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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等城市。
城市解放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新的任务就是管理城市、恢复城市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但是，怎样面对？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定论。
正在天津市视察的刘少奇正是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为全党解决面对的城市管理和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与发展问题，为新解放城市提供借鉴和经验。
毛泽东也同时认识到了这一个问题。1949年4月，同刘少奇在天津市视察一样，毛泽东也邀来了上海市商业界的代表谈话。
有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唯利是图。”
“共产党也唯利是图？”有人迷惑不解。
毛泽东肯定地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来自上海的资本家不无忧虑，因此，他们自称“产业界”。
毛泽东说：“你们产业界是新中国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
“那么产业界的位置摆在哪里呢？报纸上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在报纸中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有人提出了疑问。
“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毛泽东肯定了资本家对城市生产生活的重要性，要摆在第一位。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针。四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即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
刘少奇对这一思想非常重视，并在天津视察期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
因此，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和阐发“四面八方”政策。他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概括是最合适不过了。
刘少奇要求军管会提出一个规定，以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内容：所有公私工厂尽可能保证工人解放前的生活水准；提高工人生活水准目前暂时不可能，将来一定能提高；一切公私工厂必须开工，努力生产，不得怠工；私营企业主，因生产需要，可以雇请或辞退工人；雇主必须正当地使用和管理工人，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但工人必须遵守厂规，不得不听指挥；工人开会或搞其他活动，必须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活动，资方不得干涉；每个工厂需要专门做工会工作的人，可以脱离生产；工人对厂方提出的要求条件，应交工会加以研究分析，由工会向厂方交涉。一切劳资纠纷都由总工会集中审查解决。一句话，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
黄敬称之为：“不要吃母鸡，要慢慢吃鸡蛋。”
不管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总之，“母鸡”不能杀来吃，“鸡蛋”也还要“慢慢吃”。
“吃鸡蛋”，也要大家来吃，当然包括资本家。
刘少奇感觉到，必须给资本家“交底”，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1949年4月19日，刘少奇邀请天津市工商业资本家座谈，参加的有李烛尘、周叔■、宋■卿、朱继胜、边洁清、孙冰如、劳笃文、资耀华、王翰庭以及其他各工商业界的人士等。这些工商业界人士都是天津市工商业中占较大部分的私人工商业者，比较知名。
因为刘少奇是从北平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资本家们在谈话时就流露出探刘少奇的底的意图，看到底共产党对他们资本家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他们说：“你是中共中央。”
刘少奇非常干脆：“好！我来就是给你们底的。”
刘少奇鼓励他们办好厂，多办厂。资本家可以和贸易公司合作，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私营也只有和国营合作才能发展。
他对紧张的劳资关系提出意见：“你们可以定厂规，经政府批准，就可以执行了。至于临时工，有些可变长工，有困难的就不变。”
这一来，资本家在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任务中的地位就很明确了：完成这一任务离不开资本家的合作。
参加座谈的资本家话多起来，纷纷反映问题，献计献策。
有人说，共产党订一个计划，我们私营企业来帮你们的忙。
刘少奇点点头：“这个意见很好。公私合作是全面的，有长期的，也有暂时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私人和公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
有人说，我们怕你们的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是个大资本家，谁能和它竞争呢？
“这未可厚非。这就是自由竞争，是学你们的嘛！统制原料、市场，是普通生意人的做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刘少奇说。
资本家李烛尘憋不住谈到：前不久，他去山东销盐，事先征求天津市的意见，有人告诉他可以去。可是到了山东临清，当地的贸易公司一看来了个资本家销盐，就压低了当地的盐价，李烛尘不仅仅没有赚到钱，还亏了本，回来就一肚子气。
刘少奇批评了临清地区贸易公司的做法是不对的。他告诉李烛尘，会跟那边讲清楚，让他再去。
有资本家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剩饭。
刘少奇笑笑说：“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广，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对私人资本有所限制，实际上等于没有限制，比如铁路、航空，中国今天还没有那么一个资本家说，也要开办铁路、航空，和国营的竞争。我们的政策是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不是走旧资本主义道路。要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
李烛尘提出，要限制股息，以利润的1／3给工人，1／3作公积金，1／3作股息。
刘少奇则主张，在股息问题上，现在最好不加限制，股息提高或降低，要看对什么有利。只要钱拿到工业上去，拿出来流通，总比埋在地下好。“我主张压低投机利润，减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到底赚多少才算合法？我以为赚多少钱都合法！”
李烛尘说：私人资本能不能与公家合作，合资办工厂？
刘少奇马上同意：“我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外股参加；二是从经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则，不能称为合作工厂。”
有一子一女是地下共产党员的天津市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周叔■说：“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赚了钱，发展到2个厂、3个厂，现在还想再开几个厂。但是，不敢再开第四个厂子，厂子开多了，剥削的工人就更多了，办起来后成了大资本家，剥削越多，罪恶越大，就要受审判枪毙了。”
刘少奇说：“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你想开第四个厂子，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有功劳。”
天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卿对恢复和发展自己的企业也有顾虑，考虑到前途问题，是不是扩大生产规模后就算大资本家，资产都要没收。
这实际上是关系到私营企业的前途问题，是资本家都有的后顾之忧。
刘少奇开导他说：“你现在才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8个厂子，一共16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
宋■卿一听，这个领导说话非常干脆，当即回答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必须充分发挥私人企业的积极作用，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搞起，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有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刘少奇的风趣引起在座资本家们的一片笑声。
刘少奇一席话，打消了资本家的顾虑，纷纷表示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早日使天津市的经济走上发展轨道。
很快，刘少奇对资本家的态度和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政策就产生了效应。
4月30日，宋■卿写信给刘少奇，提出了增设新厂、扩大生产的计划。刘少奇很快回信鼓励他：“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现在，当年宋■卿主持的东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工厂——东亚毛纺厂，已经创造出天津市乃至全国有名的品牌：“羝羊牌”毛线。
刘少奇鼓励工商业资本家提出意见，帮助党和政府修改具体的政策：“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种商品抽好几种税，是妨害生产的。怎样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出一个新的税率表，由税务局组织一个会，大家商量。”
由于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因此，有些资本家觉得负担很重。刘少奇开诚布公：“你们现在觉得负担很重，我可以把公家的情况告诉你们。国家的经费是困难的，原因是打仗。这次平津战役，单八二迫击炮弹就打了十万发，一颗炮弹等于一个中农一年生产的总收入。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子，支援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你们负担比农民轻，所以他们抱怨工人、商人、资本家吃得好，穿得好，怨声很普遍。这点请你们也要顾及到。城市多负担一点，可以说服农民。我主张把这次的征额在报纸上公布，使农民知道城市里的人也负担了一些。”
另外，刘少奇提出：“公司法请你们起草，可用的话就颁布，当然是临时性的。”
在同资本家座谈时，有的资本家提出不愿听“资本家”这个词，更害怕“剥削”这样的字眼，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感觉苦闷。有人甚至从希腊字典里找依据，把“剥削者”这个词翻译成“利益分润者”。
“资本家不是剥削？如永利公司八百元开办的，今天已有这么大的发展，还不是剥削来的？你们担心生产发展后会提高股息，主张把过多的股息归国家。那，我们现在正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