一只怒发冲冠的老公鸡，沉浸在去年那场“双簧戏”的耻辱里。
“钱玄同太可鄙了，他是将对桐城、文选派的所有仇恨，都泼到老夫头上。化名王敬轩，以追星的口吻捧出老夫当活靶子，让刘半农这小滑头痛痛快快地往死里打。这口气，今天总算熬到头”
此刻，他正在慷慨陈说心头之恨。午后的斜阳，懒懒地照进了他的客厅。茶几旁坐着安福系的几位遗老，其中那位叫张元奇的同乡，还是新贿选上台的议员。
林琴南终于吁出了一口怨气，令在一旁侍候的张厚载去书房拿来新写的文稿。他举起一支苞浆油亮的潇湘竹烟杆，先“叭嗒叭嗒”地猛吸了几口，不无得意地说：
“我以春秋笔法，写了篇小说，将陈仲甫、钱玄同和胡适之三大减人痛斥了一顿。你们可以先睹为快，发表后肯定轰动。”
张元奇拿起这篇题为《荆生》的小说，一口气读了下去。觉得非常解气，那对浮肿的金鱼眼里，泻出了浓浓的快意。
“琴兄宝刀不老写得好，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哈哈！”
另一位遗老看了，也连声称赞。林琴南想象着小说出来后那伙贼人惊慌失措的狼狈样子，忍不住放怀畅笑起来。
小说不长，全用文言。说的是某一天，有皖人田必美（自然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即钱玄同），伙同刚从美洲回来懂哲学的狄莫（指胡适），同去陶然亭游玩。在一间房子里，三位莫逆之交神侃起来。抨击孔子纲常伦纪，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正当温酒陈肴，谈兴正浓之时，忽闻一声巨响，只见板壁破裂，跳出一位手提十八斤铜铜的伟丈夫荆生。荆生怒目圆睁，手指三人斥道，你们刚才在说什么鸟话？泱泱华夏四千年，以伦纪立国，以礼仪安邦，尔等身为文人，为何要毁灭它？又竟敢以禽兽之言，打扰我耳根清静！田必美刚想开口争辩，伟丈夫已举起二指按住其额头，他便脑痛如锥刺般叫嚷起来。荆生又一脚踩住狄莫，令狄莫腰痛欲断，大声求饶。金心异是个近视眼，荆生狂笑一声摘下他眼镜往窗外扔去。金心异怕死，如刺猬缩成一团叩头请罪。荆生这时大笑起来，说你们这些貌似李蛰的狂徒，简直是人间之怪物。今天我本不应接触你们这反常的禽兽躯干，回去我当用香汤好好洗一下手脚。我不想玷污这神圣的铜铜，还不快滚下山去，让饿鬼来收拾你们吧！三人抱头鼠窜，一溜烟逃下山去。回首见危（木阑）之上，伟丈夫荆生正高举铜铜，作狞笑状也。
张厚载也很得意，一副摩拳擦掌准备决战的样子。这位北大法科政治系的学生，还是挺有些谋略的。见他胸有成竹地说：
“我马上寄上海《新申报》。另外，学生打算以通信形式在《神州日报》开辟专栏，与琴师遥相呼应。就说陈、胡等人，因思想激烈，已受政府干涉，目前陈己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各报一听这种新闻，定会竞相转载，新派军心将为之动摇。”
三位遗老闻言大笑，张元奇又问林琴南：
“你这伟丈夫可是指徐树铮？”
林琴南自负地摸了一下银须飘飘的下颏，反问道：
“有又铮在，还怕谁？老夫这次是将老祖宗的文武绝招全搬出来哈哈哈！”
张元奇又问张厚载：“北大有何动静？听说黄季刚往往一节五十分钟的课，要用半个小时来谩骂白话文，还常指名道姓抨击新派，语意尖刻痛快。”
张厚载不愧为兼职记者，收集了许多情报，他恭维地望着林琴南说：
“只要琴师登高一呼，北大很快会有反应。现在陈、胡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辜鸿铭有一次就讽刺胡适，说白话的‘妓女改良’不通呀！既然已经‘良’了，还要改什么？难道是要‘改良为娼’弄得胡适很下不了台。还有黄侃骂钱玄同尤为刻毒，说钱玄同野狐禅，辱没太炎门风。并称他一夜之发现，为钱赚得一辈子活路。他说自己是在一个晚上，发现古音二十八部的。而钱在北大讲授的文字学，就是他这一夜的成果。最近，还听说刘师培已准备创办《国故》月刊，与《新潮》对垒。而据晚生观察，胡适对一味叫骂已兴趣不大。教授中对陈仲甫不满者，大有人在呢！”
林琴南也不悦地附和道：“关键还是蔡元培在做后台。这人真是浑透了，堂堂前清翰林，居然会相信白话文？当年老夫与他在杭州私交不错。到时候写封信开导开导他。”
张元奇身为国会议员，口气自然也大一些。他不满地说：
“这傅增湘也不像话，身为教育总长，对北大一味放任不管。好在国会在我们手心里，他再庇护新派，我们就联名弹劾他和蔡元培。哼！想换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
5
蔡元培已好几天没来上班了，案头上堆着许多信函和报纸。开年以来，他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巴黎和会。他和许多社会名流一样，对徐世昌派出的陆征样总有点不放心。所以他和汪大燮、林长民等人，一直寄希望于梁启超的外交斡旋。并采取了各种形式，利用民间的力量声援梁启超和中国代表团。
他们先联合发起了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借熊希龄的私宅花园开了成立大会。又在2月12日，假座北大法科大讲堂，成立了由国民外交协会原班人马为主的国际联盟同志会，推选梁启超为理事长，林长民为总务干事，通过了要求巴黎和会必须解决的九条决议案，致电顾维钧专使及梁启超，请他们设法在和谈时提议鼓吹，督促签约。
所以今天，当蔡元培在办公室读到林琴南的小说时，自然会以鄙视的神情，在《新申报》上愤怒批下八个大字：
无聊至极，不予理睬！
在这关系民族存亡的年代里，他确实还有许多正事要做。北大的教学改革也到了关键阶段，更需要他集中精力去运筹帷幄。通过两年多的整顿，北大已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教授队伍和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当时的北大，已拥有教授近百人，平均年龄只三十多岁，学生已接近二千人。他的记事牌上就写着近日要办的几件大事：
2月19日，出席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改组大会，拟发表演说。大会将进
行职员选举，产生正副会长和干事。
2月26日，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签订《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合同。每年
十册，每册以十万字为率。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均由发行
人代垫。
拟请美国天数博士来校演讲天文学，除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外，校外愿
听讲演者，亦可来听。题目为《近世之天体物理》、《太阳概论》、《恒
星概论》。
已收到北京青年会为贫儿院举行募捐大会邀请，拟起草《贫儿院与贫
儿教育的关系》演说稿。
胡适已从绩溪老家奔丧回校，把夫人江冬秀也带来了，住在南池子级库后身八号的新居里。他是新潮社的顾问，这天下午，应傅斯年、毛子水之约，来到了图书馆隔壁的《新潮》编辑部。
胡适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攻击他的小说《荆生》。他先是有点气，堂堂胡适之，居然被污蔑成贪生怕死的狄莫可见这些国粹党，已堕落成国渣了，不是君子所为。但是在学生面前他却没说什么，只是挺绅士气地一笑，将报纸扔到废纸篓里去
今天他们要商谈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提倡新文化要不要国故，又该怎样对待国故起因还是国故社的《国故》月刊，将在三月创刊。据傅斯年说，张煊已明确跑来宣布，他们要在第一期亮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号，向新文化运动下挑战书。
毛子水拿出一篇文章，递给胡适说：
“我们打算在第一卷五号上，发表我的文章。我们想说明的观点是，近年来守旧派其实既不知国故的性质，又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罢”
傅斯年沉思着补充道：“我在文章后面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二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像胡先生说的，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
胡适觉得这也是摆在他和陈独秀这些新文化倡导者面前的课题。学生的文章观点不错，但对整理国故的回答实在很不圆满。认为整理国故也没多大益处，他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有用无用’的狭隘功利层面。他又想到李大钊那两篇大谈主义的文章，觉得这和林琴南一伙的叫骂一样无力，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们利用。他这一年多来，一直想用疑古的精神，开创一种学术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