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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铭牌通常用金属或者大理石制成，上面以浅浮雕的方式塑造某一人物的头像或半身像。铭牌下方，是职业和生卒年月。在浮雕下，经常有不知何人献上的鲜花——一支玫瑰，或一束朴素的小花。
我注意到，在这些被纪念的人物中，除了极少数政治家和军事英雄外，绝大多数是科学家、诗人、作家、音乐家。
在这些普通的建筑里，民族文化精英们留下了自己学习、工作、生活的足迹。人们精心呵护与他们相关的一砖、一木，留待后人铭记和景仰。这，已经成了苏联的一个令人钦慕的传统。
苏联人民崇尚知识、尊重科学的传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早在1725年，当东方的文明古国还沉迷于在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时候，雄才大略的沙皇彼得一世已经创办了俄国科学院。一时间，大批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的知名学者云集俄罗斯，圣彼得堡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学术中心之一。
1755年，在沙皇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支持下，罗蒙诺索夫创建了俄罗斯第一所大学——莫斯科大学。俄国的普通民众从此有了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科学与理性的光辉照耀下，俄国诞生了罗蒙诺索夫、罗巴切夫斯基、门捷列夫、齐奥尔科夫斯基、巴甫洛夫等一批科学泰斗，同时也产生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思想巨擘。俄国也从蛮荒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一跃成为具有雄厚科技基础和文化底蕴的世界强国。
苏联时期，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继续突飞猛进。其间，虽然一些学科的进展出现了停滞和曲折，但在国防、航空、航天、运输、冶金、化学、机械等领域，苏联仍然在世界上占据了领先地位。在苏联时期，涌现出诸如谢苗诺夫、米丘林、科罗廖夫、斯米尔诺夫等一大批在各自领域内具有国际崇高声望的学术领袖，也产生了十余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苏联的高等教育，不是向学生灌输现成的知识，而是着眼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判断和总结能力。
在苏联的高校里，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讲义。整整一节课，老师在讲台上洋洋洒洒从头讲到尾，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做板书和推演。
这种授课方式，一方面要求老师不仅对讲授的内容真正消化贯通，还要不断完善和补充；另一方面，学生没有现成的资料照抄，需要主动从老师传授的内容中捕捉关键的成分。
与此相对应的是，每次下课之前，老师都要布置数量可观的参考读物，要求学生课后阅读。在这些参考读物中，包含了不同作者的各种不同论点，其中有些是和老师讲授的观点相悖，甚至是违反主流意识的。
学生在阅读这些课外读物的过程中，没有现成的教条去遵循，一切需要自己去消化、扬弃、吸收。这种对于不同观点的平等接触，丰富了学生的视野，也有助于他们形成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
苏联高校的学术风气是开放的。
在苏联的大学里，至今保留着一种叫做“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中文译称讨论课）。课前，老师就某一讨论课题布置作业。课堂上，通常以一个学生的主题发言为开端，大家展开讨论。学生们争先恐后、畅所欲言，经常会就某个问题争执起来，火爆的场面层出不穷。
记得我刚进入苏联大学学习的时候，在“习明纳尔”的课堂上还不好意思开口，怕说得不好“丢面子”。后来我才体会到，在这种开诚布公的讨论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并不重要，关键是鼓励学生勇于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有条理、有依据地表达出来，在激烈的意见交锋中阐释、完善、捍卫自己的观点。这种日复一日的锻炼，对于学生们培养开放交流的心态和坚持己见的勇气是大有裨益的。
有赖于开放的学术氛围，苏联的大学成为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共存与竞争的舞台。而苏联人直率的性格，又使得不同观点的交锋显得格外尖锐。
第八章 润物无声（2）
许宝文对此深有感触：
“在学校里，经常会有某个学者的研究成果报告会。会场上，同行，甚至同事间会为某个学术观点，在众目睽睽之下争得面红耳赤，丝毫不留情面。这令我们已经习惯于中庸哲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一开始感到不太适应。
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做了成果介绍之后，系里的一位地位很高的权威马上站起来说，‘你讲的东西，在理论上和证明上根本站不住脚。’不料那位年轻人毫不让步：‘你提的问题实在没有水平。你要我证明的东西，就像要我证明我自己不是一头骆驼一样毫无意义！’这种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的对话，让我们听得心惊肉跳。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几天后再次见到他们，两人又谈笑风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苏联，就学术上的某个问题展开正面交锋是很正常的现象，不会牵扯到学术以外的其他乌七八糟的事情。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不论是真知，还是谬误，都在面对面的褒扬针砭中浮出水面。对科学真理的认知，就是在不断的争论和证明中向前推进的。相反，那种‘和事佬’的作风，才是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
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学术界的整体水平之高，学术精英群体之雄厚，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学术泰斗并没有深居象牙之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除了完成自身科研任务之外，还把巨大的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之中。
苏联的大学非常重视低年级学生的基础教育。
众多的博士、教授活跃在大学低年级的讲台上，为学生们讲授基础课程。在为低年级授课的教员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甚至全苏科学院院士的身影。他们传授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是严谨的治学方法；他们的大师风范和言传身教，对于学生科学观、方法论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毕业于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的田裕钊＇U27＇教授向我回忆起他所仰慕的一位教授：
“我上大学时，高等数学是由著名的数学家米特罗波尔斯基授课。为了激发学生对概率、概率推理、概率逻辑的兴趣，培养严格的科学态度、学会研究方法，他把一些男同学编成小组，分别到公共澡堂中，对刚刚洗完澡的男人，基于他制作的统计表，进行全身各要素的测量。除了身高、体重、腰围、手指长度等基本数据外，凡是能够在人体上丈量、可以客观记录的身体器官部分的数值，都要测定登记。学生一代换一代，但这种丈量测定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
他指导的研究小组，根据概率论中的切比雪夫一般性的大数法则，进行了不间断地统计学分析，饶有趣味地发现了许多“相关”，证明在某种人群中相关的概率。这项研究结果后来得到了公安机关的重视。据说只要知道了某一根手指的某一骨节的长度，就可能根据统计概率推断得出身体另外部分的值，从而对破案有所帮助。在与他并肩工作的过程中，学生们亲身体会了如何发掘数据、如何认识事物、如何持之以恒、如何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在和他一起完成这项工作的学生中，后来出了好几位大科学家。”
苏联教授们不仅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此，钱凌白深有感触：
“在我所就读的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有很多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设计专家。他们不仅从事教学，同时还在国家的设计局、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而且很多人都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因此，他们讲课时决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能够充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传授的知识也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马春途对他的几位苏联老师至今津津乐道：
“克雷洛夫少将是教我们概率论的教授。他结合莫斯科防空作战的实例，讲述概率论在空军作战中的应用。莫斯科防空战是二战中城市防空作战最成功的战例。而克雷洛夫本人作为苏联概率论研究的顶级专家，当时正是受命参与城市布防的设计。他运用概率论的知识，计算出敌人为了实现理想的轰炸效果，会调用多少架飞机，而我方应当如何布防地面防空炮火，以实现最好的打击效果。实际作战的结果，证实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一门看似枯燥的概率论，由于有了实际、精彩的案例，听得我们如醉如痴。
第八章 润物无声（3）
还有一位老师，曾是苏联空军战斗英雄，退役后进入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并任教。他开了一门课，叫做‘飞机机动学’。这门课讲的是在敌我双方战斗机高速相对运动过程中，如何通过速度、高度的变换，占据最有利的战术位置。这里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数学、力学的运算。这是很独特的学科，完全建立在教授本人的实战经验和理论升华的基础上。直到现在，我在国内外的各种空军教材中，都没有发现类似的内容。”
苏联老师不仅自身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也极力要求学生们重视实践，关注细节。对于苏联老师在这方面的严格要求，学习应用科学的中国留学生都有很深刻的体会。
王邻孟＇U28＇给我讲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有一位教我们农业机械化的老师，他的实践能力很强。到新开发的生荒地支援夏收时，生产队的机械坏了，他自己都能够动手修理。考试时，他会经常跳出书本，问一些需要在实习的过程中用心观察才能发现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他问一名学生，联合收割机割下的草从上面走还是从下面走，那个同学答不上来。他就要求那个学生马上出去找一台机器观察。”
研究生专业最低考试的过程令陈国藩终身难忘。
在流利地回答了若干问题后，导师突然问道：“请你告诉我，各种吊机的司机室位置都在哪儿？”面对这样一个实际问题，陈国藩一下子懵了。
在国内多年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自己一直是与书本打交道，几乎没有去过施工现场。导师只是通过一个问题，便发现了他缺乏实践经验的缺陷。
针对这一情况，导师特地为陈国藩安排了大量的实习。在喀山桥梁施工现场的漫天大雪中，陈国藩穿着欤B鞋，滑着雪橇穿行于住所和工地之间，终于补上了这一课。
陈国藩感叹道：
“师从于这样的导师，心中怎么可能容得下半点浮躁和虚伪呢？苏联很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也正是我国教育的薄弱之处。”
张开华则是通过“大跃进”时的一件小事，领教了苏联学者的“较真”：
“大跃进期间，国内有的地方放出了亩产万斤小麦的 ‘卫星’，报纸上还出现了小孩子端坐在密密匝匝的谷穗上的照片。我们留学生们欢欣鼓舞，拿着照片向老师炫耀。
一位乌克兰农学院的老师认为不可思议，他来到基辅工学院找我们了解一亩地相当于多少公顷。在详细了解了一些细节后，他摇摇头说：‘这不可能吧？这种密植的结果是完全不透风啊？’我们也不太懂农业知识，无法说服他。没想到，他真的到自己家的田里，按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