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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姑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这段文字摘自《诗与胡说》一文，写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距离她别家去国十年。与前文的论诗评人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却清楚表达了她一贯的想法：舍不得中国，舍不得上海。结果却是不得不离开。
仿佛又回到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爱玲对着滔滔白浪，黯然地笑。爱玲再回头，看一眼香港，它毕竟是属于中国，带着母体的芳香。再伸手抚摸一下阳光，它毕竟是中国的太阳，那阳光照在手臂上也有一张小嘴一吮一唆的快感和痛感，那样有人情味。她知道，明天的阳光就是在遥远的太平洋上了。上海那懒洋洋煦团团的午后散阳，再不会静静地照在爱丁顿公寓的阳台上，即使照了，也没有人再拉开窗帘去感受了。
那个遥远的异乡，一个陌生的国度。她为什么会去呢？也许她想在那里寻找在上海失去的梦想。去国总是悲壮的。这是怎样的伤感啊？
《红楼梦》里写宝玉在薄命司里看见《金陵十二钗正册》。看见探春的一页上画着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探春的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宝玉那时总在似懂非懂之间，不能解悟。
若是，他的眼光再长久一点，能看到后来爱玲的样子，他会不会了解其中的深意呢？
别故国，别故土，别故人，从此家国两不全。海天辽阔，却无一处是家，人是苦海孤舟，风中落叶，何依何靠？也许顷刻间就风吹浪打，尸骨不全，何怜何惜？
命运有时候惊人地相似，躲不开，逃不掉，还是纠缠。写着写着，连我亦失落在命运的无常中，黯然神伤。谁逃的开命运的摆布？
喧嚣的纽约，热闹的洛杉矶，无法释怀一个寂寞女人的心。只有上海，一个绝顶繁盛，却又绝顶寂寞的城市才是她真正的家园。爱玲的苍凉不是荒野的苍凉，而是开到荼縻花事了的苍凉。真正的寂寞不是在乡村僻野，而是在喧嚣的市井中。如同寒冷给人温暖一样，喧嚣常常能令人寂寞。
据说，她晚年在美国隐居，邻居都不知道这个瘦瘦的东方老太太是中国一流的作家。真是无可奈何。希望不懂汉语的人懂得爱玲的文字，真是太难了。
爱玲的英文好，从小就好，英文书没有读不懂的。但毕竟中国的文字才能淋漓地展现她作品的精髓。没有了汉语深重厚密，掘而无尽的语境，她的文字就像蝴蝶折翅，美则美矣，灵魂却在一点点地流失殆尽。
在生命深处，看着《对照记》里那些古老的旧照片，爱玲像是欣赏着古老岁月的流逝，感到温柔与惆怅。在温柔与惆怅的回忆里、在异国他乡浅吟低徊着那句“补了又补，连了又连，补丁的云彩的人民”，“我真快乐，我是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中国的天空，“暮色渐渐浓了，新月微微的升在天空。”
盛大的帷幕拉开了，却发现一个空落的舞台，没有一个观众。才是真正的寂寞。纽约、台北、香港都没有这样的背景，她的才华和思绪找不到落点。
那个时代过去了，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
执子之手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爱玲申请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写作。与赖雅相遇。此时赖雅六十五岁，爱玲三十六岁。
三月底，俩人互访对方工作室。四月一日，他们并肩坐在大厅中共享复活节正餐。五月初，彼此觉得很投趣。
五月十四日，赖雅告别营地，爱玲向他倾吐了自己的感情。六月三十日，爱玲申请的期限满，搬进了纽约一位营友家。
七月五日，赖雅收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她已怀上了他的孩子。赖雅回信向爱玲求婚。
八月十四日，爱玲和赖雅举行了婚礼。开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感情生活。
时间、事件，单调而枯燥。全然没有第一次婚姻那样的浪漫和激情。
以爱玲的清高矜持，如何如此之快堕入情网呢？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
“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已经觉得多余。”这是爱玲对赖雅的评价，十分少有。
虽然“懂得”，却难生“慈悲”，言语中多少有些无奈。于是，就有这样的猜度：赖雅是爱玲面临生活窘迫的一次选择。他的关怀和热情感染了爱玲，他的聪明和善良让爱玲心动。
选择胡兰成也许有俗命的意味，赖雅的出现却是如此偶然。此时此刻，她需要一个丈夫，却不是一个中国人。理由或许与她最要好的朋友是炎樱，而不是苏青一样。
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如同她的第一婚姻一样，难以评说。
赖雅对爱玲真是好，琐事不用她经心，照顾得周全。他给了她所需要的安全感，是在胡兰成那里失落了的。胡兰成是人世荡子，随风飘荡，自己亦不晓得根在哪里，如何肯给人安全呢？他能给她欢欣喜悦，让她欲仙欲死，就是不能给她“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与第一次曼妙时光，短促亮丽的结合相比，爱玲与赖雅之间，更像是婚姻，平实坚定，一步一步在红尘中捱。她与他之间不能说完全没有感情，只是激情退居次位。毕竟与胡兰成曾经有过的那段鲜艳明亮的青葱岁月已过了十一年，任再好的柳色皓雪，也败成了碧云天黄叶地了。
这样的婚姻，虽然平实，却是沉重的。我第一次看到赖雅留下如此之多的日记，震惊且又感慨。那些记录着他和爱玲生活的细节，至今留存在美国马里兰州图书馆里，数量巨大，如同他们的生活一样凝重。
赖雅是好人，亦算得才子。曾为好莱坞请去过编剧。编剧是舞文弄墨中最痛苦的工作，搜肠刮肚地想故事，格式却单调，永远逃不脱对白场景。天长日久灵感枯竭，才情又为名利所滞，竟是渐渐落于下乘。他能够给予爱玲的安全感总是有限的。
他们结婚前，爱玲已经怀孕。赖雅虽然向她求婚，却又坚持让她打掉孩子。爱玲必定是矛盾痛苦的，但又能如何呢？两个居无定所，收入微薄的人，生了孩子，依靠什么生活呢？不仅对赖雅是个难题，对于初来美国，希望依靠写作重新开始的爱玲，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我充满了悲哀，想到中国一句俗语：“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哀痛真是直见性命，毫不留情。
以后的生活亦是这样的艰难坎坷。她的书在美国的销路远不如在故国，所以经常折回台湾和香港赚取生活费。她为了写剧本累得眼底出血，这般凄凉的事，爱玲亦做得响当当，因为心无卑贱，自然人无卑贱。
她在年老时，赖雅数次中风，都得爱玲的悉心照料才康复，很难想像这个在上海连自己都不会照顾的女子，是怎样学着慢慢去照顾别人。女子亦是会长成女人的，她当自己是他的妻了。
如果没有爱玲，那个善良热情的老头可能永远无法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偌大一个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里，有如此之多热情的老人，却与遥远的东方无关，与中国无涉。他改变了爱玲，影响了中国。他却至死也不知。
红玫瑰与白玫瑰
一日看书，有人将爱玲与胡兰成比做“旧时的才子佳人”。乍看，很有些不破不立的味道。又说这俩人的种种情爱，大抵不过一个是春心萌动的少女，一个是风流成性的情场荡子。相爱，不过是一对自恋的人，“龙华会上巧得见，金风玉露一相逢”的结果。
看下去，心底终是怏怏不乐。觉得这样的评论，比我们这些游走在故纸堆里拨拉垃圾、拾人牙慧的还要无聊。不论写爱玲的人有几许，她的事被说烂了几遭，我想爱玲是能原谅我们的。她本就不是爱计较的女子。我们这些人也可自我原谅，因为从心底或是爱她，或是惜她，或是敬她，或是懂她。至少不会为了表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排遣爱玲。论人，先必意诚，而后才能两两相望，彼此心照。
我想，那人也许不知爱玲是多么情意深重的人。对胡兰成如是，对赖雅更是如是。
“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她在《红玫瑰和白玫瑰》里如是说。后来我却发现，缔造这段名言的主——爱玲亦是这样的姻缘。与振保不同，她一生中的两个男人都是她用自己心血浇灌的，俯仰无愧的壮丽。
清酒一盏，月色昏沉。你我素手纤纤，且把那只红玫瑰来赏。你看他，娇艳欲滴，如花解语。“对人如对花，虽日日相见，亦竟是新相知。”这是他的话，一如既往让人惊艳，如他本身艳如红玫瑰，情场上纵横，寂寞得不见对手。
这个人，从相逢的那一刻起，注定成了她心口的朱砂痣。谁叫她恋他儒雅端然，谁叫她恋他博学敏思，谁叫她恋他趣而多闻，恋他“君子如响”。
她爱上他是一种激情的喷发，无可逃避。暗沉晦涩，少女时代的情感累积如洪，他的到来令闸门打开，情感之流一泻千里。
他是上海艳阳，温暖爱玲的心底暗伤，照得她如生如死。她在上海的街道，弄堂里，翩然起舞，变成了一个天真快乐的女子。真是爱了，无论长久，至少给她带了快乐。爱情的丰盛，有些人一辈子也无法体验，他们只是暮暮地爱，暮暮地凋谢。而她毕竟因他盛放过。
所以爱玲不怨不恨。她知道他是自己独一无二的红玫瑰。
因着《今生今世》的缘故，我对胡兰成的印象要比对赖雅深得多，且不论胡的人品如何，至少他在才情博学上，是与爱玲相当的。对于赖雅，我却知之甚少。想必也有他们的情分。
而现在，我只是在想：赖雅能够懂爱玲么？即使懂，又懂多少？两个人可会在灯下紧挨着，细语喁喁？可会谈“红楼”论“诗经”，可有如同弃了尸身的惊动？可会在一起看印度壁画及日本浮世绘？
这样的娇音谑语，她给了她的红玫瑰，还能再给别人吗？那个人再好，亦只是俗世相携相扶，蹒跚到老，再不能神交意会，照胆照心了。
赖雅更像她的白玫瑰，色彩淡得只能用生命的余光去描摹，不能轻不能重，笔笔是慎重。
红玫瑰的花期已过，就要渐渐接受平淡，接受床前那一抹明月光。十年生死两茫茫。后来胡兰成虽写信去撩她，有重修旧好的心思，爱玲却有季布一诺的果决和伯牙摔琴的洁烈。两个人断无重续前缘的可能另外。
我恍惚听见爱玲说：我的生命里有两个男人，一个是我的红玫瑰，一个是我的白玫瑰。这两个人我都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