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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动合法化。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把“文化大革命”全面推向全国、推向深入。
对这一决定，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模模糊糊”，“实际上是反对的。”
接着，会议就转入了对毛泽东的“大字报”的讨论，连带着，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批判。
刘少奇在会上频频作检讨，承担责任。他在一份发言提纲中这样写道：
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绝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分组讨论的一天，刘少奇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休息时，当着众人的面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
刘少奇明白这位老大姐的意思：她是信任和尊重刘少奇的。
刘少奇平静地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
8月11日、12日，林彪的妻子叶群两次找人，指使他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14日，林彪把这份材料通过江青转送给毛泽东。
这表明，不仅仅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批评，来自党内的冷枪暗箭，也开始纷纷射向刘少奇。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突然提出要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这是原定的议程中没有的。与会人员没有什么准备。
12日，全会进行表决，补选政治局委员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为七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次增加为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中国人是很重视座次排列的。排位名次的先后，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升降。
刘少奇从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显然是接班人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其后就只称林彪为副主席，其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林彪就成为了毛泽东当然的接班人。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承担责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并请求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的职务。
实际上，刘少奇不请辞，他也不会在一系列决策性问题上有什么发言权了：由于这次会议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之后就根本不可能再参与中央的日常工作了。
此时，已是狂风乍起，山雨欲来风满楼。
刘少奇只有在痛苦中反思的权利，只有检讨和被批判的权利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形势更加恶化，一片大乱。尤其是毛泽东六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造反派”的大规模活动愈演愈烈，席卷全国。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成了红色的海洋：红旗飞舞，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挥舞着红宝书，口号声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泽东走上天安门城楼，顿时一片欢腾
这是刘少奇降职后第一次上天安门。休息时，他默默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默默地点燃了一根烟，默默地吸着。
当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时，刘少奇同他攀谈：“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伍修权无话可说，无奈地笑了笑，走了开去。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集中精力对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反思，写检查。
9月中旬，刘少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努力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口径，检查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方向错误”：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刘少奇在检讨中还对历史上一系列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尤其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内容，对自己的错误“加码”。
检讨写完后，刘少奇将检讨稿报毛泽东审阅。
14日，毛泽东复信刘少奇：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少奇马上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信说：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再酌加修改，再做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9月19日，周恩来将刘少奇的检讨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
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承担了主要责任。林彪、陈伯达、康生在会议上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毛泽东并没有这么看。他在24日、25日的会议上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表态已经于事无补。
此后，刘少奇并不是每次会议都要出席，直至没有给他任何通知，他也就不可能参加任何会议。
除了作检讨外，刘少奇逐渐远离了决策层，但并没有远离“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林彪在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
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第一次上升为历史问题。
他们的历史开始被污蔑，被不知情的人们怀疑。
针对刘少奇的“革命活动”也很快逐步升级。1966年12月，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受张春桥授意首先公开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公开贴标语，撒传单：“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等等。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
12月18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召集公安部等部门的人开会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交代了工作任务、方法、领导关系等。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没有任何的中央正式文件，针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专案组成立！该专案组前后共有几批，始称“中央办公厅丙组”，后更名为“504组”，人员变动很大。在江青、谢富治的直接领导和指使下，专案组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炮制假材料、搜集诬证、假证，以诬蔑、攻击刘少奇的历史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院墙上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设下刘少奇女儿平平遭车祸的圈套欺骗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并把她扣押。12日，戚本禹指使中南海造反派“红色造反团”第二次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刘少奇在这种逆境中，所想的仍然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他对人民有着深切的感情。
在一次批斗会前，刘少奇跟子女们说：“将来我死了，骨灰交给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里，我生是一个无产者，死了也是一个无产者。你们记住，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刘少奇鼓励子女们说：“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经受住委屈，在实际劳动中接受锻炼，人民对我不理解，对你们也可能有些过火的行动，你们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国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与群众有对抗情绪。”
刘少奇默默地看着家人，想到因自己而受牵连，不禁有些激动：“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就这样，刘少奇向家人交代了身后事，平静地接受着“人民的误解”的“最大的痛苦”。
随着报章连篇累牍地攻击刘少奇、丑化刘少奇的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刘少奇受到的攻击更加变本加厉。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