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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海-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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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过后,为了从根本上限制南人,防止南人占据重要职位,刘瑾、焦芳私自规定,两广、南直隶、浙江的官员选授不许选用邻省人担任;漕运都御史不许选授江南人担任;更有甚者,他们竟然下令余姚人不得授京官,据史料记载,这个主意正是出自焦芳。
    正德五年,刘瑾、焦芳假借皇帝的名义,裁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使一大批大有前途的读书人断了佳进之路;而乡试录取的人也没了机会和可能进京做官。同时,刘瑾和焦芳各自给足了自己的面子,擅自决定增加刘瑾家乡陕西乡试名额一百名,增加焦芳家乡河南乡试名额九十五名,美其名日“优其乡士”。
    焦芳的地方宗派思想简直是不可理喻、极端好笑的,不论是不是他的同乡,只要是北人,他就有好感。凡听到北人升官晋阶了,他就喜形于色;凡是出自北人的观点明社会整体和个人发展的统一性。,他就大加褒扬,表示附和。相反,不论何地的南人,他一律厌恶,南人的观点他反对,南人罢免他欢喜。总之,只要是与北人沾边的,他就赞同;只要是与南人有关系的,他就反对。在议论古人的时候,他也以是北人还是南人为标准;是北人,则满口赞誉;是南人,则恶语诋毁。
    但在对待具体的人时,焦芳又不论南人、北人,只要与他有害有碍的朝臣,一概视为异己。刘健是河南洛阳人,也算焦芳的同乡,但刘健为人正直,又自恃是顾命老臣,所以不巴结讨好焦芳、刘瑾等人,而且与閹党针锋相对,因而,焦芳、刘瑾将他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陷害他、排挤他。
    在刘瑾专权时,焦芳为了讨好刘道,向他推荐了张綵,这张綵不仅是刘瑾的同乡,而且与閹党臭味相投,属一丘之,貉。他们结为同党,手操重柄,为非作歹。
    奸人的勾结总是为了一己之私,当他们的私利受到了损害,便会不顾一切地打击报复,有时难免集团内部因为争宠夺利而勾心斗角,上演狗咬狗的丑剧。张綵靠着是刘瑾的同乡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保证。主要著作有与他人合著的《批判实,百般逢迎、由意奉承,大得刘瑾欢心,很快地,刘瑾便把吏部尚书的位置替他捞到手。官职提高后,张綵的势力也渐渐强大起来,而焦芳自以为对张綵有推荐之恩,经常找张綵办事,不是保荐亲信,就是安插私身,张踩依仗刘瑾的宠信,逐渐不买焦芳的帐,焦芳暗中蓄恨,天长日久,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分赃不均是狼狈为奸者最忌纬的事,焦芳借刘瑾之名受了不少贿赂,张綵向刘瑾揭发了他,刘瑾听后,顿时心生嫌恶,经常找焦芳的岔子。焦芳因为他的儿子焦黄中廷试未得一甲而常常大骂主考官李东阳,刘瑾故意“公正”地指责焦芳。有一次还说:“黄中昨日在我家试石榴诗,非常拙劣。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怎么反怪李东阳呢?”正德五年,四月间,宁夏安化王寘潘的叛乱被平息,朝廷想派使者前去安抚,焦芳打算让他的儿子焦黄中出使,乘机捞得升官进阶的资本。刘瑾便在众人面前申斥焦芳,并怪罪礼部官不该迁就焦芳的无理要求,焦芳感到万分窘困,他知道大势已去,朝廷中再没有他的立锥之地,再留下去也没有好日子过,便上疏乞归,辞官回到老家。
    焦芳的政洽生涯虽然结束了,但他却侥幸保住了一条命,就在他辞官去职三个月后,刘瑾及其同党恶贯满盈,被送上了断头台。
    不论焦芳的下场如何,他都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奸佞,他的一生为世人所不齿
 焦芳导演“黑吃黑”的丑剧
    奸人结党,没有永久的同盟,他们总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相互利用,一旦其中一方的目的达到、羽翼丰满,便不肯再与党朋平分秋色,于是巧使奸计,上演黑吃黑的丑剧。
    温体位自从觊觎阁臣以后,便把入阁掌权做为自己的最大野心,千方百计伺机夺权。他与周延儒相互勾结,通过钱谦益事件打开缺口,一路杀向阁臣的要位。但是,温体仁在钱谦益事件中虽然露尽嘴脸,出尽风头,却没能抢得头彩,仅让周延儒渔翁得利,当上了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温体位再次勾结周延儒,两人一明一暗,竟利用后金的反间计害死了大将袁崇焕,并使宰辅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浩等当权派连坐遭殃,从而又排除了一批障碍,他们通往野心之巅的道路更加平坦了。
    温体仁通过钱谦益、袁崇焕两案兴风作浪,剪除了一大批异己势力,不仅大耍了个人威风,而且骗取了皇上的好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为进入内阁做好了准备。
    在数次争夺权势的斗争中,温体仁锻炼得更加阴险狡狯,从此,他不断变幻伎俩,玩弄阴谋技巧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连拉带拽、拍打结合,以实现其向上爬的个人野心。温体位把比自己得宠的周延儒当作向上爬的藤蔓,紧拽不放,二人时常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排挤朝臣,他指望用延儒引荐、提拔他。终于,在周延儒的帮助下,温体仁于崇祯三年六月混进内阁,兼任了东阁大学士。随后,温体仁、周延儒又合伙诬陷了韩炉,排挤了成基命,使周延儒当上了内阁首辅,大权在握,一时间权倾朝野。而温体但此时羽毛未丰,他还要借周延儒之力发展自己,他紧紧跟在周延儒的屁股后边摆尾讨好,极尽巴结逢迎之能事。
    进入内阁,温体仁的权力欲越发强烈,他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势拉帮结伙,在政府要害部门安插党徒、培植亲信,另一方面极力讨好崇帧皇帝,他利用内阁地处禁密的条件,与皇帝见面多的机会,拚命表现自己,在崇祯面前装出恭顺谨慎、正派无私的样子。他要引用私人时,自己不向皇上直接提出,而是暗中指使亲信“发端”,等到皇上向阁臣讯问意见时,他再加以吹捧,假装提名与自己有关,给皇上留下一个不结党不营私的印象。他如果想排挤某人,也是唆使同党出来弹劾,他在皇上面前假意讨情,说些听起来宽容、实际上尽是激怒皇上的话,以软刀子杀人,置仇人于死地而后快。
    不久以后,温体仁在朝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此时,他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便把位居自己之上的周延儒当作主要敌人,使出浑身解数,不惜一切代价要取而代之。受袁崇焕一案牵连而被捕入狱的钱龙锡,心里一直不服,多方求人上疏申辨,有人替他向周延儒、温体仁求情,周、温二人都各要两面派手段,当面承诺,实际上根本不在皇上面前提及此事。为了假装对老臣的关心,周延儒跑到监狱中看望钱龙锡,假意表示同情。当钱龙锡当面求他向皇上说情,周延儒支吾说崇祯帝盛怒不息,自己无能为力。温体仁听说周延儒去过监狱探望钱龙锡,他也马上跑去假意慰问,还表示说如果钱龙锡有什么要求,他一定尽力而为。钱龙锡说起周延儒之言,叹息自己今生今世永无出头之日。温体仁听后,尖嘴一努,笑了笑说:没有的事,皇上根本不甚怒也。因此,钱龙锡对周延儒非常反感,把他看作奸佞小人,与钱龙锡相好的官员听说此事,也都十分憎恨周延儒。周延儒也算一个弄权成性、阴险狡詐的阴谋家,这次却被他的“自己人”温体仁狠狠踹了一脚,而他本人却一直蒙在鼓里。
    温体仁不动声色,暗中使脚绊,悄悄进行排挤周延儒活动。表面上温体仁还和从前一样巴结周延儒,他借关心、讨好周延儒之名,监视周延儒;打探他的隐私“概念的辩证法”,是思维的发展规律。基本规律是对立统一,布置好罗网,只待时机一到,整垮周延儒。
    崇祯六年,农民起义如风起云涌,已遍及了北方各省,加之后金势力不断扩张,频频入关侵扰,明朝廷陷于一片战火硝烟之中,内外交困,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身为内阁首辅的周延儒,尸居要职,把握朝政、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在他主持朝政期间毫无建树,国家面临危难,他只是束手无策,一些大臣对他极为不满,纷纷上疏弹劾,认为宰辅不得其人,误国误民,要求皇上罢免这个庸才。温体仁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一边煽动内侍大造周延儒的舆论、一边暗中唆使言官弹劾周延儒,他给周延儒定了几条罪状:一是周延儒纵容子弟为害乡里,激起民忿,逼民造民反。二是周延儒荐人不当,玩忽职守,以致国土沦陷,百姓遭殃。三是暗通盗贼,接受巨盗神一魁的贿赂。这些小题大作、夸大其辞的弹劾并没有引起崇祯民重视,温体仁眼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再度唆使亲信党徒上疏参劾,找了个特号的大帽子扣在周延儒头上,告发他结党营私、任甩亲信;目无礼法,诽谤圣上。这下可触到了崇帧的痛处,当即天威震怒,下诏逮捕了周延儒的亲信爪牙,严加拷问;周延儒也受到了崇祯的冷淡。周延儒一下子跌进了四面楚歌的狼狈境地,凭着多年来暗算别人的经验,他知道这回是遭了别人暗算,周延儒四处活动,找人说情,想挽回惨败的局面。他首先想到找温体仁帮忙,将解脱危难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而温体仁不是闭门不见,就是支吾搪塞,暗地里还雪上加霜,将替周延儒讲情的人尽行贬黜。周延儒怎能知道,正是温体仁一手导演了这幕“黑吃黑”的丑剧,弄得他身败名裂,下场凄凉。
    最后,周延儒山穷水尽,在一片攻击声中只好向崇祯帝上疏,托病乞归——辞官下野。温体仁自然成了内阁首辅的接班人,登上了人臣权力的顶峰。
    温体仁当政八年,这在在位十七年、换相五十次的崇祯朝实属不易,温体仁凭着善于揣摸帝意、迎合帝心的本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来恶物,此致或为至。”宋以后,儒者对其解释多有分歧。,窃取了国家大权,为非作歹,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的败亡,而他本人也落得了千古遭骂的恶名
 卑鄙无耻的严嵩
    纵观明代,皇帝大都昏庸无能,耽于享乐,不理朝政,因而导致政治荒废,纲纪不振,使一批阴谋家,野心家乘虚而进,他们玩弄权术,把持政权,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结党营私,陷害无辜。明宪宗时的汪直、英宗时的王振、武宗时的刘瑾、焦芳,继刘瑾之后,明世宗嘉靖年间,朝中又出了一个大奸臣,也曾红极一时,权倾朝野,他独揽朝纲二十年,祸国殃民,坏事做绝,他就是有明一代最大的奸佞——严嵩。
    幼时的严嵩很有些小聪明,他的父亲是一位醉心于功名,而又久试不果的读书人,他把自己未酬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悉心栽培、苦心教养。孝宗弘治十八年,严嵩二十五岁时中了进士,一举成名,先被选为庶吉士,后又被授编修官职。就在他踌躇满志、雄心勃勃,渴望大展抱负、飞黄腾达的时候,一场大病,迫使他告病回籍,过起了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严嵩隐居的十年间,正是刘瑾当权时期,朝野上下,一片乌烟瘴气,迫于形势,严嵩只得耐着性子等待机会。
    刘瑾及其党徒伏诛以后,严嵩于武宗正德十一年北上进京,还朝复官。这以后的十多年里,他先后在北京、南京翰林院供职,虽然没担任过什么重要的官职,但宦海中的恶风险浪磨练了他,他对权力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体验,同时,也学会了厚颜无耻、口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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