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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的大厦，悲愤交加。在国民党统治被人民革命推翻的前夕，服安眠药自杀。陈布雷追随蒋２０余年始终不二，以“扶助明君安邦治国”自励。他为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艰危和种种腐败状态忧伤不已，只好仰天长叹，一死了之，成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不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二是专门人才。国民党统治稳定下来之后，也开始了国家“建设”。但蒋介石手下大都是随追他在马背上打天下的人，要他们中的一些人下马，弃武从文，不仅大多数人没有这两刷子，即使有，他们也不愿放下枪杆拿笔杆，因为那时的中国，主要还是靠枪杆子说话，有枪即等于有权有势。当然，他们的确没有这样的条件，行伍出身的军人，在经济建设、外交、文化等等领域都是外行。为了弥补专门人才的不足，也为了装点门面，蒋介石选择了一批在学术上有造诣、科技上有贡献的人担任政府官职，这批人被戏称为“学者从政”。
１９３５年，蒋介石迫于日本侵略压力，逐渐改变了在退让妥协中求生存政策，外交上有了一些变化，在政治上注意广泛地吸收人才。这年１０月，蒋介石邀请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人同时被邀请到国民政府任职，一时间不少学界知名人士步入政界。
在这批学者中，突出的是翁文灏，翁是浙江人，１９１２年，在比利时获得理学博士，成为我国地质学领域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当时比利时一家报纸报道：“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翁文灏回国后，进入地质研究所，经过长期实地考察，颇有成就。“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指示当时的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为他推荐一批人才。几天后，钱昌照给了他一份名单，其中就有翁文灏。
第二年夏天，翁文灏到庐山与蒋介石见面，指出：政府有天然保护整个领土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亦必由华北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责任，因此愈感恐慌。这是当前存亡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容易集中推动。至于政府任职，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蒋介石认真地听翁的进言，并赞同他的观点，当时就要翁入阁，但翁表示不愿意以学者身份协助政府工作。蒋介石用人，对于那些表示不愿意当官的越是重视。翁文灏越是推辞不愿意为官，蒋介石就越是要把官给他做。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翁担任行政院秘书长，１９４７年被蒋介石推荐其出任行政院长，在蒋介石的专家内阁中，翁文灏的职位最高。在蒋家王朝垮台前夕，他并没有追随蒋介石退台，而是走上了迎接新中国的光明道路。共产党既往不咎，对他是尊敬、重视的，他从反动营垒转向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英雄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三是帮闲文人。蒋介石还把一些有社会声望的文人，收罗到自己名下，这些人没有具体的职务，他们以国民参政会成员或各种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参政议事。他们多半被用来装饰门面，有时候还利用他们攻击政敌，尤其是攻击、谩骂共产党。叶青就是这类人物，许多反共文章出自于他的手，抗战时期，在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是撰写文章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攻击共产党的急先锋。
评析：
打天下少不了知识分子，坐天下更是需要知识分子鼎力相助。蒋介石深明此理，且在这方面花了不小的功夫。首先是广罗人才。既有通才，又有专才。二是唯才是举，用其所长。比如陈布雷专长舞文弄墨，且比较温和谦让，安排他做私人秘书最合适不过了；翁文灏有技术专长，把这样的人才引进到政坛安排为高官，可以一举多得。三是以“诚”相待。“士”者最讲究的是“面子”，蒋介石善于笼络人心，所以一时也赢得一些知识分子对他的感恩孝忠，被他所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的确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劲头。
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本质决定他的用人的局限性。陈布雷之死，翁文灏之离去，在其腐朽，没落的政权下，再会用人的当权者，也只能落得“树倒蜈猢狲”的下场。
术篇第53节 道不同才高亦弃之
以我划线，道不同才高也要弃之
蒋介石举贤用才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以我为中心，与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与我同道不同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与自己不同道，不怎么用，更不用说重用了。
事例：
在民国政党史上，人们一般认为中国青年党充当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帮凶，是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走卒。其实，蒋介石以自己的独裁利益为尺度，在处理与中国青年党的关系中，践行着一条原则，这就是道同则谋，道不同则不相与谋。
中国青年党创建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曾琦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党确定的方针是反共反俄。在这个党创立之初，就积极向国民党靠拢。１９２４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青年党开始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的道。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清党”，曾琦几次受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逮捕。
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无视民意，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由于利益目标相近，青年党与蒋介石有着某些联系。西安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热潮的压力，也为了其国民党自身的利益，蒋介石决定联共抗日，经过长期谈判，最终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实际上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这与青年党利害攸关。于是，青年党负责人曾琦、左舜生等人商量后，由曾琦前往庐山，拜见在那时的蒋介石。曾琦向蒋介石献计献策，要求蒋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动的抗日，确保军政领导；加强防共，维持后方秩序”。蒋介石与曾琦两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时，听了曾的建议后表示：“很好，待细加研究了再谈。”在研究了曾琦的建议后，再次约见他交谈了很久。在此之后，蒋介石与青年党的负责人之一的左舜生签订了三党（加上国社党）联合“抗日”的换文。
１９４０年，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汪极力拉拢青年党成员，并以“官职”引诱少数青年党人参加其“部”内工作。为了发展青年党的势力，曾琦从重庆秘密绕道广东经香港、上海到南京拜见汪精卫，并在上海设立青年党办事处，亲自领导上海、南京部分青年党徒进行汉奸活动。日本投降后，青年党党员刘东岩受李璜、左舜生的派遣，到上海拉曾琦回四川，继续领导青年党的活动。
其实，蒋介石早就知道曾琦已参加了汪伪政权，在上海、南京从事汉奸活动，但是，为了反共的共同目标，同时也是为了获得青年党对其独裁统治的支持，蒋介石不仅没有像对待其他汉奸那样采取极端的手段予以法办，也不是像对周佛海那样暂时的利用，而是继续让曾琦担任国民参政员，同时邀请青年党参与１９４６年年底的所谓“制宪国大”，参与１９４８年初所谓的“行宪国大”，并分配１００个名额给青年党。
在选举副总统的闹剧中，蒋介石要举荐孙科，排斥李宗仁。而青年党则不愿意举荐孙科。这是因为青年党与孙科的关系疏远，孙科也看不起青年党。在选举过程中孙科不给青年党的面子，连接洽选票的人都不派一个。青年党感到如果孙科当了副总统，蒋孙一致，对青年党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决定支持李宗仁当选，以便利用桂系势力的地位及其与蒋介石长期争斗的矛盾，造成蒋桂之间的新的对立，企求从中渔利。
在投票过程中，青年党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企图，耍了手腕。第一次投票，一百来张的票全部投程潜。一来各候选人只希望初选过关，取得复选权，以维持一点面子；二来由于赵恒惕为程潜拉选票，而青年党一些人与赵恒惕的关系不错，故把票投向了程潜。第二次投票，青年党仍没有投李宗仁一票，使李宗仁的票数不至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第三次投票，青年党把选票全部投给了李宗仁。于是，李宗仁以压倒的多数取得了副总统的职位。
青年党助李宗仁当选，讨好了李宗仁，却触怒了蒋介石。据蒋介石的近臣说，蒋介石为此事拍案大怒，大骂青年党“不识抬举”，非“教训一下不可”。不久，取消了原来给青年党的一个经济部、两个行政院政务委员。正在这个节骨眼里，曾琦因为牙病住院。医生认为他的这个牙病在国内似乎没有治好的希望，建议他到美国去治疗。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以此事为借口，给了曾琦两万元美金，让曾琦出国，一方面治病，一方面游历欧美，进行所谓环球外交。既表示对曾琦的关怀，又达到把与自己不同道的人排挤掉的目的。
评析：
蒋介石是具有多重性的政治人物，为了达到维护其独裁统治的目的，在选才用人上，他有唯才是举，广罗知识分子的一面，还有以我划线，“忠”我、从我者重用，不从我者轻用，甚至是不用的一面，这是他用人的主导面，是其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同时也由其心胸狭窄的性格使然。
蒋介石对待青年党负责人的态度，要作具体分析。青年党靠拢已投降日本的大汉奸汪精卫，丧失民族气节，不仅不应使用，而应予以惩处。然而，蒋介石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抗战胜利后，不作任何处理，而且还加以重用，有失民族大义。青年党在选举副总统中玩弄权术，在蒋介石面前弄巧成拙，受到冷遇，罪有应得。
术篇第54节 “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1）
“内臣”是指帝王统治时，宫内所使用的官员、太监、护卫官长，还可以转义为，权贵们的管家、侍卫之类的贴身人员。封建君王使用内臣，一般都比较讲究，必须绝对地忠心，唯命是从，而且还能守口如瓶，严守皇室的隐秘。其他权谋家对仆人的要求也大体上如此。一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二是为了保持正人君子的良好形象。在选用内臣、贴身之人时，首要的条件是是否可靠。在这方面最为可靠的可能是亲戚，哪怕是一点沾亲带故的也行。因为在他们看来，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主人之间有着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会是天然地可靠，至少在他们是这样想、这样看的。我们这里借用“内臣”一词，是指蒋介石的贴身人员。蒋介石注重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在使用内臣方面也是这样。可以说封建宗法思想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遵循人们常说的“宝贵不忘乡亲”的人际关系准则。当他得势后，竭力从自己家乡溪口选拔任用自己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