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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列了一大堆人名，似乎想告诉读者们我的趣味跟格雷厄姆·格林有那么点沾边，并因此得意了一番。如果还要提出证据的话，我还可以搬弄上一大堆：提到国内作家，他对斯帕克可是赞不绝口的……忘记了第一次接触他作品的时候是怎么一幅情景，当初拿他当一个侦探小说家看待了吗？在家里看《第三者》的电影时，他的名头我还一点都没有听说。格林在追忆博尔赫斯的时候说了一句“博尔赫斯衷心崇拜的那些作家正是我所万分钦佩的”，比如写侦探小说的彻斯透顿等。博尔赫斯在格林的眼中看来可能散发着浓郁的英国味。而要是让我选出一个作家能代表20世纪英国作家的话，我会粗鄙地想到格林。就像有时候提到英国事，我会马上联想到波洛先生和007。
在《恋情的终结》结尾部分，主人公莫里斯遇见一个评论家沃特伯里，当天莫里斯还要去参加情人萨拉的葬礼。他们在一家卖雪利酒的酒吧里坐了一会，沃特伯里认为莫里斯（据说原型就是格林本人，而《恋情的终结》也常常被认为是格林最自传性的作品）也许比毛姆先生的作品反响还要大。他总是不经意地透露了一些什么，格林作品中很少出现作家形象，除了莫里斯，印象中《问题的核心》中还有一位诗人。但是没人知道这件事情，那名暗恋别人妻子的诗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似乎诗人这个名称仿佛红字那般恶劣，羞于向人提起，只当是一个秘密似的与最亲密的人分享。
在访谈中，伯吉斯谈到几句奥登的诗歌：“敢情在这场合，我不得不——多像格·格林，多有失身份！ ——/抓起我手提包里的酒瓶/痛痛快快地喝一口提提神。”“像格·格林”究竟是怎么样子的？伯吉斯眼中：格林在阳光里气色很好，七十开外，八十不到，他长得不胖，腰板挺直，动作灵敏。一双蓝眼睛在这阳光里很惊觉。格林本人则认为“像格·格林”似乎是指他小说中塑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物——在遥远的异国走下坡路的白种人。我为自己选出一个作家最能代表20世纪的英国，但是随手翻过一遍格林的作品，无论是消遣的，还是严肃的，能找到几部是发生在英国本土的？仅仅是《布莱顿硬糖》和《恋情的终结》，别的我都不敢说了。《第三者》在维也纳，《权利与荣耀》在墨西哥，《人性的因素》在南非。而有些评论家认为格林把《问题的核心》的故事放置在西非殖民地上发生只是为了炫耀某种“外国背景”，它的故事同样可以发生在伦敦，而且可能性更大。
这里就一个间隙。在我看来最具有英国味道的英国作家常常不在国内生活，就像波洛先生最著名的两个案件是发生在尼罗河和伊斯坦布尔的，而007大部分是美国人在玩弄。在《权力与荣耀》当中，牙医坦奇先生给依然住在伦敦的前妻写信，其中不无缅怀的成分，小而玲珑的花园，甜美的威士忌等等都成为了思乡的符号。所以我认为《问题的核心》的背景设置是合理的，格林习惯把人物放在陌生的地方，其中体现的文化差异，在一种隐性的角度烘托出英国本土来，遥想比任何来得有嚼头。所以格林对吉伯斯说，现代的英国小说在很难做到地方性和普遍性共同结合。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体现那种格林式的人物，格林本人是这样归纳的：“他们胡子拉碴的，满怀着内疚，借酒浇愁。有个词儿好像跟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就是‘萎靡颓唐’——我是说指那种人物，不是指我本人。这不是个恰当的字眼，意思有点含糊。有这种人物。不过，就他们在我小说中的表现来看，似乎已成为某种象征了——也许可说是象征‘堕落’后的人类吧。”
挑一本最直接的小说来看一下什么是格林口中的“堕落”：《恋情的终结》。莫里斯与天主争夺萨拉的故事。莫里斯花了很长的篇幅也描写恋爱中人嫉妒心如何之重，有时候他恨不得成为萨拉的父亲或者保姆，占据着自己不能占有的时光与事物。而萨拉在日记中却不断描写一个寓言：一个国王看到自己的诞生之地被敌人烧毁时曾发誓说：因为主对他这样做，“因为你夺走了我最爱的小城，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所以我要从你那里夺走我身上你最爱的东西。”而萨拉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告：你最爱的是什么呢？如果信你的话，我想自己会相信不朽的灵魂，可那是你爱的东西吗？你真的能在我们的皮囊里看到灵魂吗？即使是主，也不可能去爱他所看不见的东西。这种自我剥夺让萨拉的神迹在闪现。书中一名接受神迹同样爱着萨拉的人物理查德·斯迈思是个无神论者，对于爱情，他有这样一番理解：“对于一些人来说，它像贪婪一样，是一种占有欲；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则是一种想要丢掉责任感的投降欲，一种想受到别人欣赏的愿望。有时候，它只是那种想说说话、想把自己的包袱卸给一个不会嫌烦，想再找一个父亲或者母亲的欲望。当然在所有这些之下，还有生物学上的动因。”当然，最后他的信仰发生了动摇。
读格林的小说时我总觉得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他善于编织故事情节，总能做到有头有尾。有时候，小说中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物都可以得到完美的结果，比如《权力与荣耀》中的坦奇先生，《恋情的终结》中侦探帕基斯先生与他的儿子。但是主角们——走下坡路的白种人却往往得不到好结果，看看莫里斯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也太衰老，已经学不会爱了。永远地饶了我吧。”格林的类型化人物永远是这个样子，打个不巧妙的比方，把《布莱顿硬糖》中的死者黑尔加上杀人者平基是否会产生一个在墨西哥雨林中传教的神甫？
继续回到那个访谈，格林有一段自白：罪恶在希特勒的心中，不在龋齿中。看来我们要触及到我本人是个天主教作家的问题了。我不是这样，我正好同时是个天主教徒的小说家。人类失去了天主感到孤独这一主题是个值得探讨的题材。喜欢写这个题材并不使我成为一个神学家。只看表面文章的读者说，我热衷于写人受天谴。实在我的作品没有一个角色是受到天谴的——即使《布莱顿硬糖》中的平基也不是如此。《问题的核心》中的斯考比自愿堕入地狱，然而得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而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伯吉斯那段关于如果观看格林作品的话也让我莞尔。他用两种方法阅读格雷厄姆 ·格林的书籍。“我把一部格林的新小说囫囵地吞下去，用高速度阅读，或者说贪婪地读。然后慢腾腾地读第二遍，细细体味。三个月后，我再回头来读，寻找过去漏掉的种种值得回味的地方。”很少有小说家值得这样去读吧，乐趣和思考同样融于一体。
28。詹姆斯·梅布里克的犯罪心理学档案
28。詹姆斯·梅布里克的犯罪心理学档案
闪苍
五月那一天突如其来的暴雨降临，尽管带着一把巨大的雨伞，詹姆斯的裤腿还是弄湿了，他被迫来到一家商店的门口避雨。和他同时避雨的，还有一位颇具吸引力的年轻女性，接近晚上12点了，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詹姆斯毫不否认他在这个时候产生了某种邪念，他开始及时地审视自己，一方面压制这种邪念，另一方面又很好奇这邪念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尽管，这邪念被他的道德观念压制了，但詹姆斯还是突然意识到了：这种情景也许是他等待已久的，因为他突然把它和蓄谋已久的那场阴谋联系在一起了。于是，在回到家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要把这阴谋讲述出来……
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詹姆斯·梅布里克这个名字。对犯罪研究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会熟识“白色教堂谋杀案”这个名字（它的另一个更加通俗的名字就是“开膛手杰克”）！“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是19世纪英国伦敦一个著名系列杀人犯的假名。1888年8月7日至11月10日间，在英国伦敦东区的怀特查帕尔区及其附近至少有7名妓女被人杀死并残忍地肢解。案件发生后，有关方面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但案件最终并未被查清。这案件不仅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也成为许多文学和戏剧作品的主题（比如以案件为主题的恐怖小说《房客》，写于1913年，1944年被搬上银幕）。尽管经历百年，却从来没有被人们忘记。甚至后续的调查一直在进行，即使杀人凶手恐怕早已作古，一些专家还是分析出了两个主要犯罪嫌疑人：艾伦·科斯明斯克和詹姆斯·梅布里克。大量的科学推断都支持艾伦具有重大的嫌疑，那么，这个詹姆斯是怎么回事呢？在梅布里克在利物浦住所被发现的日记，被看成是由他为了记叙犯罪而写的。一些专家被认为，这些日记是真实的。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一个人，特别是一直小心谨慎地躲避捕获的人，竟然会保留这么一本可能暴露自己罪证的日记？另一个问题是，他会被很多科学推理所排除（比如说坎特提出的“心理圆周假设”，又称“心理地图”）。但是，我们这个精心于编织阴谋的家伙却突然发现在詹姆斯的身上存在与自己的共鸣：即，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詹姆斯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神秘话题；而自己，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的犯罪小说作者，和詹姆斯有着共同的特点——讲述最好的犯罪故事，而不必亲自以身试法。
因此，他把自己叫做詹姆斯·梅布里克，也同样代表了他的写作初衷。
2003年5月的雨夜之后，詹姆斯开始创作他的系列犯罪小说的第一本——《ID》。
在《ID》之后，詹姆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停下来审视自己的创作初衷。在最开始，也就是写作《ID》那本书的时候。詹姆斯只有两个想法：第一，是给自己不断思索而产生的种种罪恶念头一个合理的宣泄，以保持自己的正常生活；第二，通过故事来关注人性。后一点在《ID》中得到了很明显的表现。无论是玛莎在危险时刻的胡思乱想，还是“观察者”拉夫雷童年时候因为母亲是妓女而产生的对母亲的眷恋和背叛，或者是麦瓦的贪婪和随之产生“铤而走险”的念头，甚至是卡洛斯和卡莱尔恋爱时候的每一段微笑的心理变化，在书中都得到了体现。而且，在作者看来是最为值得张扬的，也是最大胆的描写，便是通过“vol 42焚”来展示人对于另一个人进行心理摧毁的表述。在后来一些人的评论中，曾经提到，杀手对于一位遭遇不幸的老年女性那近乎“低声耳语”般令人恐怖的“念叨”，从根本上并不能算作一场“试验”，因为早在苏联“大清洗”的年代，这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