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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适逢英国轮船公司的“万通”、“万县”两轮由渝下驶抵万，停泊在陈家坦码头，杨森即派兵将两轮扣留，并电告重庆，向英驻重庆领事卢思德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卢思德急赴万，邀杨森举行谈判。谈判中，卢思德要挟杨森“立即放还两轮，始有交涉可言”云云。同时，以武力相威胁，令英舰脱去炮衣准备轰击；又由渝调来“威警号”兵舰，并急调炮兵驶万。一场武装冲突已不可避免。
9月5日午后，由英国商船改装成兵舰的“嘉禾号”装配大炮、机枪，满载英兵，由宜昌驶抵万县，与早先停泊在万县的两艘英兵舰组成战斗队形进行挑衅。下午4时30分，“威警号”拉响汽笛，示意行动开始。随后英舰开始炮击万县，双方展开激战。杨部伤亡30余人，英军遗尸13具，其中英舰长达扎尔被击毙。英舰炮击万县2小时之久，造成万县民众死伤千余人，财产损失2000万元之巨。“万县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谴责。北洋政府在内外压力下，派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与英军舰队司令辛克烈尔在宜昌谈判。结果是：杨森释放“万县”、“万通”两轮；英方停止派舰赴万至于惩凶、赔偿、收回内河航权等要求，因北洋政府的暧昧无能，最后不了了之。
卢作孚为此曾致函杨森，对杨森敢于同列强分庭抗礼表示敬意。
大过年的，杨森专程前来给卢作孚拜年，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卢作孚心里寻思开了。
“听说卢兄最近发财了？”杨森诡秘地笑道，“效益不错呵！”
“哪里，哪里！还不是靠各位帮忙。”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卢兄，我想请你出山。”杨森是个急性子，“到万县去怎么样？”
“公司事情多，走不开。杨兄还是另请高明吧！”卢作孚笑道。
“是怕我给的钱没民生公司的薪津多吧？”杨森单刀直入，“卢兄现在每月拿多少薪津？”
卢作孚伸出3个手指，笑而不答。
“3000元？”
卢作孚摇摇头。
“300元？”
卢作孚摇摇头，还是笑而不答。
“那就是30000元啰！”杨森用肯定的语气说道。
“30元！”卢作孚笑着说。
“30元？”杨森不相信，“这不可能，堂堂的民生公司总经理，每月薪津才30元？”
“千真万确。”
杨森知道卢作孚说的是实话，连连摇头，不再作声。
对于做官，卢作孚已心灰意冷。两度浮沉，使悟出了官场上的险恶。但他已经充分意识到民生公司的生存又不能远离官场，应该是“既沾其利，复避其害；又主动靠拢，以防范鲸吞。”
“杨兄，民生公司创业维艰，愚弟难以脱身，实难从命。”卢作孚说的是实情，“不过，日后杨兄如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请尽管吩咐。”
“好，一言为定！当然，卢兄你如果有事的话，尽请直言，我会尽力而为之。”杨森说完，起身告辞。
现在，卢作孚得以静心思考民生公司的发展蓝图。
多年以后，卢作孚的这次对民生公司的总体勾画，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民生公司的经营管理之中。
首先，他为民生公司的发展设计了“三个运动”。
一是“整个的生产运动”。即：“将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全部的联合。”这是卢作孚企业集团思想的萌芽期。从1927年开始，他计划“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进而谋求“连带的生产事业为一个或全部的联合”，即建立一个包括与航业相关的行业（如修造船业，为供船舶燃料的采矿业），并逐渐旁及其他事业的庞大联合企业。发展之后，在航业之外，以航业为中心开始广泛投资。
二是“集团生活运动”。即“企业的工作、生产、消费、生活等都是集团性的。在这个集团里，应当抛弃个人理想，造成集团的理想，应该抛弃个人的希望，集中希望于集团，进而联合若干事业组成更大的联合集团。”
三是“帮助社会的运动”。即“尽民生公司现代所幸得的机会和力量，去帮助社会寻求现代文明的方法，走入现代文明生活当中去或竟超越他们的前面去。”
卢作孚深知，若想实现自己的这些理想，必须在民生公司的经营过程中，不断探索，进行一系列的创新和实验，形成民生公司管理上的独特风格。
卢作孚认为：必须在民生公司强调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上的现代化。现代的物质建设，就必须有现代的技术和管理，把握了技术和管理这两个武器，才可以推动事业跑到时代的前面去。10年后，卢作孚的这种梦想——一个大型企业管理体制便告形成：第一，有了一个大体适应近代大型航业经营的管理机构，完成了企业经营的组织建设；第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企业内部井井有条的工作秩序。
他在民生公司未来发展设想中写道：“组成在总经理集权领导下，由分工不同、层次不同的部门集成的总公司，归口统一筹划、指导、管理、监督整个企业的人事、财务、行政、技术、经营各项活动。总公司下设分公司、办事处、代办处以及各个附属企业和单船等相对独立的基层单位，构成一个左右、上下之间，互相协调，分工合作的有机整体。
“在总公司内部，除各职能业务部门外，专设诸如人事委员会、设计室、稽核室之类机构，用此指导、监督、制约各职能部门，避免漏误和滥用职权。严密的系统方能保证企业领导的意图得以迅速、准确地贯彻实现。公司建立一套规章制度，用以规范每个部门、每个职工的工作，使每一工种、每一岗位、每一作业过程，都有章可循。
“采行会议制度，在思想上可以互相影响，情况上可以互相明瞭，免除隔阂；办法上可以密切领会，联络一致，可为全部计划及管理集思广益是促进事业唯二方法。”
一连几天，卢作孚一直蜷缩在这座寒冷而又寂寥的破旧庙宇里，忍受着饥寒，抵抗着零下30多度的严冬。他无法与家人分享过年的喜悦，在黄昏与黄昏之间思索、奋笔疾书。现在，一切仅仅是个开始，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座房子的模型，这个巨大的模型正支在他的头顶。他忽然想起曾国藩和李鸿章，其功过若单就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来说，功远大于过！
他再次因过于激动而难以入眠。尽管睡眠在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睡眠于他，无异于穿衣可多可少。几天来，他或趴在桌上小想一会，或是闭目养神少许，直到又一个黄昏的到来。
黄昏悄无声息地再度降临，他复又提笔，沉入那巨大的金色梦想之中。
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建设和技术管理。眼下创办一个机器厂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为适应近期提高船舶营运率及远期加强技术建设的需要。其后是创造条件，把技术研究和技术管理引向深入。总公司设驾驶研究委员会、船舶机器研究委员会，对宜昌和上迄嘉叙的航道进行详细考察，写出报告，绘制河床图，编写出《长江上游宜渝段航行指南》和《驾驶须知》等技术性文件。还要写一份《川江船舶安全问题研究报告》，计算并绘制出各船安全装载图表等等。
一个巨大的光圈，最初使人眼花缭乱，现在，卢作孚已看到了它的核心。自己所提倡的一切，都离不开人的因素，一个人须有理想，一个企业需要精神。人的问题又摆到了他的桌面。
卢作孚认为，实现现代化，根本在先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训练问题。因此，必须要求人们围绕着整个理想去活动，而尤其要求活动产生于思想。
民生公司草创之初，形成一个能吃苦、能办事的精干集体。他们是一群绝不畏事苦、亦绝不计较待遇的事业上的良友。正是依靠这种精神，破庙立业。此乃民生精神之基础。随着公司的发展，职工的来源、素质和管理，也就更加成为企业建设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眼下民生公司的高级职员，多是由公司访求、招聘，或是由学校、机关推荐、甚至重金礼聘来的，因而罗致了不少在造船、机械、航海、海商、经济管理等方面学有专长、颇负名气的人才。但一般员工大都是通过公开招考录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并不能说明熟悉航业业务，必须要搞一些短期集训。业余教育之类，以提高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部门经理以上的高级职员，必须达到90％受过高等教育，还要吸收一小部分留学生。只有这样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领导层，才能吸取近代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方法，改进经营管理；而全员的教育普及，则有利于先进管理方法的推广和普及。
卢作孚所标榜的“民生精神”并无确切的定义，但大致可归纳为几个方面：
一是实业救国和爱国主义思想。19世纪末，资产阶级中已有人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以谋求自身的发展，并作为本阶级的政治思想。卢作孚继承这一口号，赋予它以实际内容，更加具体、生动地在企业中表现出来，使之显得引人注目。
卢作孚把航业看作是“一切事业之母一立国要素”，指出：在航业工作，便是救国的企图。提出用创建先进的现代化的民族航业，以与帝国主义的航运势力相抗衡，不仅是把外国轮船赶出长江，收回内河航行权，而且要使中国迎头赶上工业发达国家，甚至跑到它们的前面去。公司把爱国宣传活动同企业的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在公司的船舶舱室和职工宿舍的茶具、卧单上，到处印有“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之类口号，号召人们关心国家危亡，并发动职工家属订出爱国公约。
二是集团生活思想。这是卢作孚改良社会的试验主要内容之一，是提倡群体合作，互相帮助以成一个最后都不至失败的集团。他写道：“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工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而民生公司就是这样一种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他要求职工把民生公司当作自己的共同事业；而个人口要忍耐、苦干就能成为出人头地的时势英雄。卢作孚以此桃源世界的幻境，诱使职工忘我地为公司的利益而奋斗，把这种理想变为职工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动力。
三是艰苦创业、勤俭朴素的思想。卢作孚非常重视开源节流，培养艰苦奋斗崇勤尚俭的作风，以利于公司的壮大和发展。他写道：“大胆生产谓之勤，小心享用谓之俭，我们应大胆用现代科学方法生产，现代有什么，我们便要生产什么；但须节省物质上的享用，任何东西我们不能生产，便不要享用。”他用禁令和查禁等办法，要求职工不嫖、不赌、不吸鸦片、不做私生意、不贪污受贿、不拿旅客财物等，以杜绝不良习性，培养职工忠于职守、遵守纪律的精神。同时，注意开展各种文娱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提倡同事之间喜庆丧吊不互相馈赠，庆仪从简，以及为结婚青年举办免费集体婚礼等，以倡导新风，逐渐养成一种与其他企业截然不同的风气这种风气正好与社会上贫困、愚昧、落后、奢淫的奇形怪状形成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