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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关东军仍然严密控制着溥仪，命其亡命日本。8月18日夜，溥仪抛下“皇后”和“贵人”，只带他的兄弟溥杰和几个近亲，在日本人桥本和吉冈的“陪同”下，乘火车前往通化。19日晨，溥仪一行分乘关东军提供的飞机飞往沈阳，准备换大型飞机转赴日本。当飞机飞临沈阳时，机场已被苏军控制；溥仪等人刚下飞机就成了苏军的俘虏。
伪满政权垮台后，汉奸们自知罪孽深重，但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互相还在争权夺势，演出了丑态百出的闹剧。8月18日，张景惠等伪满重臣们逃回长春后，策划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其中还恳请武部六藏、松本益雄等日本人参加指导。苏军进驻长春后，张景惠等人竭力奉迎苏军，企图蒙混过关，继续升官发财。然而，伪装和欺骗掩盖不住他们民族罪人的丑恶嘴脸。8月底至9月中旬，苏军对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汉奸实行逮捕，使这些民族败类落得了可耻的下场。同时，苏军对原伪满政权中的日本人官吏也采取了行动，逮捕了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以及伪国务院各部次长、协和会骨干等一大批日本侵略者，将其押往苏联，使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八部分：关东军的灭亡余论历史没有结束（1）
余论历史没有结束——关东军罪恶仍在继续
历史自有公论。对于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破坏世界和平的反动势力，必将遭到所有希望进步、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唾弃和惩罚。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对于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发动侵略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种种罪行，必将遭到人民的审判和清算。然而，历史又不无遗憾，由于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斗争，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及其政治需要，对于本应受到严惩的战争罪犯实行纵容和包庇，没有彻底铲除军国主义的战争根源，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而且，至今侵略战争的毒害仍然残留在一些地区，给那里的人民生活造成危害，给那里的自然造成破坏，侵略战争的遗毒还没有彻底清除。
一历史性审判
法西斯被消灭了。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给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灾难。法西斯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必须彻底清算，法西斯战争罪犯必须给予严惩；这是所有正义的人们的共同心声。因此，战后在欧洲进行了纽伦堡审判，主要是对德国法西斯进行审判。在亚洲进行了东京审判，主要是对日本法西斯进行审判。
早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就已经提出“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更明确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裁判。”日本法西斯投降后，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成员由苏、美、英、中、法、荷、加、澳、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等11国代表组成，共同担负管制日本和惩办战犯的任务，并授权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部为执行机构。1946年1月，由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了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定了战犯的三种犯罪情形：甲、破坏和平罪；乙、战争犯罪；丙、违反人道罪。在具体审理中，相应将远东战犯分为甲、乙、丙3级。东京法庭只负责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乙、丙级战犯的审判分别在新加坡、马尼拉、关岛、伯力、沈阳、太原等地进行。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死刑者941人。《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015页。
1东京审判
从日本投降盟军就开始发布命令，逮捕日本战争嫌疑犯；到1945年12月共指定110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为战争嫌疑犯。其中许多自知难逃法网的法西斯分子畏罪自杀，如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前参谋总长杉山元，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日本法西斯军人；前首相近卫文，前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等政府首脑；恶贯满盈的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拘捕。在被拘捕的战争嫌疑犯中，还包括梨本宫守正等日本皇族，澳大利亚代表还将昭和天皇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庇护，昭和天皇未被追究。
从1946年3月远东国际检察局开始进行被告选定工作，最后确定了东条英机等28名被告。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南次郎、星野直树等人，都曾在关东军和伪满洲国任要职，犯下了滔天罪行；现在他们终于受到了应有的审判。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原日本陆军省礼堂正式开庭，由中美英苏等11国为原告，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违反人道罪”向28名被告提起控诉。长达42页的起诉书详细陈述了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日本在国内建立法西斯体制，与德、意共谋为侵略别国、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侵略战争的罪行，以及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之各种屠杀和犯罪行为，共列举出55条罪状。
在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中，公诉人最先陈述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制造伪满洲国，奴役东北人民的罪行。指出在这一侵略过程中，最积极参与的被告有：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冈洋右、南次郎、大川周明等8人。为了揭露和证明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法庭传唤了溥仪、武部六藏到庭作证。溥仪在法庭上留下了长篇证词，揭露了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虽然他也企图极力掩饰自己勾结日本侵略者的行径，但仍然是极为有力的证词。武部等人对日本侵略东北，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供认不讳，证明了日本侵略的真相。中国代表向哲浚也用大量事实，陈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在审判期间，日本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法西斯理论家和骨干大川周明发狂诊断为精神病而中止受审。
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长达千余页的判决书。内容分为3部共10章，阐述了日本在20年中计划、准备、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的史实，陈述了日本侵略者在这一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其中有2节专门揭露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掠夺。判决书最后认定25名被告有罪，宣布对其进行惩罚，判决如下：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绞刑；判处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俊六、平沼骐一郎等16人无期徒刑；判处东乡茂德和重光葵有期徒刑20年和7年。12月23日凌晨，在东京巢鸭监狱，东条等7名战犯被绞死在死刑架上，受到了历史应有的惩罚。
第八部分：关东军的灭亡余论历史没有结束（2）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之久，对日本的主要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公正的判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东京审判代表了所有遭受法西斯残害人们沉冤昭雪的要求，代表了所有企盼世界和平，要求人类发展的心声，代表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历史法则。法西斯战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是全世界人民求和平求进步的伟大胜利。第二，东京审判中所确立的一系列国际法准则，如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的界定，成为战后国际关系原则的重要内容。1946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就确认了上述原则为国际法原则。这些原则在法律的高度上确定了侵略战争是犯罪这一人类共识，有力地驳斥了侵略者编造的“解放”、“圣战”、“共荣”等谎言；警告一切企图制造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好战分子，如果敢于破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第三，东京审判的各项记录和判决书等文件，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所依据的日伪政府及组织的档案文件，以及千余名亲历者的证词，都是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是日本法西斯犯下滔天罪行的永久记录，决不容许翻案和否定。至今，一小撮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仍然坚持军国主义的侵略立场，提出“东京审判否定论”，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这只能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强烈谴责和高度警惕。
东京审判以其历史的进步的重大一笔载入史册，但它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一面。由于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美国操纵了检察和执行权，决定了审判带有明显的美国色彩。美国的战后对外政策极大地影响着审判进程，致使审判产生了许多缺陷和偏颇。
首先，没有彻底追究战争罪犯。由于美国注重强调日本对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侵略罪行。这从美国把东条英机放在“头号战犯”上就表明了这一点。而在中国作恶多端的前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前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曾任首相及朝鲜总督的阿部信行等，皆未被列入被告之内。再则东京审判注重强调日本军部在侵略战争中的罪行，而减轻了日本政府、天皇、重臣势力、财阀集团等的罪行及责任。如在确定战犯嫌疑者名单时，澳大利亚提出了将昭和天皇列入其名单之中，而美国却在确定被告的名单中划掉了天皇的名字。按照麦克阿瑟的说法，“天皇顶得上20个师团”，“为顺利实行占领统治，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不能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东京审判秘史》；第133页。对于积极支持侵略战争财阀集团，本来有12名财阀，如“满业”总裁鲇川义介、满铁理事大藏公望等，已作为战犯嫌疑者被捕，但国际检察局却以“没有把握判定有罪”为由《东京审判秘史》，第196页。；将12名财阀排除在被告之外。而且在审判被告的进行中，又不断释放战争嫌疑犯，“审判”与“免究责任”微妙地交叉着。《东京审判秘史》，第8页。到1948年12月24日，即东条英机等7人被绞死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将岸信介、川良一、儿玉誉士夫等剩下的17名甲级战犯嫌疑者全部免诉释放，并宣布不再进行甲级战犯审判。《阴谋·暗杀·军》，第205页。这使一大批日本首要战犯逃脱了审判和惩罚。1950年3月，麦克阿瑟又下令，将仍在服刑的日本战犯按所谓“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使那些本来判刑就轻的战犯，刑期未满就得到了释放。有的重返政界，再任要职。如重光葵被提前释放不久就当上了外相和副首相。
其次，若干重大战争罪行未被追究。日军进行的细菌战（主要是关东军第731部队）和化学战，是十分重大的犯罪行为，却在东京审判中未被追究。“二战”期间，美国为了研究细菌战，于1943年在华盛顿郊外建立了戴特里克机构，了解到日军在中国东北准备细菌战的情况。战后美国立即派专家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