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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天之后，《纽约时报》就报道说，美国“已经决定在越南发动一场不宣而战和不加说明的战争”。约翰逊气得要死。他天天都教训手下的人“绝对保密。绝对不许走漏风声”，可是情报还是泄露了，令他怒不可遏。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向总统说：“我简直不明白怎么会捅出去，糟透了。”
“鲍勃，该查出来予以撤职，”总统向麦克纳马拉指示，“我们要严办。”
尽管消息泄露，轰炸已在进行之中，鹰派瞅着“伟大社会”蠢蠢欲动，但约翰逊仍然抵挡了他们，办法是撒谎。他对国会领导人说冲突根本没有升级。总统这么说了，鹰派想发难也得三思而后行：约翰逊这头“参院老公牛”仍然有权有势，能砸烂他们在国会的前程。在国会山，人们对越战升级议论纷纷，可是约翰逊仍然控制了局势。“伟大社会”的几十项法案出台了，包括：控制空气、水和噪音污染的几项法津；食品券和住房法案；照顾弱势群体的赞助性行动；土地保护措施；新内阁职位；较公正的移民法；设立国家艺术捐款、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和公共广播公司。
随着约翰逊“伟大社会”梦想一步步接近实现，他的越南噩梦也一天天加剧。约翰逊本来希望空战能把对手挡过去——“最初顽强抵抗，然后势头走弱，然后胡志明急于住手”。但是，“滚雷”毁的地方越多，越共的战斗也越是放肆。
这时约翰逊发现他有必要戴上他的另一顶帽子——最高统帅。如果他要用他的“伟大社会”改变整个美国，他肯定也能防止共产党人统治整个越南。
在国会山忙碌了一天，筋疲力尽的约翰逊对一个朋友说：“我现在真想来点威士忌和饮料。可是不行。我今晚还得指挥飞机出击。”他进入白宫情报室，要把一切都弄个明明白白。在这地下室没有窗子的掩蔽部中，他用手在墙上的越南地图上指指点点。
他指着岘港北面一座桥问道：“炸毁这个要用多少吨炸弹？”又问：“它对北越人有多大重要性？”如此等等，问个没完。连轰炸一处户外厕所也得经他批准。
总统对指挥轰炸入了迷。他天天凌晨3点半起床，检查他的“孩子们”在越南的战绩。但是他的“孩子们”依然在输，不论总统费多大的劲，战争仍然在步步滑脱控制。需要有点别的事使他坚持下去，约翰逊就紧紧抓住他的“伟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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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大炮与黄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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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一百天！”约翰逊欢呼他的“伟大社会”计划在第89届国会头一百天取得的胜利。计划虽然尚未完成，但已硕果累累。众议院已通过他提出的让老人和穷人享受“现代医学奇迹”的法案，这法案已送交参议院审议。他提出的选举权法案已通过了委员会审议阶段，约翰逊相信不久后非洲裔美国人就会有权走进投票站。
为庆祝这些成果，他荣归故里，飞回他的得克萨斯牧场。从他的私人飞机——他把它叫做“空军一号半”——往窗外看，他知道下面的公路两旁都种上了花，这是他的《公路美化法》给家乡带来的礼物。但最令他兴奋的，还是等待着他的一次重逢。
36年前，当时才20岁的林登·约翰逊来到得克萨斯州科图拉这个又穷又破的小镇当小学教师。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选择别的职业。华氏110度的高温让衣衫湿透，木棚房子则被烘得干干的。校园的操场尽是尘土，没有任何设施供学生们锻炼和娱乐。由于种族隔离，这一座墨西哥裔儿童的学校成了国家不关心的邋遢地方。
但是约翰逊这位新来的负责五、六、七三个年级的教师决心要让他的学生们受到更好一些的教育。这些移民的工人子弟处境是苦的。他们早上来学校时还吃不上任何早餐，而他们脸上的表情，据约翰逊回忆，是一种疑惑：“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我？为什么就因为我的皮肤是褐色的，他们就讨厌我？”
每天早上他都巡视一周，问学生们完成了家庭作业没有？如果女孩子说没有，他会训斥她们，让她们下课后留校写作业。对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的男孩子，他会揪他们的耳朵。据一个学生回忆说，“痛得要死哩。”他严格要求孩子们说英语。倘若哪个学生用西班牙语向他说“早安”，他会让这孩子弓着身，用棕榈树枝打屁股。
然而孩子们都敬爱这位来自约翰逊城的约翰逊先生。他创办了一个辩论社团，组织了拼读单词比赛，开始教学生打棒球和参加田径赛，还给学生篮球队当教练，给学生乐队当指挥。他甚至给学校工友辅导英语。一个学生回忆说：“我们许多人都觉得他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希望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真像是老天赐福。”
飞机着陆了，与约翰逊重逢的，是他以前的学生们。约翰逊说：“在1928年，我从来没有想过，到1965年，我又会站在这里。”当着学生们的面，他签署了“伟大社会”的第一项重大法律，使联邦政府给各级学校的经费增加一倍。约翰逊相信他的学生们的子女将会从中受益。
约翰逊夫人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可以用金黄色圆圈圈起来的一周。让我们记住它吧，因为此后会有许多周要用黑圈圈的。”此后许多周，约翰逊的确很苦，白天为“伟大社会”奋斗，夜里又得跟越共打仗。美国已不再注意约翰逊在内政方面的胜利，这对他来说是不幸的。
专栏作家们在报纸上猛烈指责约翰逊在进行一场隐蔽战争。各地大学校园里尽是集会，抗议约翰逊在越南战争中的做法。华盛顿纪念碑周围老有游行示威。著名歌手琼·贝兹高唱要和平，集会上演讲的人呼吁“立即停止轰炸”。约翰逊在1964年大选中是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多数票当选总统，而一年之后，民众对他的支持已变成了一片坚决反对之声。
约翰逊原先担心的是国会中的鹰派，而如今鸽派也对他不客气。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公开批评了总统的秘密空战以后，约翰逊向富布赖特谈心说，“你不该出来反对我。”要对付罗伯特·肯尼迪也不那么容易。这位前总统的弟弟很倔强，约翰逊尽管善于说服人，却说不服他。他在参议院警告说，约翰逊把“几十万美国军人”投入越南冲突，“很容易导致核战争”。
国会山很快就可能爆发一场战争问题的辩论，约翰逊真是忧心如焚。他知道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国会山的人就会迫使他专打海外那场战争，为此而放弃他对国内贫困的战争。他的“伟大社会”之梦就会半途而废。
约翰逊预言：“啊，我能想见会是如此。军号声吹散了最佳改革者的希望和梦想，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多的是。”当他才5岁的时候，他的祖父曾抱着他讲故事，告诉他19世纪末的美国西班牙战争如何摧垮了平民党的改革。到他十来岁时，威尔逊总统的“新自由”改革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让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列车脱了轨，那时约翰逊已是美国众议员。如今，他的“伟大社会”看来又会毁于越南战争。
约翰逊与那些前辈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他会撒谎。他一辈子玩政治，撒谎本领之高是任何人所不及的。罗伯特·肯尼迪抱怨过，“每次我跟他谈话时，他总说谎，甚至没有必要时也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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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大炮与黄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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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明白他对越共的轰炸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到这个时候，投到北越的炸弹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到欧洲的炸弹的总和。再拒不承认“滚雷行动”的真相，只会使总统丢脸。
约翰逊说：“白天处处费劲挽救脸面，到夜间会连屁股也丢了。”
然而谎言在国会还是起作用。国会里谁也不会天真到完全相信约翰逊对战争的否认。但是总统贬低越南问题，国会就没有什么理由辩论他在东南亚的做法。逼总统端出越南问题，就等于把他叫做撒谎者。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几乎都还不想把事情弄到那步田地。
到1965年夏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已进入最后策划阶段。形势似乎不错。约翰逊比任何其他政治领导人都更想改善更多人的生活，他的梦想似乎有望实现。他相信“伟大社会”能挽救他的声望。他说：“我打从心眼里知道美国人民是爱我的。我为他们做了那么多，给予了那么多，他们怎能不爱我呢？”
约翰逊甚至认为北越人有朝一日也会像他的墨西哥裔学生一样地爱他。他设想过给北越送去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计划。他赞成投资10亿美元开发湄公河，建设水坝，给贫穷的村民送去水、电和粮食。他预言过：“我们要让湄公河变成又一个田纳西河流域。”
虽然约翰逊认为北越也可以变成一个“伟大社会”，但胡志明却另有计划。在夏天雨季开始时，越共发起严厉的攻势。由于雨大，执行“滚雷”任务的飞机无法瞄准目标进行轰炸。南越军队崩溃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说：“我们的处境一团糟。”
麦克纳马拉建议总统到国会，要求征召后备役兵员235000人，将正规部队扩编375000人。麦克纳马拉认为，若总统采纳这一方针，那么就“还很有希望在一段合理时间之内在越南实现一种可以接受的结局”。
约翰逊知道他不能不派出更多的美军部队。他不可能撤出越南。美国还从来没有打输过一场战争。约翰逊不想成为第一个打败仗的总统。但战争这一次升级，要想再欺骗国会就更难了。而且这一切都得要钱。
麦克纳马拉建议约翰逊向国会要求一大笔拨款来弥补这一升级的费用。打仗是要花钱的，而美国从纳税人那里收来的钱最终都得经过国会同意才能拨用。约翰逊知道国会会同意为越南战争拨款，但会削减他的“伟大社会”的经费。
这就是要在“大炮”和“黄油”之间做出选择。联邦政府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既在海外进行一场军事战争又在国内进行一场社会战争。这时，医疗保健法案还卡在参议院，即使它最终由国会通过了，它需要的经费也会没有着落。“伟大社会”其他的大部分计划都会得不到起跳的经费。
眼看着自己的梦想即将告终，约翰逊情绪低沉。“他成了一个痛苦的人，”他的副官比尔·莫耶斯回忆说，“他往往陷入沉思，怅然若失。”他又退缩到自己的床上，莫耶斯发现他老用毯子蒙着头。约翰逊对莫耶斯说，他觉得自己似乎掉在路易斯安那的沼泽地里并往下沉。
有一天清早5点半钟，约翰逊在床上摔打自己硕大的身躯，喊叫“我不得不征召60万小伙子，让他们离开家离开亲人哪！”可怕的叫喊惊醒了他的夫人。她在日记中写道：“他那样高声喊叫，仿佛不只是叫给我一个人听。”
总统夫人知道她丈夫是因为他很快要宣布的这件事而苦恼。她在日记中写道：“他对这件事一点胃口都没有。这不是他想要的战争。他想要的，是向贫穷、愚昧和疾病宣战，那才值得为之献身。”
1965年7月28日，约翰逊总统走上白宫东厅讲台，那里正举行记者招待会，但约翰逊知道他的讲话更适用于国会的一次两院联席会议。“我并不认为将我们的青春花朵，我们的优秀青年，送上战场，是轻松的事。”他告诉记者们。对于战争的代价，他有亲身体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第一位离开众议院的舒适环境而奔赴前线的国会议员，投入了南太平洋的战斗。“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