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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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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为之大怒,竟至将‘太子’罚跪,用皮鞭抽打,并大骂其‘欺父误国’,然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夫复何言。【见上引袁静雪文。】

莫到琼楼最上层

可是他那位‘假名士’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自始至终都是个反对派,他曾赋诗暗讽老爹,千万不可做皇帝。易经之首卦不云乎,‘九五之尊’已到顶点,不即时煞车,而要继续上冲,冲到‘九六’,就要‘亢龙有悔’,甚或追悔莫及了。

民国以来,写政治诗的诗人,而有诗可传世的,真不下几十百人。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士大夫文学。陈寅恪教授晚年就写了十多首藏头不见尾的,在民国诗坛上有极高度文学价值的讽政诗。这种屈原式的灵感,是八十年来中国新诗界,至今还无法企及的高层文学。也是一般目前新诗人的文学涵养,所无法欣赏的‘文字游戏’。但它却是绝对没有死掉的传统文学里,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不论新诗人们如何的诅咒和漠视,它还是老而未死的,中国文学里的一种极其崇高的表达形式,胡适所谓‘要下几十年的功夫’是也【胡氏亲口告诉笔者的】。

陈寅恪的讽政诗,也曾使我的两位杰出的老乡──余英时和汪荣祖两教授,打了好几年的官司……。余说他怀念国府,汪说他只是厌烦老共,却并不怀念国民党……。吾人旁观者不清,究竟不知道陈公这位瞎和尚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不论怎样,这才是第一流的诗、第一流的文学。‘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它不是‘轻薄为文’者流所可了解和信口雌黄的。但是在这些政治诗当中,汪精卫的那首‘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只是喊喊革命口号,不够传统诗评中的所谓温柔敦厚也。至于毛泽东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鸟儿问答’】,那就是转型文学中,地道的放屁了。

在笔者的谬见中,我却十分看重袁寒云这首讽父诗。这位‘假名士’的作品,实在不是和他同时的‘南社’之中的数百个‘真名士’(像易实甫、樊樊山等人),无病呻吟、搔首弄姿的作品,可以望其项背的。这当然是读诗人各有所喜的偏见,但是我想读者贤达中,或不无偏见同调也。为与海内外同好共品之,谨就个人记忆所及,将青少年期就能背诵的‘假名士’的讽父诗,七律一首,抄录如下: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寒云这首讽父诗的重点是最后两句,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其他六句都是搭配的,所以上六句,他嫌配角不好时,就换来换去。笔者在青少年期所读的寒云讽父诗,至少就有两种。上录为个人可以背诵,而比较喜欢的一首。下面一首则是在上引袁静雪忆父文中发现的。二者略有不同。并录如下:【见本刊三三八期页一三0】

乍着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其最后两句都是相同的,只是其他五句有别。是所谓‘推敲’。推敲出新的灵感和音韵来,对旧作又不肯‘割爱’,就多首并存了。这也是一般‘下几十年功夫’的,旧律诗作者的通病。也是他们彼此在诗坛见高下的标竿。‘南社’当年解体的原因,便是宗黄(仲则)和宗郑(孝胥)两派争执不休的结果。胡适对旧诗的欣赏,显然便是倾向于‘宗郑’的。

毛泽东那首‘占领南京’的七律中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联,他底老师胡适就说他‘不通’。不通的原因就是他的文学‘境界’太低,作律诗的汉学底子也不够。作律诗重在‘推敲’,而毛公的推敲本领,也只能到此为止,所谓‘黔驴技穷’也。下棋的人有句话叫做‘棋高一着,逼手逼脚’,其实做旧诗词,也是如此的,所以毛的旧诗词,尤其是那有限的几首‘七律’,在宗黄、宗郑的两派诗人的眼光里,就诗论诗,就只能算是‘登堂矣未入室也’。所以柳亚子说,‘'诗'儿子毛泽东’,就诗论诗,并不是什么吹牛也。但是在‘诗歌转型’期中,毛公诗以人传,写旧诗能写到‘平仄无讹’的程度,也就算是难能可贵了……。笔者原只是评那位青帮老头子、‘假名士’袁寒云的讽父诗,为何又把毛主席请出来糟蹋一番呢?无他,毛主席太有名嘛。所谓毛主席的诗词,全国同胞至少有上千万的人可以背诵吧,讨论袁世凯儿子的诗,把毛主席家喻户晓的诗也找出来,比较比较,就容易说明了,不是笔者故意要和毛主席过不去也。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以上所说是当时反帝制文学中的‘反帝诗’,可圈可点的一首高级作品,竟出于‘皇二子’之手【‘皇二子’也是寒云楼主自嘲的笔名之一】,故访录之,以与有文学兴趣的读者,共赏之也。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汉学底子’是江河日下了。今日吾人发政治牢骚,就只能搞搞‘顺口溜’了。当然今天的新诗人,也还有以新诗形式来代替顺口溜的,但是新诗界以外的读者,就很有限了,虽然翻成外文却可以引起国际属目。

袁氏帝制时,反帝论文,也是雪片横飞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当然就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那一篇掷地有声,脍炙人口,而有深远影响的佳作了;为保存史实,不能不简略述之。梁氏在此万言长文上,他第一要把‘国体’和‘政体’的界说弄清楚。他说‘共和’与‘君主’国体也。而‘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也。如今君宪救国论者,认为只有‘君主’才能‘立宪’,而‘共和’就不能‘立宪’,是何种逻辑呢?

第二,若说国情,继承式的君主立宪,比非继承式的共和立宪,更为适合于中国,则现行的大总统选举法【见上章的金匮石室制】,不是既能传子,亦能传贤,岂不更优于帝制乎哉?何必改变国体?

第三,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国古德诺顾问之言,奉为圭臬,要据之以恢复帝制,废弃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当他为维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人士论战时,所阐发君主立宪之精义,实十倍百倍于古德诺之所言。【笔者附注:梁氏此言,不是吹牛。那时康、梁之言遍天下。所论确较古德诺之短文精辟多矣。历史家可为佐证也。】而当时诸公(包括筹安会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对我梁氏之言,充耳不闻;梁氏之书,过目不读,岂因‘吾睛不蓝,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当年为坚持君主立宪制,曾为共和人士所诟病,今日要推翻中华民国,翻为当年的共和革命志士;而今日为维护共和国体者,翻为当年的君主立宪派,亦可怪矣。

最后,梁说他原是君主立宪派的元老,并无理由要为共和制度做辩护人,他只是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变动。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革命得不偿失。可是当时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民国成立四年以来之所以糟乱若此,便是当年共和人士不听他底话的报应。如今共和的国体已定,而当年的翻云覆雨之士,又要再来覆雨翻云,乱来一泡,民不聊生,国亡无日,不难预测也。今日之动乱,已充分证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虚。‘十年以后真知我’,梁氏以‘常带感情’之笔痛诋筹安会中之众莽夫说,尔等今日不听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总统拖下粪坑,与尔偕亡,十年后将再知吾言之不虚,而追悔莫及。尔曹其毋河汉余言。

篇末,梁更加一‘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余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己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原是我国文学转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笔端常带感情。他的鸿文钜着,一经京报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子就烧遍全国。国人嬉笑怒骂,随之而来。不特杨度(皙子)一下便被摔入谷底,皇帝候选人老袁也被打得灰溜溜,无面目见人。

‘杨氏贤者也’,也是当时一位‘旷世逸才’,最大的刀笔吏之一也。不意强中更有强中手。他梁、杨二人之对决,不谈政治,也是当时文坛一场好戏,当年中国总统为着做皇帝,和今日美国总统为着玩女人,而带动全国第一流的刀笔吏之对决,而好戏连台。两地虽远隔重洋;时间相差亦近一世纪,而两方面之精采镜头,却相互辉映,真是两幕难得的今古奇观。

梁启超与文学转型的序幕

梁启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我们倒不妨顺便也谈谈,他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所发生的作用。中国近代文学之从文言转入白话,胡适当然是个关键人物,但是胡适不是忽然间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之前还有个酝酿时期,梁启超便是这个酝酿时期酝酿出来的英雄。因为靠科举考试保镳而生存的文言文,在科举考试于一九○六年被废之后,他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但是就在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完全取代之前,读者和作者的口味可不能变于旦夕,所以它要有个适合二者口味的一个文白混杂的转移阶段(Transitional Period)。再加以文言文在造句和运用成语方面之简洁有力,往往亦非语体所能完全代替,尤其是在大众媒体,所谓新式报刊兴起之后,这就注定了这个转移阶段之存在,甚或长期的存在。梁启超便是这个转移阶段前期的头号大师。他这篇‘异哉’的大文,在今日报刊的读者读来,难免还是别别扭扭的诘屈聱牙,但是这别别扭扭的文体,正是他那个转型前期的报刊读者,每个人都看得懂,每个人都欣赏的时髦文体。明乎此,你就会体会到梁某的文章在那时何以有那样的煽动性了。

笔者这辈的老知识份子,幼年时还去古未远。我记得我还在念方块字的时候,便在祖父的书房里听到一些四五十岁的老头子,用手指点点我们在一旁旁听的小脑壳,说将来要我们学习写‘报纸文’。当时根本不知啥叫‘报纸文’。等到我在重庆读大学了,读到大公报上‘看重庆念中原’一类的社论,才对当年老头子们的话,恍然有悟,原来‘以浅近的文言加生动的白话’这种文体,最有说服力。当然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到王芸生的‘大公报’,这两种‘报纸文’之间,文言白话的比重,已经有霄壤之别了。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毛泽东的诗词,很糟很糟。但是他却说,‘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好’。我想毛泽东白话文写得好的道理,就是毛是个不守章法的人。写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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