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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手里。所以，我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有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在毛主席的关怀之下，在党中央的指导之下，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掌声、口号）我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祝同志们在工作里边取得更大的胜利！完了。（热烈掌声、口号）
南开大学广播社、资料组根据录音整理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天津市财经学校一二·二六战斗组再印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附件： 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 2 月 12 ─ 18 日，毛主席请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到北京。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接见时，毛主席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一）三结合问题
毛主席讲：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的问题也不大，内蒙的问题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 53％ 是革命群众， 27％ 是部队， 20％ 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是关键，更重要。
毛主席说： 〃 怀疑一切 〃 ， 〃 打倒一切 〃 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这是谁搞的？现在都不愿叫××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要有长，要看内容。主席说：湖南有一个口号 〃 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都要改变 〃 这是反动的口号。
（二）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你，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的大使馆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主席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还是改成市委或市人委。主席还说：公社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抓人前门进，后门出。
主席说：学校的权力机构，可为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三）关于中央文革紧急指示
毛主席说：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有造反气魄。最后一点说： 〃 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 这次炮轰张春桥大会开的话，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抓人。
（四）有几笔帐以后还要算
1 、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 2 、红革会问题。 3 、广革会反对电台军管。 4 、龙华机场反对军管。
（五）
1 、现在用得很多的 〃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 （注：这条语录是毛主席在 1920 年讲的），自己也记不住了，以后不要用了。
2 、以后不要提 〃 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 ，还是提 〃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
3 、主席问： 〃 同济大学的学生是否还在车站，码头？ 〃 张春桥答： 〃 还在 〃 。主席又问： 〃 你们来的时候是否还在？ 〃 张答： 〃 还在 〃 。主席说： 〃 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结合，现在才是真结合了。 〃
4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现在我们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不能老是 〃 砸烂狗头 〃 ， 〃 打倒×× 〃 。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点文章批判。
5 、文艺界也要回原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
6 、文汇报搞得很好，很同意他们不斗争里弄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们。张春桥同志说： 〃 文汇报压力很大 〃 。毛主席说： 〃 要支持他们。 〃 40） 张春桥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
（ 1967。2。24 ）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文化革命广场召开的 〃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 〃 上）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友们：
你们好！我们好久没有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了。
十二号毛主席叫我们去北京的。毛主席当天很快接见了我们，以后又召集、主持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问题和其他工作，发出了一系列决定。临回上海时，主席又接见了我们。
首先要向同志们汇报的是毛主席身体很好，每次谈话时间都很长，但精力始终旺盛、愉快。对上海非常关心，非常了解，使我们很感动。毛主席对上海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贡献给了很高的评价。这次讲： 〃 上海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很好的。上海工人在安亭事件时才几千人，现在一百多万了，这说明上海工人组织得很快。 〃 主席又问了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的情况。这是对上海革命造反派、上海工人、上海人民的最大信任、帮助和支持。有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我们面前有再大的困难，阶级敌人耍出再多的花招也休想阻挡我们前进。
一、关于夺权问题
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由上海的 〃 一月革命 〃 开始的。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如此。这次夺权和一九四九年从国民党手里夺权是不同的。毛主席讲： 〃 这次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我们发动的。 〃 那一天，毛主席还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写一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很重要。我们的理解是，毛主席在这里指明了十七年来，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而不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那无产阶级专政下又为什么还要革命呢？毛主席解释说： 〃 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有一部分被篡夺了。 〃 毛主席的话是辩证法的，先肯定了整体、后否定了局部。毛主席还指出所谓 〃 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 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自己搞起来呢？因为我国建国十七年，十七年来都很稳定。中国经过一百多年动乱，终于统一了，稳定了。大家都很满意。但和一切事物一样，统一和稳定有它好的一面，又带来了不好的一面。一部分被篡夺了，稳定中包含着不稳定，搞这次革命可以把修正主义根子连根拔掉。毛主席的概括力很强，把很深的道理归结成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2 ．在夺权斗争中，成为今天的关键的是 〃 三结合 〃 的问题。这是夺权和巩固好权的重要条件。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已经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日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夺过；一月二十二日上三司等四个组织夺过；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又夺过，但他们夺了些什么呢？夺了几间房子，夺了大印，自以为有了权，实际上根本没有得到实权，他们也发表声明了，但他的话根本没人听。华东局机关也是这样。夺了几间房子，向魏文伯要了几部汽车，别的东西都没有得到。我看这样的权还是不要夺了。中央指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不能夺，因为它是党中央的代表机关，夺就是夺党中央的权。华东局机关的权可以夺，尽是些房子，夺过来也没意思。这说明，必须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才能真正夺过权来。一个、两个组织夺权，只能发展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实质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南斯拉夫的办法，他们那里不是在搞工人 〃 自治 〃 吗！我们把话说的尖锐一些，目的是让这些同志明白这条路是不能走的。要想夺权，就必须找一个大联合的最好形式 这就是 〃 三结合 〃 的形式。缺少一方，就不算是大联合。大联合不是说群众团体多就算，缺少另外两方就不算大联合、就夺不过权来，夺过来也不会巩固。毛主席这次谈这方面最多。
我们旁听了山西省代表的汇报：如果没有山西驻军的支持，山西根本夺不了权。山西省委反动透顶，组织了便衣特务，发了枪。刘格平对面住了两个特务，枪口对准刘的窗口。刘随时有被捉的危险。因为山西驻军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才使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夺了权。因此，必须要有解放军的支持。
那么没有革命领导干部成不成呢？也不成！一个战斗队还要有个负责人嘛！现在夺权也要干部，无非有新有老。为什么要有担任过领导工作的老干部呢？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些工人表现很好，敢闯敢造反，很有工作能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贡献，但如果把一个城市，比如上海；一个省，比如江苏，交给他们，他们就会感到很困难，因为没有经验，他们管理一个车间也许会熟练一些。不要说工人同志，我总还算做过一些工作吧！现在让我一下子管全上海市的工作，我也感到很困难。我过去也参加过市委的讨论，但不是我做决定。柯老在世时，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就跑去找他请示。他病倒后，我们便感觉担子很重了，现在更重得多了。对许多东西我了解很少，比如财政税收，老实讲，我过去根本就没有兴趣。对农村有些了解，但很不够……。毛主席讲：一个大学生当大学校长不行，大学还没毕业，对整个学校还不熟悉。当个系主任我看也不行，因为没有教过书，没有领导全系工作的经验。还是应该由过去培养的教师、助教来担当。在座的青年同志，不要泄气，毛主席还说：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贡献，但是让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我个人的理解也是这样， 〃 三结合 〃 的方式是对青年的很好锻炼。青年人二十几岁跟着老革命干部学习它七年、八年、十年，三十多岁当省委书记也还是很年青的。
拿上海来说，主席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开始成立时没有实现 〃 三结合 〃 的话，牌子恐怕老早就让人家砸了。没有这个危险吗？人家不是早在筹备第二个、第三个公社吗？连守卫公社办公大楼的警备连都向上请示过，如果有人来砸牌子怎么办？因此，如果没有解放军的支持是不行的。我这里不是过高估计我和姚文元的作用，我们个人没有什么。但是由于我们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也使得某些人在砸人民公社时多考虑考虑。这说明 〃 三结合 〃 的重要性。有的人总想试一试，过去，有人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现在，有人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态度也很鲜明，谁敢试就让他来吧！
上海人民公社已经有了一定权威，今后还要加强它的权威。
上海市部（局）长以上干部六百多名，处长以上干部六干多名，难道这六百多和六干多中还愁找不出 〃 三结合 〃 的对象吗？这里面的大多数同志还是好的。当然，他们起来造反得很晚，直至十二月十八日开大会，但这在全国还算早的呢！主席知道了很高兴。那次造反的也多是一般干部，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中没有一个。这当然不能怪造反派，只怪他们自己，也怪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些干部带坏了。许多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他们根本没有认真传达，使得许多干部听不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