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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渐渐的也有转变。转变就发生在第二年，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奏请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遭到杨国忠和韦见素的联合反对。本来两人约好前赴后继轮番劝阻玄宗，但韦见素说完之后，玄宗发起火来，杨国忠便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玄宗又答应了安禄山的过分要求。可两人还不甘心，合计好之后，第二天又和玄宗提起此事，建议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并且要他入朝，将他的三个节度使的职位分别交给现在的三个副节度使。这次玄宗没有反对，但仍心存疑惑，虽然诏书写好了，但在发出去之前，派宦官辅璆琳去安禄山那里打探情况。辅璆琳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说安禄山根本没有反心，于是玄宗又一次错过了机会。杨国忠、韦见素二人的用意，是想以朝廷的力量来牵制安禄山，让他脱离自己的势力。但由于朝廷实力并不强于安禄山，所以玄宗即使真的发下去诏书，只怕也未必达到目的。安禄山自然明白入朝是很危险的，所以很可能就此提前反叛。
七月，又发生了几件事、先是安禄山上表请求进献三千匹马，每匹马配备两个马夫，另外还有蕃将二十二人护送。一旦得到允准，届时将有六千多将士入朝，非同小可，在达奚珣的提醒之下，终于引起玄宗的警觉，驳回了安禄山的请求。差不多同时辅璆琳受贿的事情也被揭发出来，玄宗将他处死。还有，杨国忠一直在搜寻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又抓了几个安禄山的人，这些皆由长安中的安庆宗派人报告给了安禄山。
一连串的事情引起了安禄山的疑虑，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失势的后果，自然而然会与玄宗产生裂痕，因此这一年玄宗要他入朝，安禄山果然不敢来了。玄宗又派冯神策去对安禄山宣诏，说“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安禄山接到诏书没有拜伏，只是略一欠身，问了一声皇上可安好，然后又阴恻的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推想安禄山的心语大概是这样——长安，我一定会去的，但不再是诸侯对于皇帝的觐见，而是要将皇帝宝座抢到自己的手中。
安禄山已经下定决心要起兵叛乱了。
三、范阳兵来
决心一下，起兵只是时间的问题。
十月，玄宗似乎忘了再召安禄山来朝的事，带着杨贵妃等人再次来到华清宫优哉游哉——然而他此时尚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这样欢畅了。
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率领十五万精兵，号称二十万众，杀奔东都洛阳。“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日行六十里的速度，可以算是急行军了。
安禄山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他举起的大旗，是说皇帝让他入朝征讨杨国忠，这个理由其实就是“清君侧”，安禄山没有直接打出这个旗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汉文化还不是非常熟悉。最早打出“清君侧”旗号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中的吴楚等国，“诛晁错，清君侧”；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也是以此为借口。何谓“君侧”呢？就是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这个小人除掉。景帝满足了七王的要求，但晁错的死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继续作乱；朱棣靖难是靖难，连皇帝也都一块清了（建文帝的结局仍是个谜），“清君侧”的那个“侧”字实在是多余；也只有杨国忠，还真是小人一名，但安禄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似乎资格不够。说到底，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取得皇位。
久不闻干戈的百姓们忽然听说范阳兵来，仓惶不安，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就这样安禄山到达了太原，劫走了太原出迎的副留守。太原方面自然会上报，同时受降城也奏报说安禄山谋反。玄宗虽然这一年已有疑心，但仍然不相信安禄山居然说反就反，还以为是他的对手编造的谎言。其实谋反往往是皇帝敏感的事情，即使没有人告状，仍然会担心大臣们动机不纯，更有甚者，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便大动干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而玄宗在众人相继报告说安禄山谋反之后，仍然有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他在这方面的迟钝实令人惊讶。但若以为玄宗不在乎有人谋反那就错了，玄宗对他的兄弟们可没这么信任，虽然玄宗素有友爱兄弟的令名，但他曾下诏不允许诸王与大臣结交，便透露出来这个信息。担心别人谋反只怕是一种变象的不自信，而人一般年龄越老越会出现这种情况，玄宗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即位，是由于有功劳才得立为太子，并非按照立嫡以长的制度，这就有了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古时就是立嫡以长，而不支持立嫡以贤，所以凭后者得位的人倒成了不合理），所以他才会担心有人反对自己，因之也就多加提防。但他后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又是天下升平，所以这种自信就加强了，从玄宗一再的自以为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圣明天子，别人没理由反他，又何况他对安禄山这么好，安禄山又怎么会谋反呢？
不知杨国忠等人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几天后玄宗终于相信，原来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了。于是玄宗找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意思是：看，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安禄山果然谋反了。他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听了点点头，认可他的这个看法。其它大臣听后则是相顾失色。无疑杨国忠把眼前的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他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因安禄山的行为是谋反而众叛亲离，当然更不会几天就能“传首行在”。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再加上他十几年在范阳地区的经营，经济、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兵士们令出即行服从调谴，战斗力又强，一路上的顺利无疑又鼓舞了士气，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安禄山，他此时没有必败的理由。杨国忠没有看到这些，他只想到了唐朝的强大，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因此他才会大胆的逼安禄山谋反，否则如果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貌似是有理由的，但是却是建立在一个虚像之上——人们都被唐朝此时的虚像所欺骗。物理上，虚像往往比原像要大。本来，唐朝几乎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人们都忘记了经过十几年的挥霍，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却几天没有吃饱，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因此对南诏的战争中，唐朝冒出了虚汗，与阿拉伯帝中怛罗斯之战也以失败告终。后者情况有些复杂，在说到高仙芝的时候会提一下。那么这时很多人持乐观态度，玄宗本人也是如此，虽然朝中有惊讶失色的大臣，但乐观的看法可以说是有相当市场的，例如封常清就是一位。
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
这一番话使得玄宗听了十二分的舒服，龙颜大悦，几天后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其实是张空头支票，不过这是剥夺安禄山合法地位的表态，是必须的。
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长安后，做出了一系列相应措施，首先，他立即斩了娶宗室女的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同时把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任命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为新任朔方节度使，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第二天，又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征讨安禄山。
十二月初七，玄宗决定要御驾亲征。看来玄宗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一把老骨头了还要亲自去战场。玄宗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让朔方、河西、陇右等节度使亲自带领本部军队，二十日内到齐。十六日，下诏要太子监国。杨国忠十分害怕太子会报复他，因此拉着自己的三个姐妹，一起劝阻皇帝不要去出征，更不要太子监国。于是这件事就罢休了。考虑到玄宗当时已经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就算后来没有人阻止他，也确实不宜上战场去，而且玄宗本人战略方面相对要好于战术方面，留在后方控制大局就可以了，我不认为他亲征就一定会有什么效果，万一到前线再来个胡乱指挥，岂不是添乱？玄宗有亲征的思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这件事也不能说是失误，也不必过分责怪杨国忠在这件事上的私心，试想，太子留在后方，如果趁监国之机杀掉杨国忠，也必是小乱一场，如果后方不稳，玄宗在前方也很难安心。当然这也只是可能，如果玄宗亲征的话，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这将是玄宗亲自带军打的第一战，此前没有参考，此后更无印证，完全凭猜测——我多半不看好。
既然如此，那么玄宗等人在长安里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等待了。可惜他们没有等来安禄山的首级，也没等来捷报，却不得不去逃难了。可是，责任在谁呢？
第三章 悲情三人组
h曾写过一篇《郁闷三人组》，是讨论李治、李旦和李显的，而下面要介绍的三位将军，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除了郁闷之外，也是非常的悲惨、非常的倒霉。巧了，无论在《新唐书》还是《旧唐书》中，这三位将军都是在同一个列传里，看来古人也是认同这个组合，只是那时没有这种词汇罢了。
一、封常清
最先上场的是封常清，他在十一月十七日被任命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当天即到东京洛阳募兵，十天募得六万人。募兵的情况不错，至少说明唐朝此时影响力、号召力都还很大，然而从素质上来说，这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却远远不是安禄山叛军的对手，封常清也许此时才发现，他所说的话，的确太大了。这支军队，说是乌合之众也不为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封常清只好带着这些乌合之众与敌人血拼，战了几个回合后只好退出洛阳城。
败退的过程也满周折，先是从武牢败退下来，再到葵园，然后从城东的上东门进城，又由都亭驿退守宣仁门，最后，“乃自苑西坏墙西走”，基本上是个屡战屡败的过程。
一员大将仗打成这个样子，非常之惨，却又是无奈的事。事实上，洛阳四战之地，无险可依，本身根本就没有可依靠的地理优势，无法作为进攻的跳板，从唐初王世充两次死守洛阳的战例来看，以当时守卫之坚固，尚不能保平安，更何况封常清带的是一队没经过训练的人呢。封常清的传中没有详写交战时的情形，倒是在忠臣传中写到了：“常清之众，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战。及兵交之后，被铁骑唐突，飞矢如雨，皆魂慑色沮，望贼奔散。”真刀真枪的拼命，这些市井之人确实是没经历过，也是空怀报国的热情，却没有这样的实力，望贼奔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