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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思想文化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东北教育事业横加摧残和破坏。在长达14年的统治时间里，建立起一整套的殖民地奴化教育体系，大肆摧残和破坏我国东北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并把殖民奴化教育视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统治东北的重要手段，实行教育领域内的法西斯专政。
在整个伪满时期，奴化教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末是第一阶段，此时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的旧学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是一个为全面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做准备的初期阶段（或称过渡阶段）。第二阶段是由1938年到19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此时的教育是在日伪制定的新学制的体制下进行的全面推行奴化教育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41年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是教育被强行纳入战争轨道的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强化时期。
一伪满奴化教育的初期阶段
1攫取教育大权，建立伪教育行政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占领东北初期，由于忙于军事侵略，武装镇压，筹划建立伪满政权，将其统治重心放在“维持治安”上。为了阻止和镇压东北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反日、抗日运动，对东北原有的教育事业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摧残。曾一度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各级各类的学校，同时，对爱国师生进行残酷地镇压和迫害。到1932年日伪政权建立后，日伪统治者采取文治与武治两手相结合的方法，开始对各类学校进行整顿，恢复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与其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相配合，竭尽全力建立以愚民思想，奴化教育为核心的殖民地教育体系。并把殖民地教育视为巩固殖民地统治、扩大侵略的重要工具。为此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着手建立教育统治机构，加强对东北教育事业的统治。
日伪时期的教育行政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 。伪满在1932年6月前，其中央还没有设立部一级的教育行政机构，只是在伪满民政部内设立“文教司”，主管教育工作。1932年3月在伪《政府组织法》中规定，伪民政部文教司为主管文教的最高部门，当时的文教司长由日本关东军选派的日本人上村哲弥担任。同年7月，伪民政部的“文教司”升格为“文教部”，成为伪满的八大部之一。伪文教部总长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兼任。伪文教部下设总务、学务和礼教三个司。总务和学务两司在伪文教部中握有实权。该二司司长分别由日本人西山政楮和上村哲弥充任。文教部当时的官员有150人之多。伪文教部成立之后，在1933年5月和7月先后发布《训令》、《暂行私立学校规定》等，将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统管起来。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溥仪称帝，随之各部总长也改称为“大臣”。伪文教部大臣仍由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兼任，郑死后由阮振铎接任。
随着中央一级教育行政机构伪文教部的建立，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到1933年底以前在伪满的奉天、吉林、黑龙江以及热河四省省公署及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内设有教育厅，其下设总务、学务、督学和礼教四科。1934年10月日伪当局为避免地方势力游离于其殖民统治的控制之外，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公布了“新省制”。由同年12月起将包括热河省在内的原东北四省划分为10个省（奉天、吉林、龙江、热河、滨江、锦州、安东、间岛、三江、黑河）。在这10省中除黑河省在省公署民政厅内设教育科外，其他各省均设置教育厅这一行政机构。各省教育厅内设有学务、礼教二科和视学官室。当时的伪都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则和其他各市、县、旗设教育局、科、股等教育行政机构。到1936年前后，伪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已很完备。日伪当局全面统揽和控制了我国东北的教育大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伪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之中，始终都设有对其殖民地奴化教育进行“指导监督”的视学机构。1932年7月伪“文教司”改为“文教部”时，在伪文教部内设置督学官室，1936年以前各省教育厅都设有督学科或视学官室，各县一般都设有县视学一人。1936年12月伪文教部以《训令》公布了《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学事视察规程》《满洲国法令辑览》。，规定“为发扬建国精神，养成国家观念”，“以期国民精神之统一强化”，要求省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每年至少要到其下属的省立学校（特别市立学校）及县公署视察一次”，并对视察的内容做了相应的规定，总分为15项内容。要依次对学校教育活动的“适当与否”加以“判定”；予以“指导”和“监督”，借以不断强化殖民地奴化教育。
由此可见，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的教育大权已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统管起来，使其全部纳入殖民地教育体系之中。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伪满时期的奴化教育（2）
2奴化教育方针的制定
在日伪统治者组建统管教育行政机构的同时，在日本关东军的参与和指导下，炮制了具体的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方针和政策。伪政权建立伊始，即把以“王道主义”作为立国的政治、思想统治精神运用到教育上来，提出“王道主义”的教育方针。1932年，在伪满《建国宣言》中宣布“进而言教育之普及则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所谓“王道主义”教育，也既是用中国旧有的两千多年的封建意识形态和伦理思想，对东北人民进行儒家的道德、礼教思想教育，来欺骗和麻痹东北人民，借以掩盖其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此一王道教育的指导思想，在1932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对满蒙方案（第四次方案）》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方案中规定：“必须彻底普及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的建国精神和日满融合之观念，倾注日本文化，排挤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弹压赤化的侵略，教育应首先完成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要遵循实科主义……”此一指导方针成为伪满初期奴化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1933年出版的《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中，对当时伪满“以王道为施行教育之方针”（即“王道教育方针”）有如下详细的记载：“我满洲建国，即以王道为极则，则教育方针亦应以是为正鹄。……且王道精神，尊重博爱，所谓种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不遗丝毫芥蒂，以期民族与国家间的协调，而树立人类相爱的基础。”接着又说：“今我国家，以王道为实行教育之方针……以道德仁义培养国民之高尚品格，以劳作勤苦训练国民之生活能力，使内而重仁义、尚礼让，务实去伪，崇俭戒奢，外而亲仁善邻，无诈无虞，亲国际信义，谋民族协和……则高尚优秀之国民易于善成，而巩固坚定之国势亦易于树立。”《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
由以上可以看出，王道主义教育是一条典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方针，完全是为日本统治者的军事占领、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制定的。其反动的教育本质昭然若揭，日伪统治者标榜王道，鼓吹王道主义教育方针，是妄图利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意识形态、孔孟的伦理思想，来欺骗奴役麻痹东北青少年儿童，消灭他们的反日、抗日的仇恨心理，消融他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和爱国进步思想，从思想上征服东北人民，要他们对日伪统治者绝对的服从 。
3奴化教育的推行
在殖民地奴化教育的具体实施方面，日本统治者把其奴化教育的重点放在普通的中小学教育上。因为中小学生年龄尚小，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头脑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故很容易被填充、灌输和接受奴化教育。并且中小学教育为一切国民教育之基础；所以日伪统治者则积极以中小学为主推行奴化教育。在初等小学教育上日伪统治者以“灌输人民以国家之观念，陶冶人民以高尚之品格，教授人民应有之知识，训练人民以相当之技艺”为基点。而中学教育则只是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之上，实行稍高于小学的普通知识教育，男生却着重进行职业的训练和培养，女生则注重家政教育，同时兼顾道德思想教育。“以养成国家社会实际应用之人才”。《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所谓“社会实际应用之人才”也即是为日本统治者培养适应其殖民地经济掠夺所需的具有浅显的文化知识和奴化思想的特殊技工和劳动力。普通的中小学教育就是为日本统治者培养此类的所谓“人才”为目的的。
日伪统治初期，1937年以前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原有的旧学制的基础上的初级奴化教育阶段，仍采用“六六四”制。即小学六年制，分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六年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高等大学教育四年制。此一时期的奴化教育则是通过改换教学内容和改变课程结构的设置和授课时间等方法来推行其王道教育思想的。
在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内容方面，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就在《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密件中传达过“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满洲行政》1939年6月号。1932年4月伪国务院就以《院令》第二号通令各地学校“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同年6月，伪民政部又以《训令》强令“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因此除传统蒙昧的封建愚民思想之外，一切有碍于日伪统治者的进步爱国思想的书籍一律被禁用、查禁、销毁。日伪所废止、查禁的书籍实际上大大超过了“教科书和教材”的范围，据日伪的不完全统计，仅在1932年3～7月的五个月的时间里，日伪就焚毁书籍650余万册。此外强行输入大量的日本书籍和带有浓厚帝国主义色彩的反动书刊。1932年7月日伪当局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公布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官制》，开始着手准备编纂新教科书。并于1933年开始编撰所谓的“国定”教科书。该教科书都是先由日本编审官编写，之后由中国编审官翻译成中文。到1935年末，小学和初中的“国定”教科书已全部编写完，共22种39册。并且出版了由“帝国教育会”编写经“文教部”审定的“审定教科书”共23种29册《东北教育通史》，第547页。；供各级各类学校采用。
此次编写的“国定教科书”，主要是以王道教育为根本准则，以体现日满不可分之精神，大肆鼓吹日本文化，歪曲史实、复古尊孔、崇尚礼教，为日本侵略战争来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因此伪满所颁布的《诏书》、《训令》、《敕语》以及《宣言》等都被塞进教科书中，书中充斥着反动的思想内容。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伪满时期的奴化教育（3）
在小学教材《日语教科书》中；着重记述了日本的风土人情和日本文化，向东北青少年灌输日本文化和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使之产生崇日、亲日的感情。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