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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旧人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他的同事这样描述他在报社内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处理发行、广告等经理事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评比各报内容，寻找新闻线索，指令记者采访；晚上和吴鼎昌（社长）、张季鸾（总编辑）商讨社务，研究时事，选择社评题材，每星期还撰写几篇社评。他掌握报社经营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习以为常。
后世叹服，如此既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又能披坚执锐，奋战采编一线的报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为一代社会贤达，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却谢绝了，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
作为报人，他有着被新闻史家方汉奇称为“在旧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的经历。1919年，他曾以记者身份，前住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不仅是到会的惟一中国记者，也标志着中国记者采访重大国际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邵飘萍：昔日《京报》的“铁肩辣手”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名振青，字飘萍，著名记者，《京报》创始人。
谭嗣同刑前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国近代政坛的笑声，恐怕无出其右者。那是1898年。28年后，某个晨曦将露的夜里，北京天桥刑场，中国新闻界最豪气干云的笑声，在枪声之前爆发。
人：邵飘萍；报：《京报》。
临刑前，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数声，从容就义；或曰，监刑官“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于地……”；或曰，他临刑前只是微微一笑，意态平静。
罪名很“干脆”：“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实则，邵飘萍反对奉系军阀，在《京报》上讽刺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张学良“忠孝两难”，且退回张作霖的30万元“封口费”，自言“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自有他笑傲王侯的资本：即使以今天的新闻从业标准来看，他也代表着记者最高的职业水准。
在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之一《实际应用新闻学》中，邵飘萍主张记者“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1917年3月，中德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正式公布之前，他就实践了这一主张。
那日，邵飘萍在国务院偶然听到院仆打电话通知美国公使，说总理段祺瑞下午将前往美国使馆访晤。这个电话立即触动了他的新闻神经，使他联想起时值美德断交，美国一定会拉拢中国，因而此时段祺瑞的会晤，很有可能会涉及中德关系。于是他抢先来到美国使馆，单刀直入向一位参赞询问双方会见的目的和内容，参赞大惊，他趁势表示自己并非局外人，只是想证实一下已经得到的消息。如此虚虚实实一番，他居然打探到了美国政府对自家使馆的有关指示。随后他赶回国务院，向段祺瑞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内情，现在希望了解中德断交的确切日期。最后，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条独家的内幕新闻。
著名报人张季鸾评价：“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
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称号的记者。两年后，他自创《京报》，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政府如何听命于民意？当年，邵飘萍曾奋力突破新闻的一个禁区，将内阁会议内容公布于众。官方欲加阻止，但在邵飘萍的力争下，阁议秘密终于公开，成为他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每周二、四、六的固定消息。
一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觥筹交错间，这些要员趁着酒意正酣泄露了不少机密信息。邵飘萍事先已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未结束，消息已到达上海。两天后，在京阁员见到《申报》上的报道，方才大惊失色。
按照邵飘萍的要求，记者应当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时，众人皆“醉”，惟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为勉励同人，邵飘萍取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而被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京报报社墙上。
血色1926年：“三·一八”惨案，爱国学生被屠；38天后，邵飘萍被屠；此后不到百日，《社会日报》主笔、著名记者林白水被屠。
后人说，“萍水相逢”四字，当得起中国记者最光荣的注释。
林白水：嫉恶如仇，以身殉报
其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一反当时主流报界只关心上层政治，注目于达官显贵的风气，把视线转向社会下层，决心“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重视社会新闻，关注普罗大众，“举人生日用社会消息，无不笔而出之”。
一天深夜，林白水编完稿坐洋车回家。路上，他和车夫聊起了身世，车夫把自己凄惨的生活和每天拉车所受的凌辱一古脑地向他倾吐。林白水根据车夫的哭诉，写出了一篇报道，见报后，“都门中下社会胥为震动，报之销路飞涨，日以数百份计”。当时，“北平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报也”。
《新社会报》因揭露军阀黑幕，被警察厅勒令停刊三个月。复刊号上，林白水以春秋笔法写道：“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不久以后，“革面”却未“洗心”的《社会日报》又刊出林白水揭露曹锟贿选总统、议员受贿的报道，再次直击当权者痛处，结果报馆被封三个月，他本人也被“请”去囚禁了三个月。
林白水曾说过：“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1926年4月，直奉联军开进北京，著名报人邵飘萍遭杀害。此种恐怖氛围中，林白水仍敢在时评中斥军阀为“洪水猛兽”。8月5日，他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讥讽依附于军阀张宗昌幕下号称“智囊”的潘复为“肾囊”，“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次日凌晨，林白水被张宗昌下令逮捕，旋即被枪杀于天桥刑场。
林白水一生以文字名世，也以文字获罪，此番宿命，似在其名字中已见端倪。他本名林獬，字少泉。“獬”：传说中的独角异兽，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必冲上去用角顶恶人。林白水的报人生涯，就颇具嫉恶如仇、除暴安良的“獬性”。
中年之后，他自号白水，是将“少泉”中的“泉”字身首分割，成“白水”二字，以彰“愿以身殉所办之报”的志向，孰料一语成谶。呜呼，白水君！
黄远生：从末代进士到开山记者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民国初年著名记者。
这个人的死是一个谜。他的生，则是一段被湮没的传奇。
他20岁进京赶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他不按朝廷惯例接受官职，却赴日留学，后来投身报界。他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枪手却一直不知是反动的袁世凯所派，还是革命的国民党人。
历史的记叙往往忽略他末代进士的身份，而凸显出一位开山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因为此前的中国报人多为政论家，自他始方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其“远生通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招牌。
他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他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
后人总结新闻史，“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
黄远生在自己开始新文体尝试的开场白中敬告读者：“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作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这样一种新闻观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国初年，承袭邸报传统、惯登“宫门抄”一类刻板文字的报纸和杂志仍占据主流。偏偏是进士出身的黄远生，第一个站出来革新，把原先的官样文章变成通俗易懂、为人所喜见的纯粹的新闻文体。
一时间，这种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在黄远生三四年短暂的记者生涯中，他以通讯文体，对同期几乎所有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等。
黄远生有一名文，题为《外交部的厨子》，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当时中国社会之生态。此厨子在前清“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民国成立，仍盘踞外交部，利用“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的心理，优游于官场；及至被开除，“犹可辇致巨金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
黄远生的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张光芒在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中曾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观黄远生遗稿”，“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有很大关系。”
黄远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