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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元吉与李世民征讨过，但由于二人没有对他们实行安抚政策，反而还施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再加上这些人对李家的疑惧心理，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刘黑闼再次造反，抵抗大唐。
李建成只好亲自征讨之。他接受了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以坐视离散”的建议，改变过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政策以争取人心。史载：“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者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措施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斗志的作用，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结果刘黑闼部队“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李建成没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河北问题，使唐初社会安定了下来。在这一事件中，虽然采取的宽大安抚政策是出于魏征，但实施者却还是建成。
和李世民一样，建成太子也曾广罗人才，善待贤才。“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僧道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在建唐前后，他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为他出谋献策。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后来在贞观年间以谏诤之臣而闻名，李建成曾甚礼之。武将中的冯立也在后来的贞观年间“甚有惠政”，也曾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名臣韦挺，“太子遇之甚厚”。另外还有郑善国、李纲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个人被许敬宗描绘成什么样的吧。《旧唐书·隐太子传》记：（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高祖幸第问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
看看这段精彩的描述，丝毫不比武侠小说的盘肠大战逊色。“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始终不明白，一个吐了数升血的人还能活下来？！
在这里，除了把李建成描述成一个阴狠歹毒的人外，还被描述成了一头猪。既然李世民吐血数升，假设不死，那么毒药的分量应该与酒相当。如果这个事情存在的话，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场景：建成太子端着一碗比芝麻糊还稠的酒给李世民喝。李世民费了好大劲才把酒舔干净，然后肚子疼痛，回家吐血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报告给了高祖，说世民喝了像芝麻糊一样的酒，在吐血呢。按照人嘴的大小和肠子的直径与血的数量，高祖到了世民处，李世民肯定还在吐。在把李建成描述成猪的同时，也把李世民刻画成了更蠢的那一头。
这只是史书中一个小片段，还有一件事是，建成太子给了李世民一匹根本已经站不起来的劣马，想摔死李世民。李世民大概在当天眼睛迷离，没有看清那匹马到底是好马还是劣马。但这个打了半辈子仗的人骑上马时却还没有感觉出马是劣马，于是，在高祖眼皮子底下摔倒了。即使这件事是真的，那也是李世民在高祖面前作秀。
建成太子真的就这样愚蠢和冷血吗？所有的事实已经证实这是胡编出来的。唐朝时小说还不发达，所以许敬宗编的这两个故事在当时可能会蒙住一群人，但现在，恐怕只能蒙住傻子。
其实，贞观之治的出现先有李渊打下了坚实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后有诸多谋臣的辅佐，打一个不雅的比喻，随便放到龙座上一个人，只要不是白痴，都能做到此一点。
关于他的纳谏如流，从贞观后期他和魏征的一段谈话里可看出背后的意义来。
魏征：陛下贞观之初诱导别人提意见；三年以后，见纳谏之人乐之。但前后相比，受谏之勉强已有了。
李世民大惊（被魏征看穿而惊）：你凭什么这样讲？
魏征：陛下初即位时，有人犯罪，您赐以死。孙伏伽谏止，认为此人罪不当死，您赏赐给了孙兰陵公主园，值百万。有人说赏太厚，您说，之所以这样，就是想让人使谏也。但后来柳雄犯罪，戴胄上谏说不当死罪，您只是给予了戴胄一番表扬而已。近日，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劳民伤财，您却有点不高兴，还说，国家不使一人，不收一租，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所以，我知道您对纳谏之事不上心了。
这段话记载于《唐书·魏征传》中，从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李世民的所谓纳谏，不过是做给人看的。随着后来的贞观之治的出现，他便现出了本来面目。
既然他的纳谏是做给人看的，那么，历史记载的他肚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病危，他以为自己就要完蛋了，便嘱咐太子说，徐茂公这个人太忠义，当初李密造反被杀，他不避嫌疑，替他收尸；他的结拜兄弟单雄信犯了死罪，他先是以官爵为单雄信赎罪，后来又割下自己的肉喂单雄信。所以，这个人虽然有才智，但你却于他无恩，恐怕我死后你上台不能服他，我先把他废黜了，等你上台用他为仆射，如果他不服气，就杀了他。
这就是李世民亲口对儿子说的话，徐茂公是什么人？参加了玄武门兵变，在并州十年，突厥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曾当众夸奖徐茂公说，古之卫青、霍去病都不及他。但这样一个为唐朝安定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李世民却是不放心的。
尉迟敬德，这个在玄武门兵变中出力最多、双手沾满鲜血的李世民的鹰犬后来也不被李世民所放心。他曾看着尉迟敬德的满脸横肉问：有人说你要造反，为什么？
满脸横肉的鹰犬气急败坏，“对！我是要造反。我跟着您征战四方，身经百战，看看我现在浑身都是伤。天下已定，您却怀疑我要反？”
说完后，还撒娇，把衣服脱了扔在地上，把身体上的伤痕给李世民看。
李世民赶紧挤出眼泪来，“快穿上衣服，我不怀疑你了”。
引上面几件事，无非是想说明一件事：李世民并不是一个有德明君，但看他治理国家之术和杀死建成之策，且可算作是有道（术）之君而已。
洞烛秦王之奸的李元吉（1）
公元618年，大唐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唐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一个人被立为太子，就注定了他是未来的皇帝！这就要求他必须学习如何治国、如何理政，注定了他将不再如创业之初那样东征西杀，也注定了他不会再立战功。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常要按照李渊的指示学习治国之道。也正因此，才让李世民的累累战功被世人所见。在李世民开疆扩域过程中，一直跟随他的齐王李元吉对其可谓洞烛其奸。
元吉本是一介武夫，之所以与建成走得很近，不过是因为建成毫无心机，仁厚宽简。此性格让建成做人做事都无遮无掩，这就让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李元吉觉得此人“可交”。在这里倒很有必要说一下元吉这个人。被篡改过的《旧唐书》里说，元吉也有夺太子之位的想法。但他却没有如李世民那样直接和建成太子对抗，而是先和太子建成联合杀李世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势力和号召力根本不可能与李世民相比，待杀掉李世民后，他再图建成太子。我不知道这是哪个笨蛋文人篡改的，首先就没有一点逻辑思维。建成本是忠厚老实之人，李元吉如果不是傻子自然就能想到下面这一招：杀掉李世民诬陷建成太子。他杀李世民的机会多不胜数，常和李世民在外征战。在战场上，机会多的是。何必要招摇过市地和建成太子联合呢？
假设李元吉是傻子，他也的确有篡太子之位的想法，作为武夫的傻子做事肯定是以武力来取胜，他齐王府不是没有武功高超之人，况且他自己就是一员比李世民要厉害出许多的猛将。他想杀李世民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从他和建成太子来往频繁可以得知，他不是傻子，他懂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又从建成被李世民射死后，他想把李世民勒死的表现来看，他和建成的情谊之深厚毋庸赘言。那么，《旧唐书》何以要篡改关于李元吉的事情呢？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头脑简单的武夫太忠于建成。而李世民早就在《旧唐书》上把建成定义为不忠不义之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元吉这样忠诚的朋友呢？
李世民的城府之深、诡计之多，让李元吉觉得跟这个二哥在一起很费脑筋。因为常和李世民奉父皇之命定天下，他清楚地知道李世民绝不是甘心当秦王的主！他跟建成说，老二常和父皇来我府上，我的护军宇文宝武功了得，让他埋伏在我寝室，把老二干掉。
建成急忙摇头，此事不可，你绝不要做！
元吉大怒：我是为你好！看来我是狗拿耗子了？
此事不久，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太子建成便跟李渊建议用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讨，李渊答应后，建成又怕元吉出事，便希望李世民的部下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与之同行。
元吉趁势向高祖建议，将秦王手下的两个狗头军师杜如晦、房玄龄赶走。高祖对李世民“广纳狡诈之人”的事也略知一二，便答应了。元吉又道：“秦王狼子野心，若提防不得，请杀之！”
高祖回答：“诸大臣都认为他有平定四海之功，况且，他并无夺太子之位的行动，一旦杀了他，何以向天下人说？”
元吉回答：“他出征时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
高祖不语，元吉见此情形，怏怏而退。
适值李渊要避暑太和宫，按照惯例，李世民与李元吉要跟随。元吉找到李建成道：“到了太和宫，当兴精兵袭取之。抓住他后置土窖中，只开一孔以通饮食。”
建成还是没有同意。不久，李世民抢占先机，发动了玄武门兵变，元吉与建成被杀。李元吉虽然洞烛其奸，但却迟迟得不到下手的命令，是以大败。而李世民却是一个只凭传言就杀人的人。
他的猛将李君羡，因促成了“便桥之盟”，所以李世民当着众臣夸奖道：“使皆如君羡者，虏何足忧！”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却在不久后被李世民杀掉了。早在贞观初，白日接连出现太白星，有太史占曰：“有女人要当皇帝。”其时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
有一次，唐太宗大宴群臣，行酒令，各言小名，李君羡就把自己的小名“五娘子”说出来。李世民张着嘴半天没回过神来，好久，才阴笑着说道：“明明是一个男儿，怎么叫女孩子的名字？”
又因为李君羡官邑属县名里都有“武”字，李世民觉得太史之占和谣言很可能要验在这个李君羡身上。他当初想要杀建成太子时也造了许多谣言，难道这个李君羡……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久，他把李君羡调到华州做刺史，又密令御史弹劾他。如他所愿，一份“李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的奏书到了他面前，他马上下令斩之。
如果建成太子有一点李世民的狠毒之心，元吉根本就不用死了。元吉临死前很可能后悔，遇到了太子建成这样“老实”的笨蛋，不然，死的定会是李世民，而不是他。
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半点假设。但是因为抱着对建成太子太大的遗憾与对李世民的仇恨，不得不假设一番。从古至今，区分一个君主是否昏与明、庸与聩的标准似乎就是他的业绩。而这种业绩是留给后人的，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