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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之，魏晋南北朝时代演化出了一个以士族门阀构成的官僚群体，这是一个具有强烈身份性和相对“贵族化”了的集团，士族以其门第权势支配了官僚的铨选，并把禄位占有视为一种应得私利和身份特权。为在分裂动荡中维系统治集团的稳定，朝廷必须给官僚更多权益以为笼络，并尽量从长期合作者的家族中录用官员，从而使官僚队伍呈现出封闭性。以至人称南朝官僚组织与其说是政府的得力工具，倒不如说是“流亡贵族的福利体制”＇58＇。与门阀和皇权的“共天下”以及士族坐享天禄、平流进取的局面相适应，“分官设职”时的“效率考虑”经常让位于“优惠考虑”。九品中正制、“清途”概念、“清浊”观念及门第高下相互配合，赋予了官吏个人以凝固的“门品”。士族门阀习惯于尸位素餐，同时每奉送出一顶官帽子便等于增加了一位政权拥戴者，所以没有多少职掌的冗位冗号，便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至如十六国北朝“官”与“职”的分离，比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众多的部落贵族们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便是“选贤任能”的限度。原始粗糙的政治体制容纳不下众多子弟，然而也不能让其同于白民，所以朝廷向之大把大把地散发着各种爵、位、衔、号而毫不吝惜。这种大异秦汉的“品位分等”格局，是这个时期官僚等级制的最突出特征，由此划出了一个特定的阶段。
由散号将军构成的军阶，也是在这个时代发达起来的。大多数讨论魏晋南北朝品级秩序者，都把注意力局限在中正制和门品之上；本书则将拓展视野，给军阶应得的一席之地。军阶与军职是分离的，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品位分等”制度；它拥有首尾具备的序列形式，与唐代散阶已非常类似。而且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军号最早形成为成熟的“本阶”；文散官的阶官化，是在与军号“双授”时拜军号的“拉动”之赐，才得以完成的。军阶的性质、倾向和影响，与前述与士族政治相关的那种“品位”秩序，存在着某种重要差异，由此便可揭示出此期官阶制度演进的又一线索。
军事领域中功绩制构成了士气和战力的维系，而提升军阶便是褒奖将士之良方；军阶便于灵活处理沙场战功和军事才能间的矛盾，可以及时酬功迁级而不至变动职任，所以现代军队依然采用军衔制度。这样的理由，便可解释汉魏之际的战乱中将军号得到迅速发展的情况；两汉之际刘秀打天下时也曾涌现出众多的杂号将军，也是一个平行的参照。进之，尽管五朝门阀的典型形态是文化士族，他们以雄厚文化自重且“重文轻武”，但其时军政仍是帝国政治的重要领域。地方行政军事化了，而其后果之一就是都督和州郡长官都把军号用作位阶。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的条件之一是“流民出力”，即指以流民组建的北府兵构成了江左军事屏障＇59＇。而武将的身份标志之一，便是军阶。南朝宗王起家例授军号，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学者指出，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这样看来，军阶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出于军政的需要，具有功绩制的色彩；军阶并未被士族所独占，并不是个专意维护士族政治的制度。士族的高贵地位，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他们的军职和军号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这样，就有必要把两种不同的“品位分等”清晰区分开来：一种是由士族门第、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概念等等构成的，另一种由将军号构成。前者“散漫”地存在各种惯例、选例之中这“散漫”二字是相对于后者军阶而言的，相形之下，军阶则采取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这与唐代的散阶更为接近。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以借助引喻来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此处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军阶具有较多功绩制色彩，要较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相对较近于那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较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门品”自是指士族门第，它士族的传统权势；门第、中正品、清浊与官品、官职的错综对应，乃是一种基于惯例的秩序。士族在其中如鱼得水，很容易就能找到应得位置，对自己应该由何起家、由何迁转了若指掌；但君主的“革选”也很难使之发生重大改变，高门冠冕也不打算使之转化为“外在”的散阶序列，那样的话，反会打乱传统惯例中的既成利益格局。
“官品秩序”也就是“官僚政治性质的品位秩序”，“门品秩序”也就是士族门第性质的品位秩序。借助这个区分，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北朝文散官的进化因果。文散官在西魏北周脱胎为整齐的散阶序列，这得益于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和军号的“拉动”。作为对比，南朝不但很少“双授”之事，就连散官的阶官化、序列化也是步履蹒跚。这个对比是非常有意思的。究其原因，首先江左政治更富“文治”色彩，它因直承汉晋而保持了更大的制度惯性和惰性；进而士族政治造成的“文清武浊”观念，还使文臣和武将的职类区分变成了一道身份鸿沟，以至南朝武将获得大夫一类文散号，有时会诧为殊荣，所以“双授”在这里不大容易泛滥成灾。对士族的传统门第与中正品、清浊、官品、官职搅成一团的局面，军号想要“拉动”它们是太过沉重了。江左政权的军号，可以看成士族等级秩序的一种补充物。士族政治是官僚政治的“变态”，它多少也需要一些功绩制支持才能存活。在北朝这就不仅仅是“补充”了。北魏末年，将士们的名号觊觎使军号、散官的滥授和“双授”蔚成时风，士庶、文武的堤防都没办法阻止这汹涌而来的洪水。孝文帝以来所积累的“门阀化”、“贵族化”因素在魏末横遭扫荡，军功阶层的新一轮崛起伴随着权益的再分配，随后就波及到位阶制度上了。通过“双授”而被“拉”入阶官境界的文散官，被赋予了与军阶相近的特性，例如不是依门第而是依功加授的功绩制性质，以及清晰整齐的序列形式。由此，北朝的文散官也超越了“门品秩序”，被接纳为“官品秩序”的一部分了。
仅仅从中正品和门品立论，就很容易得出“六朝贵族制”的时代观感；而在揭示出军阶作为“官品秩序”的存在之后，我们就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甚至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历史出口”之所在。北朝的文散官反而赢得了阶官化的进步，而且这个进步是通过军阶完成的，南朝在此相形见绌，这一点相当发人深思。
北方少数族政权显然缺少南朝“文治”体制的惯性和惰性，这就为制度的变异带来了更多契机。部落贵族当然也是孕育“品位”的温床，北魏前期的散官相当发达，散号将军的普授和滥授比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与南朝文化士族占据要津的情况不同，北朝的“国人武装…军功贵族…鲜卑皇权”体制构成了政治结构的主干，汉族士族是依附于这个主干之上的，其士族身份更多地取决于当朝官爵。江左由次等士族和武将终结了东晋的门阀政治，重振了南朝皇权＇60＇；但南朝次等士族重振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南朝皇权的复兴是有限的，士族门阀盘根错节、依然是最有权势的社会阶层。国人武装和军功贵族的支持，则令十六国北朝自初就拥有一个强大皇权；骑马部落对“军功”的传统崇尚，使他们更容易把军号接受为位阶；在政治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对“军功”的崇尚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事功”的崇尚。魏晋以来趋于衰败的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遂在北朝逐渐走出低谷而再呈生机；北朝官僚的贵族化程度和“自利取向”比重日趋衰减，而“服务取向”的份量不断上升。由军功阶层造成的文散官的阶官化，就发生于这一背景之中。
北朝政治发展对官阶制的影响还不止此。此前北魏孝文帝的政治改革，便已显示了北朝官僚政治的蓬勃活力。在官品方面，孝文帝把简单粗略的九品官品析分为正从18级、30阶及流外七品，并把它用于考课进阶制度，这是一个重大进步。稍后梁武帝也制订了十八班及流外七班之制，但这不过是对孝文帝的东施效颦而已。可见北朝的制度建设已不限于学习汉晋南朝，其创制能力已足够地强大，已足以向南朝提供制度反馈了。梁武帝借鉴了孝文帝的官品析分之法，但对其考课进阶制却望而却步、视而不见，从而昭示了双方官僚政治的不同前景。
孝文帝和梁武帝时南北都出现了流内、流外之别，这也是一个重要变迁，“吏”阶层从此沦落到了“流外”。在九品官人法之下，中正二品以上为士族士大夫，三品以下则是寒士和寒人所担任的吏职。流外七品或七班，便是由中正品的三品至九品这7等转化而来的。先秦拥有爵命的士大夫与无爵的“官人百吏”或“府史胥徒”，本是两个阶层；战国至秦的社会变革打破了这种身份界限，秦汉时基本没有官、吏分途的制度，入仕者皆“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再经过察举、辟召而“迁为牧守，入作台司”＇61＇。而魏晋以来，官、吏在身份上再度一分为二，显示了事物在一左一右地曲折发展。南北朝官与吏的分途和分等是以“门品”为基础的，属于“品位分等”范畴；流内流外之制与九品官人法的渊源关系，说明它本是中古士族政治的制度遗产；但与此同时，它也具有划分高级和低级文官的积极意义，所以某些现代国家中仍然有类似的做法。
北魏孝文帝的官品析分曾经反馈到南朝，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对此期的制度传播和互动，应该给予足够的注意。这种互动也存在于北齐与北周之间。西魏北周顺应魏末的滥授和“双授”，发展出了文武散阶并立的体制，并令官阶与军阶一致化了。对这个进步，东魏北齐拒绝了前者，却学习了后者。这与梁武帝效法孝文帝的官品析分而创十八班，却拒绝了考课进阶制的做法相类，都属于政治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制度接纳和排斥。西魏北周显示了浓厚军事立国倾向，承魏末积习继续向将士“双授”军号与散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东魏北齐政权则继承了洛阳的文物人才，其“文治”色彩令其更倾向于维系“正规”和“常态”，包括散官的传统性质和文武职类的严格区别，当然客观上这反倒阻碍文散官的进化。
讨论至此，我们业已涉入“东西南北”（北齐、北周；南朝、北朝）的制度互动与隋唐制度渊源问题了。以往有一个通行的叙述模式：北朝在汉化进程中不断学习魏晋南朝，隋唐采北齐及南朝制度而不采北周。然而我们的南北朝官阶制研究，却提供了一些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