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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他的回忆中谈及了林彪和饶漱石是支持高岗的，林彪并未紧跟高岗，而饶漱石却把自己绑在了高岗反党的“战车”上，同高岗沆瀣一气，充当了“敲边鼓”的角色。
薄一波回忆说：在一些同志的印象中，饶漱石是个谨慎小心的人，曾受到少奇同志的器重。
的确如此，在革命战争时期，饶漱石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中局工作。建国后，饶漱石担任了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主持华东的党政军工作。1952年，作为“五马”之一，饶漱石上调中央，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他看到刘少奇几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就以为刘少奇已经失势，一反常态，同高岗串通一气，达成默契，企图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形象地说他们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饶漱石一到中组部，就排斥和打击中组部原有的干部，开展对原来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的无理斗争，指责中组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震动”一下。毛泽东后来批评饶漱石说：“新官上任，刚来即斗。”其后，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他又配合高岗反对刘少奇。高岗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批薄射刘”，饶漱石就在其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讨安伐刘”，充当高岗的“旗手”，开辟了拱倒刘少奇的“第二战场”。
饶漱石“讨安伐刘”的借口是安子文草拟的一份中央领导层的名单。
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转达了毛泽东同他谈话的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没有经过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是书记处成员）而外，还有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上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人和中央正副秘书长人选。
安子文写出名单后，曾经给高岗看过，也和饶漱石谈过。后来中央批评了这件事，安子文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但高岗、饶漱石却疑神疑鬼，抓住这个名单大做文章。
高岗和饶漱石私下里在许多人中间传播这个名单，还造谣说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拟定的。高岗还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而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还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饶漱石也添油加醋，捏造说某某等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并说，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圈”中的安子文。
这样，借口名单问题，首先在中组部内部，饶漱石就开展了对安子文的斗争。他故意夸大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在中组部的两次部务会议上大批特批安子文。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并提出了过渡时期党的组织工作的任务。饶漱石在这次会议上却故意扭转会议的主要议题，再次挑起了批判安子文的“斗争”，借口批判安子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
中共中央对此马上察觉了，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会议暂停，先举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饶漱石不但没有收敛，反而继续对安子文进行指责和攻击，致使会期一拖再拖，直到10月底才结束。
饶漱石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猛烈攻击安子文，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他的目的是攻击刘少奇。饶漱石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受到批评后，曾经对安子文说：我说你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其实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刘少奇。他后来也检讨承认，在中组部内部斗争安子文，目的也是反对刘少奇，以取得高岗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
饶漱石的不正常所作所为被刘少奇知晓后，就找来饶漱石谈话，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表示不同意他的做法，希望饶漱石冷静从事，不要再在中组部内部继续争吵。
同时，刘少奇还两次到会议上讲话，强调全党要团结一致，实际上是要饶漱石不要一意孤行，执迷不悟。
10月22日，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对饶漱石提出了批评：中组部过去3个月的争论，“使得许多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使得中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在外部也发生了一些影响，这当然是工作上的损失”；另一方面又主动承担了责任：“对于这个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检讨的。”
刘少奇显然意识到高岗、饶漱石的活动对党的团结而言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此，他在这次讲话的最后，诚恳地要求各位组织部长：“我们要时时刻刻记着我们的事业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事业。因此我们绝不允许把我们的眼光只限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只关心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一部分同志。希望各地区党的组织部长同志们，到处去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反对任何只看到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看不到和关心全党的倾向。”
同月27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中组部过去几年的工作，“应该说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但也是有缺点的，有个别错误的。这两方面都应该看到。”
同时，鉴于高岗、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也诚恳地就自己工作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虽然我们应当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错误，但在我们的工作中间难免是有许多错误的。有了错误怎么办呢？有了错误就应当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刘少奇诚恳地、坦率地对大家说：
比如我也是有很多错误的，经常要做错事情。
刘少奇举了三个例子：一个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一个是“半工人阶级”的提法问题，一个是关于富农党员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高岗、饶漱石用来批判薄一波、安子文的“证据”的。
对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说过的错话，刘少奇诚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应该说，所有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都应该取消和修正。在其他问题上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也可能不少，刚才邓小平同志讲“走火”，大概我这个“走火”不会比邓小平同志少。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是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都应该修正或者取消。我想我们应该采取这样一个态度。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论是批评别人，或者批评自己，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错误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扩大。所以我今天除了检讨以外还有一些说明。
刘少奇这种勇于承担责任，作出诚恳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和做法，表现乃坦荡的胸襟，也是很有魄力的。而且，刘少奇这一承担责任，自然就把高岗、饶漱石批判薄一波、安子文的用心暴露无遗。
所以，毛泽东对这些信号提高了警觉。当他觉得是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时，毛泽东就采取了保护刘少奇、爱护刘少奇的措施。
毛泽东表态：“北京有两个司令部”（1）
毛泽东表态：“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毛泽东叮嘱刘少奇：“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毛泽东对高岗、饶漱石的活动不是没有察觉的。当他意识到这会危及党的团结时，毛泽东采取了措施。他多次要高岗同刘少奇谈话，将问题讲清楚，而高岗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
对此，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尽管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对刘少奇批评过，但他对刘少奇的信任却没有动摇过。他听到高岗所说的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圈”后，曾经对人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就在饶漱石借口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攻击安子文时，毛泽东说：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
而散布名单的人无非就是高岗、饶漱石。
对高岗、饶漱石的联合行动，蛛丝马迹都没有逃过毛泽东锐利的眼睛。毛泽东对他们的行为看得很清楚，说他们虽没有订立文字协定，但在思想、目标和行动上是一致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饶漱石自己后来也承认：“我不否认我们两个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
可以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开始采取措施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饶漱石的问题，建议将会期延续，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并且批评了饶漱石。他还提议党内干部要重温《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六条结束语，加强党的基本理论的学习。
10月22日，毛泽东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
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此事（印发结束语）在今日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时，请告诉刘、饶及胡乔木同志一声。同时可多印一点（可印一二千份），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
第二天，毛泽东又在刘少奇、饶漱石等人在会议上的讲话稿作了批语和修改。其中，多是强调集中力量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才是核心问题，现在不是搞党内斗争的时候，而是需要全党团结一致的时候。
毛泽东在刘少奇的发言稿上加写了一段话：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
毛泽东加写的“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话，实际上是通过刘少奇向与会者传达一个信息：注意当前的任务，不要离开这个任务，包括组织工作。
他在这里加的一段话，是以刘少奇的口吻写的，显然是以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口吻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