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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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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集》。他的诗多是酬答唱和之作,主要叙述了自己的志向与人生态度及四处奔波的苦难生活。他同情百姓苦难,深刻揭露了黑暗政治和民生疾苦,《梦蝗》一诗是其代表作。他的诗受韩愈、孟郊、卢仝、李贺的影响较深,构思新奇,气势磅礴,意境高远。《暑旱苦热》一诗尤其突出:“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他的诗歌曾受到王安石的极力称赞。

    《十七史蒙求》共十六卷,仿照唐朝李翰《蒙求》的形式,采用四言韵语,上下两句对偶,生动地介绍了许多历史典故,富有教育意义。如:“宋璟第一,李广无双。燕许手笔,李杜文章。”“石苞当相,卫青封侯。误点作蝇,落笔画牛。一诺季布,片言仲申。衍口雌黄,裒皮阳秋。荀家八龙,贾氏三虎。战胜朝廷,折冲樽俎。汉卧发兵,郝餐击虏。致瓜苏琼,挂黄兴祖。裴楷如玉,卫玠若珠。明牛漏蹄,庾马的颅。”

    《神童诗》相传是北宋学者汪洙所作。汪洙,字德温,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县吏家庭,自幼聪明好学,九岁便善赋诗,有神童之称。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中进士,授明州助教。他曾筑室西山,每月召集诸儒讲学,以教授族闾子弟,乡称崇儒馆。据说,他九岁时曾在一所废弃的学宫旁放鹅,见殿宇破败,心有所感,就写了一首诗:“颜回夜夜观星相,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因而县令召见他,他当即又作一首诗:“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被县令称为神童,受到奖赏。《神童诗》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启蒙读物。据学者考证,通行的《神童诗》并非汪洙一人所作,后人对它进行了许多增补。《神童诗》最初共34首,均为五言绝句,其中劝学诗14首,表现科举及第得意心情的诗5首,歌咏时令节气的诗15首。后人又增补了一些描写花草和自然现象的诗篇。通行的《神童诗》有48首诗,全部选用五言绝句,篇幅短小,简洁含蓄,浅白清新,诗味浓郁,格律严谨,音韵和谐,对仗工整,琅琅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记诵。其中很多诗句已广为流传,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则相天下,穷则善其身。”再如流传久远的《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神童诗》是优秀的少儿诗歌读物,也是教导少年儿童学作诗歌的示范教材。因受时代局限,这些诗多以高官厚禄引导学童一心读书,曾遭人非议,但在宋元明清时期影响很大。

    宋初承唐代科举制度,也以诗赋取士,《昭明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

    王安石有一篇著名的散文《伤仲永》,记述了当时一个神童方仲永的故事:“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王安石在文中说方仲永五岁就能“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这倒有可能是真实的;但说他“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就能作诗,就太夸张了,恐怕是神话里才能发生的故事,所以王安石只好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实,根据常识来判断,方仲永幼时肯定接受过一些诗歌方面的教育;至于他受教育的途径,或是私塾,或是他人的口授,而后者的可能最大,因而不为人所知。王安石在文中没有说,大概是当地人神化了五岁童就能作诗这件事,以讹传讹,以致真相被湮没了。不过,儿童五岁就能作诗,的确不简单!王安石在文中强调了“受之人”——即受教育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既刺激了文学作品的生产,又使文学作品得以迅速传播。如曾巩的《苏明允哀词》称三苏的文章盛传于世,“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词在宋代达到顶峰就与此相关。城市中的歌楼酒馆是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歌妓往往以演唱新词新曲为荣,甚至不惜代价、千方百计获得新词,这种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而她们的传唱又使新的词作不胫而走,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柳永的词在当时就赢得了普遍欢迎。僧惠洪《冷斋夜话》称黄庭坚“诗词一出,人争传之”。由于传统诗歌体裁成为正统思想观念的载体,词的兴盛也就成为宋代民间诗歌教育的重要形式。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在宋代虽难登“大雅之堂”,却获得了极大繁荣,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就说明了柳永的词受到大众欢迎的程度,即使是宋仁宗也不能幸免。

    宋代的文学家颇重视研究、总结诗词创作规律,编著了许多“诗话”、“词话”。他们从个人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这些著作既归纳诗词的一些写作规律,也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点评,这就为文人学习作诗填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王直方《归叟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释惠洪《冷斋夜话》、陈师道《后山诗话》、蔡绦《西清诗话》、范温《潜溪诗眼》、吴开《优古堂诗话》、吴可《藏海诗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吕本中《紫微诗话》等。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历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文艺论著,开创了诗歌理论著作的新体裁,大体上奠定了北宋诗话既有漫笔琐记、逸闻趣事,也有诗歌考证、点评阐发这样的体例。原书只称《诗话》,因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后人名之为《六一诗话》、《六一居士诗话》、《欧公诗话》、《欧阳永叔诗话》、《欧阳文忠公诗话》等。全书共二十八条,各则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没有逻辑联系,以漫谈随笔形式评论诗歌,记录轶闻趣事和瞬间感想所得。其篇幅虽小,内容颇丰,有对诗歌规律和特性的探求,有对佳句的点评赏析,也有掌故轶事介绍和谬说更正等。书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意新语工”等论点,体现出欧阳修追求冲淡雅正、天然平和的文学思想。欧阳修曾为北宋诗坛盟主,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文学创作有深切体会,因而其诗话多有“点睛”之妙。其中对人物典故的叙述则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对诗人的品评大多准确中肯,足资后人借鉴。因此,这本书在后世广为流传。

    在北宋时期,胡瑗、程颢、程颐等人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世称安定先生。胡瑗精通儒家经术,先后在苏州、湖州执教二十余年,创立了“苏湖教法”,宋仁宗时诏令在全国推行。“苏湖教法”采用分科教学法,设立“经义”和“治事”两科,改变了隋唐以来重辞赋的学风。“经义”科以探索六经义理为主,着重学习研究经学的基本理论;“治事”科以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用知识为主,强调学以致用。“苏湖教法”实行分科教学,导致了学风的转变,对宋明理学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苏湖教法”的推行,也对宋代诗歌教育突出政治教化功能产生了极大影响。

    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程颢(1032-1085)字伯淳,洛阳人,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程颢之胞弟,后人称伊川先生。二人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二程不仅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是语文教育史上卓然而立的巨人。他们潜心于学术,先后在开封、嵩阳、洛阳等地讲学,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其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曾在他们的讲学之地设书院以为纪念,如嵩阳书院、伊川书院等。

    二程对诗歌教育非常重视,并有独到见解。程颢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师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作诗较多,如《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程颐将诗看作“闲言语”,认为作诗“甚妨事”,但他自己并非不作诗。《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载:“或问诗可学否,(程颐)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先生尝说:‘王子真会寄药来,某无以答他。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弄水蜻蜓欵欵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尝作诗。今寄谢王子真诗云:至诚通化药通神,逺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子眞所学,只是独善,虽至诚洁行,然大抵只是为长生久视之术,正济一身,因有是句。‘”看来,理学家反对的是无助于传道的诗,而他们的诗则往往充满道学气息。

    歌谣历来是民众表达心声的主要手段。北宋时期的民间歌谣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被保存在一些笔记小说里。仅存的这些歌谣中,仍然能够反映社会底层的呼声,表达人民的爱憎。如“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就是群众对抗敌英雄的一曲赞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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