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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戈壁》九（9）
二连死守县城40天，在没有外援，与上级完全失去联系的困境中，依靠自己最终战胜了颠覆了全县的叛匪，是真正的英雄业绩。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光辉篇章。
从一到军马场，“伊吾四十天”的故事，就成了我们的必修课程。当然，民间传说不等于信史，但民间传说往往能反映出人心向背、表达出一般会潜藏在史册的字里行间的爱憎与得失。
“伊吾四十天”结束，黑喇嘛、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这样的乱世枭雄，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们的舞台已经拆除，他们的观众改了品味，他们的一举一动再也无人喝彩，甚至再也无人回顾。好比火山喷发的炽热岩浆，制造了巨大破坏，终于凝固；好比波澜壮阔的内陆河，流过戈壁沙漠，终于潜入地下。如果还欠缺一点什么，那么就是应该给他们一张返程车票：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们必须回到起点上去。
《黑戈壁》十（1）
在丹毕加参其人搅扰了新疆与科布多的安宁时，在黑喇嘛出没于黑戈壁时，边界两边都随时处在动荡不安中，在这些晦暗难明的岁月，站在黑喇嘛－丹毕加参对面的，是新疆督军杨增新。
杨增新（1863－1928），字鼎臣。云南蒙自人。清光绪十五年进士。光绪三十四年（1908）入疆任镇迪道。所谓镇迪道，是新疆的一个道区，镇，是镇西，即巴里坤；迪，是迪化，即乌鲁木齐。民国元年三月，清廷任命的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弃职东归，并举杨增新出任新疆都督。从1912年临危受命，到1928年遇刺身亡，在近二十年间杨增新曾任新疆督军、省长，并兼任民政长、巡按使等职。殚精竭虑，治理新疆。赴任之初，很快就与伊犁“革命党”达成协议，使全疆基本稳定。对中央采取了著名的“认庙不认神”的态度，以免内地政局变更频繁影响到新疆。他可以说是临危受命。清廷退位，沙俄介入喀尔喀蒙古事务，并引起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长期动荡不宁。杨增新一方面以最快速度将近邻阿尔泰（原来直属中央，但中央鞭长莫及）纳入新疆建制，一面倾尽全部力量，防卫战略要地察罕通古。在几年间，从来无人关心的偏僻之地察罕通古，成了内陆亚洲动乱与稳定的关键词。正是因为如此，杨增新本人也成了举世关注的人物。防卫察罕通古，是典型的空城之计，杨增新“两手抱空拳”，以中华民国为后盾，“吓退”面对的强敌。在察罕通古，一个备受外蒙古上层器重，受沙俄利用，受哈萨克与附近蒙古诸部侧目的强敌，就是黑喇嘛—丹毕加参。
杨增新可以说是集古今治术为一身的人物。死守察罕通古，寸步不让的同时，他又利用软硬两手，妥善处理了因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一举涌入新疆的30万哈萨克、吉尔吉斯（柯尔克孜）难民，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当时新疆维吾尔族以外的所有民族总数。事实上，“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喀尔喀蒙古逐渐从中华版图剥离，导致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的动乱不宁。其间，沙俄一直在做由外蒙古上层为其火中取栗的受益者。但是历史的轮盘赌意外地停在同一个数码上，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大批中亚原来归属沙俄罗曼诺夫王朝的部落陷入无政府状态。杨增新通过1912年－1917年的历练，已经洞悉了中亚的政治隐密，站稳了自己的位置。他有了足够的准备面对中亚政局的颠覆。1918年－1919年，大批溃逃的白俄为躲避红军追剿，进入新疆。陆续进入新疆的白俄，据说仅军人就有近5万。还有数不清的家属与政治难民。这些白俄军人，已经远远超出全新疆驻军5倍以上。这些人有不少是亡命徒，已经打了几年的仗，不在乎为最后的结局再多打一仗。他们装备精良，他们是绝境求生，他们不是“夏伯阳”们的对手，可对付新疆的部队，必将如同摧枯拉朽。杨增新在红党、白党之间折冲樽俎，苦心孤诣，他的一个“帮手”就是新疆广袤无边的领土。他采取允许白党在缴械之后分别进入新疆，让新疆的戈壁沙漠、漫漫长途消磨尽他们的最后一丝戾气。据说当精锐的白卫军按杨增新的要求缴械之后，见到了新疆的手持假枪的“业余”军人，后悔得痛不欲生。当时在新疆，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每年到了寒冬将至，就打开军营大门，到处张贴布告：愿意当兵的全可以吃饷；到了来年春天，即将春耕，又打开营门：不愿意在兵营里吃苦的，一律来去自由。这是真正的“因地制宜”：新疆垦区劳动力奇缺，春天农工的收入远超过了军饷，而且为了找到足够的人力，地主们纷纷拿出“优惠政策”。可是，等到农田收割干净，寒冬来临，这些不再重要的农工们往往冻馁无归，铤而走险，打家劫舍，成了副业。于是，杨增新就开始招兵，把这些精壮的劳力收拢在军营里，有口饭吃，有地方睡觉，穿得暖，吃得饱，免去了社会治安问题。春天再放出去打工。——这确实不是富国强兵的好政策，可就是凭这个“邪招”，保持了社会稳定。社会稳定，谁是真正的受益者呢？当然是下层的百姓。所以，新疆的兵并不是为了打仗设置的。要是真与白卫军打起来，简直不堪一击。杨增新的“空城计”，是他的专利。
就这样，在内忧外患中杨增新保持了新疆古老绿洲的和谐安宁。可以说，没有杨增新就没有现代新疆。迄今为止还有谁，可以只用发行纸币维持财政平衡？还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也就是杨增新一个。纸币需要抵押保证，杨增新是将自己押在了“信用”的一方。
读过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你会觉得不可思议：难道一个人可以同时处在水深、火热、酷暑、严寒之中吗？一个男人为什么会自愿投入火坑？那是因为他得从锅底烧红的油锅里跳出来。——一次与亲信闲谈，杨增新曾说一旦发生战乱，塔里木（盆地）将是烧红了的锅。
在主政期间，杨增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名言还有：新疆乱世是绝地，治世是桃源。在新疆，实际只能打一仗：一仗过后，玉石俱焚。你耗尽人力物力资源拼命一战，可在战后你得到的只是一个生灵灭绝、文明湮没的荒野。所以，在西部的绿洲战乱不可能有胜者。以新疆现代史为证，足以证明，“和谐社会”应该是政治家最大的成就。在此前二三十年间，我在新疆云游各地，到过许多穷乡僻壤，到过许多连最详细的地图也没有标示出来的村庄（因为它的年龄比最新的地图还轻）。在一个个桃红柳绿的村镇，在牧人的“萨特马”（茅棚），在途中一次次邂逅，我总感到杨增新还“活着”。
《黑戈壁》十（2）
对不识字，不关心世事的变迁、不知广播电视媒体为何物的土著居民，一提到“杨将军”“老将军”，特别是“老将军”，人们的崇敬，人们的认同，人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使你觉得他正在身边。
可对于黑喇嘛—丹毕加参来说，很不幸，他的对手正是这个“老将军”杨增新。
在1911年到1928年，中国从清朝过渡到民国，袁世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徐世昌……如同走马灯；恢复帝制，赶溥仪出宫，贿选总统，中原大战……使人眼花缭乱。外蒙古呢？活佛称帝，还出现了一个新年号“共戴”，脱离中国，撤销自治，徐树铮“筹边”，哲布尊丹巴活佛，白匪谢苗诺夫，恩琴男爵，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再加上丹毕加参……还伴随着几个巨大的游离板块：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的去留重组。俄国红白两军从欧洲打倒海参崴。那是个什么时期还用说？
在这样的间隙里保持中国的六分之一稳定安宁的人，当然是博奕高手，是定力无与伦比的人，是那种“你还没开口他就知道说的是不是实话”的非凡人物。
1917年。当丹毕加参趁“二月革命”后的政治真空，从阿斯特拉罕的流放地回到中亚，他原来的基础——外蒙古王公活佛已经自顾不暇。
为此，丹毕加参特意向杨增新表示，希望能准许他到中国政治避难。甚至他已经为自己选择了一块“飞地”，一开始是巴里坤的三塘湖；后来则是伊吾（当时仍然属于哈密）淖毛湖。与位于通往外蒙古的要道上的三塘湖相比，淖毛湖要隐蔽得多。可它们都离开外蒙古太切近了。
这个淖毛湖，其实是当时哈密王府的一个秘密流放地。原来，哈密王将犯人一律打发到一个叫做“阿曼喀嘎”（“乌鸦”）的小村子。犯人门在阿曼喀嘎每年要上交给王府两毛驴车的骆驼刺，后来因为当地有沙獾，就增加了10张沙獾的皮。
1913年河西与新疆东部发生了大地震，阿曼喀嘎村毁于地震之灾，淖毛湖就成了新的流放地。
据说，淖毛湖是个蒙古语的地名。在维吾尔语之中是“新建的村子”之意。它是整个哈密最北的村落，原来是无人居住区，路经的猎人们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旺盛的水泉，在此歇脚时无意种了一些五谷杂粮，第一个收成意外丰盈。此后，人们又引来了天山的溶雪，多余的水汇集为湖沼，也就是淖毛湖。其实，这正是西部新垦地典型的“落成”过程。我曾在塔里木亲自记录了一个古老的谚语：“有水有树的地方，就有人家。”有水，有植被，有人家，则自然组成了新的绿洲。淖毛湖在群山环绕中，北面是中蒙交界的“恩岗”山，东面是安格孜山与艾米尔山，西面是无边戈壁，南面则背靠着东天山的余脉。在安格孜山与艾米尔山的另一面，就是黑戈壁了。这个地方原来有个地名，是“卡尔桑”，自古就是游牧的通道，前些年在卡尔桑还发现了岩画，它们的作者无疑是游牧者。
从建立村落起，被哈密王府流放的犯人就是淖毛湖的主要劳动力。在淖毛湖村，那些令最桀骜不驯的犯人也不敢回顾的，是与众不同的地牢。地牢一般在五六米深的地下，形状如同一个巨大的“馕坑”（烤馕的灶坑），重犯一到，就投入地牢。轻犯则只在晚上关在地牢里，白天则放出来参加劳动。有些流放期满的犯人，获释后不愿回原来的村落，就在当地落户。最终聚落成为一个山乡。2003年我初次来到马鬃山的“碉堡山”，见到了“黑喇嘛”的地牢，马上就联想到了淖毛湖的“馕坑”。显然，黑喇嘛早就知道边境另一边的情况，知道三塘湖，知道淖毛湖，也知道淖毛湖的地牢。
接到丹毕加参要求来新疆避难的请求，杨增新处在十分紧张的状态。本来，落难来投也是惯例，再说新疆地广人稀，劳力缺乏，丹毕加参将带着一个部落（他自己成立了一个“旗”），有牧人、牲畜。特别是就在同时，杨增新接纳了30万避难进入中国境内的哈萨克、吉尔吉斯难民，也并不多丹毕加参这几百蒙古人。——这就是丹毕加参提出来中国的理由吧。那些哈萨克、吉尔吉斯，官方的数字是30万，但民间的说法，远比这个数字多。甚至说是30万“帐”，那就有近百万人了。其中一部分短暂停留后又离开了新疆，比如去了阿克塞，去了外蒙古。杨增新处理“逃哈”这个问题游刃有余的圆熟策略，可以成为外交范例。可对于丹毕加参则大不相同，杨增新的处置果断迅速，绝无回旋余地。
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