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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吵闹者怎知他们主子此刻的心情以及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二陈解散同志会并非出于本心，他们只是做个样子给陈诚看、给蒋介石看的，其目的是想抓三青团更大的权。同志会的解散只是解散了表面的形式，而实际上，以二陈为首的CC派已成为一个政治思想的牢固结合体，这个结合体是二陈赖以与蒋介石讨价还价，赖以和国民党其他实力派相争夺的生存基础，岂能真正解体，二陈岂能真正放弃呢？整个抗日战争期间，CC派的特务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其势力还在无限制地膨胀。
蒋介石对二陈这种装模作样的表演心中也是有数的，他也不去认真，因为他还不能没有二陈，也不能没有CC派。同时，二陈在国民党内权势日益增长的事实，蒋介石心中也是有数的，他必须对二陈有所限制，不能使他们权力太大而震主，这是蒋介石用人的一贯原则。因此蒋介石把三青团的大权交给了陈诚，而不是陈立夫。6月下旬，蒋介石拟定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的干事及常务干事名单，陈立夫虽然也列为24名干事之一，并成为常务干事，但在9名常务干事中排在陈诚之后列第二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三青团是陈诚的而不是陈家兄弟的。果然，陈诚被蒋介石指定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为三青团负各方全权责任。
陈立夫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想不到他为筹组三民主义青年团东奔西跑，上蹿下跳，还忍痛割爱解散了自己的小组，谁知这些都不能取得蒋介石的欢心，大半年的辛苦竟为他人作了嫁衣裳，真是伤心之至。但陈立夫是不敢去得罪蒋介石的，更不敢与之作对，心中尽管有无限的怨恨，表面上却装得无事一样，兄弟俩私下谈起，也只好自认晦气。
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在武昌湖北省议会正式成立。这天，当上了书记长的陈诚好不得意，率领中央临时干事会的全体成员、各处的正副处长、工作人员及第一批入团者，十分庄重地来到会场，由团长蒋介石亲自监视，进行了宣誓仪式。陈立夫心中酸溜溜的，但脸上却是强装笑容，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主意，在与蒋介石一起宣誓时，他的心中却另外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他虽然没有当上三青团的书记长，但自己所掌握的CC派力量是雄厚的，可以指挥CC分子千方百计向三青团渗透，与陈诚比高低、争输赢，一旦将陈诚架空，三青团还愁不是他陈立夫的。
以后，二陈的CC派与陈诚的三青团争夺十分厉害，三青团企图取代CC派，CC派则从各方面攻击三青团，与之争地盘、争地位，并且有大批CC分子向三青团渗透，这一切当然使陈诚伤透了脑筋。不久，随着保卫武汉战事的紧张，陈诚没有太多精力放在三青团上面，便由朱家骅代理执掌团务。1940年9月，陈诚正式辞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一职，一切重大事务概由朱家骅处理，这使陈立夫着实高兴了一阵，以为三青团大权正逐渐向他倾斜。但蒋介石并没有遂二陈的心意，以后，书记长又换成张治中，最后，竟传给了儿子蒋经国。这样，二陈只好望洋兴叹，从此，对三青团这一诱人的权柄，二陈再也没有力量去角逐，再也没有胆量去问鼎了。
第五部分特务政治（1）
陈立夫插手三青团的企图落空后，便一心一意经营中统局，他虽然不是中统局长，但局内的整个班底都是他过去特工总部的一套人马，陈立夫便暗中进行操纵，指挥这帮CC派特务干下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成下形成的。合作后，蒋介石并没有真正放弃反共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再加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了诱降政策，所以蒋介石的反共倾向也日益显露出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就提出：“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还说：“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他们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这实际上就是号召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与共产党斗争。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话心领神会，他觉得光在中央全会上讲反共，下面各级党部及一些国民党员不能领会精神，也不知怎样反共，必须制定一个反共的文件，拟定具体方法，发到国民党各基层组织，这样才能动员整个国民党一起反共。因此，陈立夫向蒋介石献计，搞一个“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发到国民党基层党部，这个建议颇得蒋介石的赞许，他们通过商定后，将草拟文件的任务交给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办理。
徐恩曾接受任务后，闭门谢客，一人在家日夜思考、写作，不几天，便拟订了初稿，然后交陈立夫审阅，陈立夫看后，即带着徐恩曾一起送交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提出了修改意见，直接由陈立夫带回修改。陈立夫便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对初稿一字一句进行斟酌、修改，完成后再呈蒋最后审定。这一次，蒋介石看后十分满意，当即指示发出，这样，反共文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便出笼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以绝密文件发至国民党各基层党部、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也转发，一直发到县级。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反共为主要内容，该文件称：“查共产党在本党权利所及之区尤能猖獗活动长足发展，考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本党组织工作不健全而予人以可乘之机实为主要因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文件规定，各地民众和人民团体均应接受国民党的领导，特别是对共产党活动的地区要严格防制，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与异党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还要求：“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因此而发生磨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是，亦应无所避忌”。如果有以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不得有误”，“如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课罢工、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无论其假任何名义，应一律依法从严制裁”等等。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制定与下发，实际上是国民党对党政军各级组织发出了号召，要他们从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加紧防共、反共活动。
为了更好地发挥CC特务在反共中的作用。二陈经过商定，报蒋介石批准，开始在全国建立“党员调查网”，使之成为“中统”的外围组织。于是，中统特务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学校、工商界、军队中收罗了大批国民党员作为“调查网”成员，要他们在中统局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所谓调查，而且向他们交代，调查的首要对象是共产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泛调查后，结果令二陈兄弟大失所望，在所有调查材料中，告发国民党中贪污渎职的材料几乎占80％，揭露国民党中投降叛敌、汉奸嫌疑的占12％，而诬人为共产党或共产党嫌疑的不到10％。实指望通过调查搞到共产党的材料，为反共提供证据，谁知竟搞到了国民党自己的头上，这使二陈十分难堪，不好下台，他们一方面将涉及国民党的材料处理掉，另一方面则大骂特务们不中用，要他们重新再搞。但调查去调查来，总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以后，二陈对“调查网”再也不感兴趣，经过商量后，决定放弃“调查网”，于是向蒋介石建议，将最初准备对共产党使用的这张“网”移交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冷衙门。这样，一场调查共产党的闹剧刚刚开场便匆匆降下了帷幕。
为了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二陈专门把徐恩曾找去授机宜，明确告诉他，中统的主要任务是反共，不要再去注意国民党内的贪污、投敌等问题。徐恩曾回来后也鹦鹉学舌地向特务们训示：“抗日是暂时的，次要的；反共是长期的、根本的，第一位的”，“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等。
特务们经过训示后，似乎开了窍，便想尽各种办法去反共，虽然在一个时期内，表面上他们不像抗战前那样公开逮捕、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了，但暗地里的反共活动却是始终存在。如共产党人车耀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组织了“星芒社”，办起了《大声周刊》、《国难三日刊》等，鼓动群众参军参战。中统特务为了破坏该组织，伪装进步，打入“星芒社”，然后进行分化活动，并录制了参加这个组织的大批积极分子的黑名单，1939年以后，这些同志大部分被特务逮捕杀害。
第五部分特务政治（2）
1942年，中统特务还对中共中央南方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南方局领导人之一廖承志及多数工作干部及电台工作人员均被逮捕，人数达300多，使共产党遭受很大损失。廖承志被关进集中营，受尽了折磨，到1945年才转解重庆。蒋介石对这一起破坏十分高兴，除表扬陈立夫外，还给直接指挥这一行动的徐恩曾一大笔奖金。
二陈对特务们的破坏行动十分欣赏，但对其破坏手法还不满意。陈果夫在中央政治学校所在地南温泉私宅养病时，就时常把中统特务万大叫去，进行训示。这样，由陈果夫口授、万大执笔，历时两个月，写出了《党员调查工作须知》，作为对特务进行训练的教材，里面所传授的，就是如何在调查的幌子下进行反共的各种办法。特务们按此受训后，都受“益”不浅。
陈立夫则认为，在进行反共的特务活动时，不能光靠硬性蛮干，还必须用软的办法，重要的是从思想宣传方面入手，通过舆论宣传，在潜移默化中破坏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信，他认为这比抓几个共产党人、破坏几个共产党组织的效果更大，陈立夫经常对特务们说：“戴雨农（即戴笠）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他要求特务们了解共产党的理论、研究共产党的理论，使用共产党的方法，达到以伪乱真的程度，然后以售其奸。
在陈立夫的指示下，一些中统特务采取捏造假事实的办法，写出了大量小册子，污蔑共产党，丑化解放区，以欺骗一些思想单纯的青年，使其迷失方向。当时发行最多的什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等，就属这一类造谣污蔑的宣传物。
为了加强这种宣传，陈果夫还命一些中统特务在重庆南温泉开设了一个书店，用“文化服务社南温泉门市部”的招牌做生意，专门兜售这类反共小册子，并对青年学生进行监督、迫害等特务活动。
为了进一步指导中统特务进行反共宣传活动，陈立夫还关在家里冥思苦想，写了一篇《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