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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党的七大时，刘伯承也讲：“当时敌后的情况是所谓囚笼网的缩紧，不打不行。”
不过，我们对交通线破坏得越厉害，日本人就越认准交通线是他的命脉。日本人心里很明白：中国的百姓恨他们，所以不到处安据点不行，没有刺刀做后台，他们搞的那些什么维持会、新民会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没有武力强迫着，一粒粮食、一寸布匹他也别想征上来。可日本人心里也清楚，不利用公路、铁路、水路及电线把这些散若繁星的据点连起来也不行。要不这儿几十人、那儿几百人，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收拾掉，只有用“线”把这些“点”连成一片，一处有警，四处驰援，这些点才能生存下去。刘伯承曾以一个军事家的眼光看出这一点，并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说：“破坏了铁路，公路，那碉堡就没有作用。这等于囚笼的柱子、链子被截了，那锁就没有用处了。”于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更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
热情，“近似疯狂”地修路、挖沟。以冀中为例，“仅1941年1月至4月，就在冀中增修公路250余公里，在铁路两侧挖封锁沟3000公里，筑碉堡200余个，疏浚5大河流（永定、大清、子牙、运河、滏阳河），并积极修挖沧石、津保运河，还导河水注入已‘蚕食’地区之县、区界封锁沟内，加强水陆封锁。”敌人的“囚笼政策”并没因“百团大战”的打击而缓和一步，而是变本加厉，更加趋紧。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5）
为了应付日益尖锐、复杂的交通战，1941年冀中军区成立了交通科。第一任交通科长李健回忆说：吕正操司令员把我叫到他那里，沙克参谋长也在场。吕司令员认真地对我说：“军区决定成立交通科，把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有、无线电通信和铁路、公路、河流上的交通斗争统归交通科，由你负责。”他又说：“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是为了加强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有无线电通信联络，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与敌人在铁路、公路、水上进行交通斗争，还包括改造平原地形，限制敌人的交通。这个组织形式的改变，有利于司令部对敌全面交通斗争的组织领导，任务是重要的，一定要努力干好。”
八路军越过敌人“封锁沟”
李健听了刚说一句：“首长，我怕干不好。”吕正操司令员就接过话来说：“什么干好干不好呀，你们这些年轻参谋
好像小马驹子，戴上套就能拉，没有什么干好干不好的。”然后，“没容我再说，沙克参谋长就向我交待如何充实人员，扩大业务范围的工作来了。”
等沙克参谋长交待完具体工作，吕正操司令员又强调说：“我们之所以成立交通科，这是战争逼出来的。对于冀中来说，战略上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交通战。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用两条腿和敌人的两条腿赛跑，不能和他们的大车、汽车轮子赛跑。如果敌人在冀中平原上修满了铁路、公路，那就等于为我们编织了蜘蛛网，我们如同昆虫，飞进去就出不来了。刘伯承师长说敌人的这种战术叫‘囚笼战术’，很有道理。现在，我们要想办法不能叫敌人囚住，而且要打破他们的‘笼子’，再给敌人编一个‘囚笼’，囚住他们。这个打破和编织‘囚笼’的工作，就是搞好我们的交通战，特别是改造好遍布平原的道沟，变平原为山地，筑起新的长城。因此交通战可以说是坚持冀中平原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接下来，吕司令员还交待了许多实施交通战时应注意的具体问题，最后，他微笑着对李健说：“我是不是讲的多了一点，主要是强调一下交通战的重要性。”
从上面李健的回忆看，至少冀中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对敌人这一套“囚笼政策”（日本人自称为“新交通政策”）是相当明了，也相当重视的。可不知为什么，冀中部队在反击敌人的“囚笼政策”方面，似乎不那么得力。李健说：“今春（指1941年春——引者注）以来我在交通线上成绩不佳。”他说：从1941年1月至4月“这一时期，我部队多集中整训，破路仅及敌修的60％，平沟仅及敌挖的24％，拔碉仅及敌筑的133％。”未能予敌以应有的打击，也就未能阻止敌人以铁路、公路为依托，步步为营地向根据地腹心压缩。李健还强调说，从1941年头4个月敌军在冀中的活动看，敌人修路、挖沟，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今春以来敌军事扫荡，90％以上是为了掩护修路、挖沟、筑碉而进行的，”就是说，修路、挖沟以构成“囚笼”，已成为日本人的“中心工作”；二是“敌人吸取过去修路中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过去那种先修路后护路的做法，变为现在的先护后修。顺序是扫荡、设据点、建碉楼、挖沟、修路基。”
从以上关于“囚笼政策”的回顾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囚笼政策”的发明人是多田骏而非冈村宁次。这一政策从何时开始实施不得而知，但依常规推测，多田骏1939年9月上任后，总
得有个把月时间熟悉情况、调配人员，研究对策，进行部署。那么，“囚笼政策”仅实行短短几个月，就令冀中地区感到压力很大，难以应付。又实行了短短几个月，又令路西山区根据地都感到不同以往，非打不行。“百团大战”后，多田骏变本加厉，加速推进这一套措施，且有所改进，给各根据地造成新的压力。可见，多田骏的确也是个日军方面“屈指可数的中国通”，决非等闲之辈。不过，此人似乎时运不佳。1940年春“囚笼政策”刚刚“初见成效”，就被八路军一个“百团大战”打了回去；1941年春“囚笼政策”刚刚有所推进，又很快调离，让冈村宁次捡了个现成。
再说“治安强化”，情况与“囚笼政策”差不多，也是由多田骏“首创”，冈村宁次“改进”的。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华北一共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是从1941年3月至6月底，那时正是多田骏在任，冈村宁次还未来。从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7月7日至9月8日）起，才能算在冈村宁次名下。
不过，细论起来，“治安强化”与“囚笼政策”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从时间上看，“囚笼政策”在“百团大战”以前即已“出笼”，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之后的“新产品”；二是从内容上看，“囚笼政策”主要还是侧重于军事封锁，而“治安强化”则是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方位的进逼手段。换句话说：“囚笼政策”是日本人迫于以往“扫荡”、“讨伐”无法奏效而被迫变换的手法，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深刻检讨”、“沉重反思”后主动实施的措施。现在回想起来，“百团大战”后日本人的反思和检讨，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他们不仅真正意识到华北“治安”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且还认识到“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他们不仅从所谓“华北治安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甚至还从整个侵华战争以至异民族入侵，征服中国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时局。当年，日本人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日军作为异民族的军队，是否能够“较好地抓住中国民众的心理，制止中共势力的扩大，进而将其消灭？”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6）
据称，当年“对此，在方面军幕僚内部出现了悲观和乐观两种意见的对立。”悲观的意见，主要是“最了解中共的实际情况的第二课（情报）参谋，”他们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且长于游击战，“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可除此之外似乎又别无良策。对“剿灭”八路军持悲观态度。
乐观的意见，主要是第一课（作战）参谋，他们认为“我方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敌方短处在于军事力量尚未充分成长起来。”如能扬己之长，击敌之短，“趁其萌芽时期对之进行扫荡，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稳定地坐镇华北，通过长期努力，进行主动的、有计划的肃正建设，相信定能达到确保安定华北的目的。”
这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日方文献说，日华北派遣军最终“在这一方针上达到了思想的统一。”不过，这时所谓“乐观的意见”，与抗战初期那些乐观的见解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是再也不提“三个月灭亡中国”了，而是要“通过长期努力，”要打持久战了；二是再也不说仅靠武力就能征服中国了，而是要“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对此，我们可以从时任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大佐的言论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他说：最终目标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到我方。为此，必须争取民心。民众向哪一方面靠拢，关键在于哪一方面能保护其生命和保障其生活。换言之，亦即决定于军事力量的优越，治安的巩固，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安定的程度。因此，必须促进中国方面主动积极地工作，采取符合上述目
标的各种措施，综合地、系统地加以施行。
由于是与一亿民众建立新的组织，不论投入多大兵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著有成效。因此，既不宜急于求成，也不可坐失时机，希望以三年计划，稳步取得成果。
从岛贯武治这段话中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认为“短时间内著有成效”不可能，至少做三年打算；他还认为要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综合地、系统地加以施行”，才可望奏效。
那么，日本人要通过长期努力，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来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日本人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剿灭”共产党，八路军，而“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到我方。”可见，日本人是用心颇深，用意险恶的。从异民族征服中国的历史看，一开始往往都是血腥屠杀，武力镇压，像满清入关后是一路杀下去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有名的大屠杀。而后，则是怀柔拉拢，分化打击。这样有打有拉、有硬有软，最终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蒙古骑兵横行中原、满清八旗入侵中华时，大江南北也曾到处燃起抵抗的火焰，可久而久之，这些反抗的烈火却越来越弱，最后无息无声。这里面的原由，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早有研究，当然懂得欲征服中国，必须一手刀把子，一手
软刀子。而且软刀子有时“杀死”的人比刀把子杀死的人更多。征服一个民族，最终是要从精神上予以征服。日军第110师团139联队联队长长岭喜一大佐在1941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