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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他争执起来，我说：“马先生，请回张太太话，你们自己查吧，有问题再说，我是不再奉陪了！”监盘员许家瀚也不愿再续，我们都不顾而去，也就不了了之。
回北京后，马衡来要我交接发行所。我在离北平的时节，本已早作准备：我将帐目的稽核，托付了杨心德，函购文件的处理，托付了徐森玉。其中银钱物品，本有负责的人，我向来不管，随时移交，本是毫无问题的。
他提出要将银钱帐目以我的名义委托他所新用的一个会计科李科长代理。
我说：“如用我的名义 委托人代我，那必须我自己决定，并且我已经这样做了。你那李科长，我不知道他，而只有你信用，最好是你派他来接管。我可以托我现在的代表立刻移交，我是不便委托他的！”
马衡亦觉有理，也就照这样办了。这李科长名叫修达，已经预备了一位审计部的会计师来查帐，经这样地直接交出，我已派徐森玉经手解释，他们知道得不到什么，而中途退走了。于是我在故宫内部的经手事件一清二白。
我的母亲是在阴历十月十四日70大庆，大约是国历12月，在苏州家兄吴县任所庆祝。我等候着内子由北平来同去拜寿，又去杭州一游，洗涤了胸中积秽，方才倚母回北平。大约是国历1月。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李玄伯力阻应诉
在我办理移交的中间，易寅村因为这样种种的激刺，加以我同江翊云的建议，心中本无愧事，何必躲躲闪闪，已经决心应诉，并且由江翊云接洽延聘北平最著名的大律师刘崇佑为他的辨护人。江翊云并为设计要在他应诉以前大肆宣传。知道起诉书要在2月3日提出，本人如不在此时以前到案，就不能出来了。所以，决定要在1月30日到沪。应该28日在平动身就电告我们，可以用最激动的方式在京沪报纸上作大规模的宣传，以壮声势。这个方案完全决定了。
只有李玄伯一个人，表面没有反对，但私自凭着他的失败心理妥协，进行着破坏应诉计划。而当初闯祸的也是他，真正一个弱智胆小之徒，反而令我这局外人气得不轻。
到了26日，他来看我，要求我同他打一个电报阻止易寅村的南下。
“此案决不起诉了！”他说，“是我同南京地方法院承办检察官孙伟接洽妥当的。”
我问：“甚么条件呢？”
“这是秘密！”他答，“我不能此时告诉你！”
“我不能闻这个秘密，如何可能会打这个电报？”我气不忿，当场拒绝他。
他再三地声说，他绝对有把握，一定可靠！
我说：“那你一个人打，不一样吗？我根本不能相信这是可能的！”
终于他把电报独衔打出，寅村信了他的电报，28日没有自平动身，30日没有到京。错失了先发制人的时机。这个计划全部被破坏了！到了2月3日，此案毫不客气地起诉，第二天各报登载了。
又过了几天，当寅村知道这个起诉的消息，他南下了。他们把到达的时间告诉我，我正对他们翁婿两位一致不满，我不去接。他是夜间到上海，住在当时法租界的饭店。
我到第二天，终究不好意思不去，我去看他，见面之下，他说：“我昨晚一到上海，将玄伯骂了一夜，所以，睡眠都不够。”
我还说甚么呢？只有答以苦笑。停了一下，忍不住问他：“究竟玄伯的秘密协定是什么呢？”
寅村答：“他说：是假使孙伟的饭碗落空，李五爷（石曾）可以负全责！”
“这叫什么秘密协定，真混蛋！”我想，没有说出。
“李五爷也后来方知道，大不高兴，说他迹近招摇。”寅村又说。
“玄伯这样幼稚可怜，怎么任事呢？你让我帮他这种窝囊肺，让我怎么帮？”我说完不住叹气。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1）
我受了种种前面经过的郁勃之气，回到北平，故宫未了之事，也算告一段落，再也不能忍耐下去。而13口之家，不能一日无事，并且不能不离开不欲离去的北平了。
易寅村了解我对他的情份，为他担待了很多，甚至丢掉了工作，终觉对不起我，也在替我踌蹰；他想我加入蒋介石的幕府，但他当时他同蒋早已失和，远非当年同在孙中山身旁时的交情可比，现在形势如此又需蒋的力量，他觉得最好有我在蒋之侧，于他有不少的便利。他拿这个意见来同我商量。做官对我来说早已厌倦，以我的性格也不适合，况且又是去这种危险的地方，目的是为他自己考虑，又是他的自私作虐，实在是一个坏主意。当初去故宫不过是为了为文习画，多些阅历而已，谁晓得惹出这么多麻烦。
我说：“你还是解决自己为要，不必太用心于我”。
他感到无助，问我事到如今有何办法。
我说：“求人不如求己！你的力量未必弱于张溥泉，况且加上三个元老？你自己不站起来，甚么人都无办法！譬如：这一番的先辞院长，同中途改变应诉的策略，都是最后相信玄伯意见的结果，如此频频地听他的摆弄，以及马、袁的担保等等。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说：“我本不肯辞院长，玄伯闹了许久，我并没有听他的。14日那天晚上，我已经睡了，曾经吩咐佣人不要他进来。他不由分说闯进房来，我是9点钟要睡觉的，他纠缠到12点还不走。我生气同时也实在受不了，方才说：听你去罢！他就替我打了一个电报辞职，我真没办法啊！”
我只有苦笑，说不出什么。
我此时当然还要到院，料理些未了的事，同马衡、徐森玉还在一间房内办公。忽然，传达拿着一张名片进来，我们三个人正在说话，同时看了一下，是朱树森，说是“见院长”，马请徐代见。我退回我的坐位，心想：这位宝贝来了，一定又有些花头无疑。
一忽儿，徐先生去了回来，说是要见我，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就同森玉一同去见。
朱树森见了我，他毫不愧作地向我说：“是来继续侦讯那个案子。”他现在是来问金器处分的有无情弊？
他说：“我已经查过全部金砂、金器的处分收入，有70余万元，这数目我疑心他们是不是可靠？”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应该问会计，怎么问我呢？数目是会计上记载，你是从他们记载上查出，我想是应该可靠，我也是监察委员之一，你们北平地方法院检察长也是。每次处分金砂、金器，都是正式投标，我们只监视投标有无情弊，至于数目字，我们过后都不会记得。要知道符不符，你追究他们好了！或者到各得标的金店查对。”
他语塞了，问东问西，都是些无关宏旨的扯淡。此时已是午后一二点钟了。森玉同我都感觉到无聊，就只好向他说：“我们还没有午饭。”
他说：“我已经吃过了。”
“我们还没有吃呀！”森玉替我说，“我同吴先生都要回去吃饭，吃了再来谈好不好？请同会计上先谈着。”
他无可奈何地答应了，我们散了回去。
我一到家，书桌上发现一张北平地方法院检察处的传票，案由是：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控告我妨害秘密。我明白了：他们现在是集中来对付我了，我用了午餐当然不去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2）
到了4点钟光景，徐森玉来电话，说：“朱树森在院腻着，非请你来不可。他说：你一定是看见了传票，所以不来了，其实是另一事，他决不干涉。他是因为你故宫情形太熟悉了，非请教不可……否则要我同来相访。就再来谈一谈何如？”
“我是决不见他了。”我在电话中答复，“我知道两案并没有关系，就是有关系，我也不怕他。但是，他的意思，无非要七套八套教我来证明易的犯罪。易是清白的，不可能嘛！何必多说废话，徒然使人不快呢？”
“对了！”森玉非常赞同地说，“那你何不往天津走一走呢？”
“我考虑，”我说，“我晚上到三时学会来谈。”
森玉答应了，三时学会是他的住处。
我明白了森玉的意思，他是要我离开北平省得朱的歪缠。朱是我一定不见他了。传票到不到呢？因为易方整个的策略，他本人是不肯到案，怕受郑烈他们的侮辱吃眼前亏。尤其李玄伯，他是坚决主张避免出庭，他们同时主张不要单独到案。
据说：其时有一个郑毓秀案，也是崔震华、张继主持的。这一对夫妇真是讨厌极了，干什么不好，拉着郑烈专门打官司为乐。
郑敏秀避去了，他们扣住了一个姓钮的秘书判决了。倘若被告一个也没有，是不能判决的。这个妨害秘密，虽然案由同他们不一样，但是，可能扣住了我，再来归入大案的。我不能不经同意，凭我一人的意气而牵涉他们。因此我不是作任何逃避，而是要说服了他们许我到案。
我的运气不佳，此时正达最高峰。心理上的压力令我随时都要崩溃。我的母亲70高年，因为由苏州回北平，由感冒、气管炎而高烧气急，失眠咳喘，情势相当严重。还有第五个女儿徕徕，只有5岁，由百日咳为中医所误，转了肺炎，非常危急了。方才请了法国医院的医生朱广襄急诊，要我立刻送医院急救，他说：“仅有一线希望！有一种特效药针。”
我已经有两个儿子死于百日咳、肺炎，真是谈虎色变，格外紧张，她已气息奄奄，我赶忙送她到了医院，由我太太陪着，我自己到三时学会去访森玉。我们见面之后，双方将情形再研究了一下，他非常同情我。
他说：“我向祁谨庵检察长通一个电话试探一下内容再说。”
他们两人是每天在一起吃长斋的朋友，可以无话不谈。
电话接通之后，我就在旁旁听，徐森玉将此事问祁。
“啊！”祁说：“这桩事相当严重，案由看来并不重要。但是，事实，吴是等于钦犯，因为前案我们办得不力，已经得罪了最高法院，若是吴先生再走了，可担不起，你千万不要告诉他！”
徐森玉：唯，唯， 没有说什么，电话挂了，含笑对我说：“听见了罢？就是这样！”他还是主张我走。
我谢了森玉告辞，非常感激他在我危难时的坦白诚挚，倾力相助。
我回到家里，已经夜间10点多钟了。我匆忙收拾一下行装，我太太还陪着五女徕徕在医院，我轻轻地到处看了一遍儿辈都已睡着，蹑足走进老太太房间，欣起帐子，我的母亲似乎也睡着，我不敢声响，又轻轻回到下首等待。
不到一刻，老太太咳嗽了，又哼了一下，问：“哪一个在房里？”
“我！”我急忙答应着走近床前，再欣起帐子，佣人听见了进来倒了一杯水，送与老太太呷了一口，她退出去。
母亲问：“你才回来？”
“是！”我答：“好一些吗？”？
“有什么事？”她问。接着又说：“稍好一点。”
“我明天早车要到上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