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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会上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表示不同意：个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说“派”就太多了。
毛泽东开始把党内出修正主义的担心集中到刘少奇身上。
后来，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批评了刘少奇，以至于在后来的《二十三条》中，加重了对刘少奇观点的批评。
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
毛泽东邀请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长、劳动模范、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客人的名单是他亲自审定的。
对客人入座的次序，毛泽东特意作了安排。
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劳模和科学家，同毛泽东坐一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领导人被安排在别的桌子上。
席间，毛泽东说：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参加这次生日宴会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这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信号。
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
他是手持两本书到会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罗瑞卿、陈毅、谢富治等人发言后，毛泽东接着再次提出了运动的性质问题，实际上对刘少奇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说：
性质问题，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恐怕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政治局常委是谈过的，与地方一些同志也商量过，认为还是第三种较好。因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名称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不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运动，也不是叫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运动。所以，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较好。1962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
在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拿出了那两本书，发表了一番措辞十分严厉的话：
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85条，中间讲道，“在法律上人人平等”，然后第87条讲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各级党委整顿好。这叫结社。
毛泽东这一番话，登时让大家感觉到如坠五里云雾中，真像一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毛泽东说这番话是有起因的：这次会议召开前，邓小平觉得这是一次一般性质的会议，曾经向毛泽东建议说，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了话，刘少奇不知道毛泽东要作长篇讲话，毛泽东只讲了个开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
毛泽东自然有些窝火。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宪法》是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也拿起过《宪法》：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
12月30日，毛泽东将《十七条》中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作了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批示说：“照改的（第二面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第二天，经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出了814号文件，通知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当天，刘少奇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并讲了话。毛泽东的批评，使他不得不在会议上表态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但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仍然没有结束。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三届人大上当选国家主席，这是他的连任。
就在当天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毛泽东说：
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工作队）学习文件四十几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联。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一千多户就去了五百人的工作队，怎么搞得开？搞人海战术不行。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我看方法要改。没有虱子不要硬找。没有虱子能找出虱子来？
毛泽东说：第二个十条“太长了，太繁了”。“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扎根串联”，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
在谈到工作队集中时间学习文件时，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
毛泽东严厉批评：“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1月5日，毛泽东再次对刘少奇提出的主要矛盾的观点作了批评：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是讲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杭州会议以来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样，不仅仅对《十七条》停止执行，而且还要修改，就成为必然。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十七条》的基础上，作了重大修改，增加到二十三条，增加了“形势”、“搞好运动的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面的工作”、“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思想方法”七条，去掉了“集团问题”一条。共形成了二十三条。
毛泽东对此文件作了修改，其中，对运动的性质问题再次在文件中加写了一段文字，严厉批评刘少奇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的观点：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非常明显，这也引起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对这种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出现的分歧忧心忡忡。
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经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
刘少奇接受了这些意见，会后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其后，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作了记录，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似乎对刘少奇有所原谅。
在不久后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当着许多中央领导人的面说：我批评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
众人心中提起的千斤巨石落了地。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好像已经圆满地解决了。
但是，毛泽东接着就点燃了打倒刘少奇的导火索。
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工作会议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将《二十三条》下发全党。
《二十三条》除批评了在运动性质问题上同毛泽东不一致的观点（即刘少奇的观点）外，同时也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中的部分“左”的偏向，如“神秘化”、“大轰大嗡”、“繁琐哲学”等，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对形势的估计，仍然是“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文件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提出“走资派”有的在幕前，也有幕后的；支持“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也有上面的，甚至有的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
《二十三条》的下发，尽管纠正了一些“四清”运动中的“左”的错误，但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到1966年3月，全国有1／3的县、社先后开展了这一运动。但随之被“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的浪潮所掩盖、所中断。
实际上，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
如果同刘少奇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毛泽东此时对刘少奇已经不信任了。后来，毛泽东多次谈到在《二十三条》问题上同刘少奇的分歧，也认为那是他“打倒”刘少奇的起点。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联系了“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把它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常委分一线、二线，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引起我警惕，还是《二十三条》的那时候。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斯诺。
斯诺：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泽东：那就早■，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诺：是新版吗？
毛泽东：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诺：那么，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泽东：嗯。1965年10月就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诺：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泽东：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