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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岳期间，叶剑英还广泛接触各界爱国人士，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各自选择的方式参加抗日救亡。他专程到兰山亭寺庙进行宣传讲话，题写了抗日诗词，陪同周恩来去祝圣寺会见了暮笳、演文、巨赞等法师，和他们一道研讨抗日救亡善事。周恩来在暮笳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在南岳宗教界引起了反响。巨赞法师特来会见叶剑英，相谈甚欢。叶剑英联系佛教哲理，宣传团结抗战的道理，使巨赞甚为感动。巨赞同暮笳法师率南岳僧侣200多人，发起“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叶剑英建议改称“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以体现“佛道教救苦救难”宗旨，团结更多的和尚、尼姑和道教徒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叶剑英还专去上封寺拜访演文和尚，谈经论道。
1939年5月上旬，“协会”正式成立时，叶剑英前往祝贺，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著名演讲。他从“佛教与现实问题”说起，讲了“为保卫自己的道场而奋斗”、“本着佛教精神死而无悔”、“佛是普度众生挽救民族”等四个问题。他说：“你们的成立宣言也写得很明白，佛告诉我们说：‘众生要度尽，方证菩提。’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是什么？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他们是不是众生？当然是的。而且是同一炎黄子孙，生死相共，我们要普度众生，首先就要从解放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入手。同时一切普度众生的工作，要看在众生，不要着重个人；要看在现在，不要妄想将来。做到这步田地，就是‘无我’了，无我精神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他借用演文和尚的话说：“做一个人不容易，做一个和尚更难。这平淡的话语，却有不平淡的道理。我想每一个和尚在受戒的进修，把脑门来受燃烧，那种崇高的宗教情绪，是值得敬仰的。有了这种忍受苦难的崇敬心情，而为大家去服务，才是真正的佛的子弟。现在国难深重到如此地步，在高高的山头，在最清静的禅房里修行，那是离开现实的……我们做一个人，要勇敢地放在革命的熊熊火焰中去焚化身体，才能净化自己的灵魂。现在在前线作战的将士用自己的血肉，去换取民族的自由，死而无悔，这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你们是佛的子弟，当然要学佛的精神，要把自己躯壳，放在抗战的烈火中焚化，你们的灵魂才有光辉，在历史上才会受人尊重。”叶剑英接着说：“我们在抗战的烈焰中，没有自我，只有大家，要有未来，先有现在；必须通过现在才有将来，必须做到无我的地步，才会求得自我的存在。本着这种精神来做，一切救难工作，一定有辽远的前途，而且要推广到全中国、全世界，发展成为国际佛道信徒的反侵略阵线。”他在演讲中向众僧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唐三藏徒步从长安到印度，是多么艰难的一次长征，这为的什么？那是为的普度众生。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应该跟唐三藏一样，不仅宣传挽救民族，普度众生的道理，还教给众僧宣传办法。第一件事，就是要以正确的佛理，去向日本的大众和士兵宣传“佛是不许可侵略，不许可残害众生的”，可以在一张传单上，画一个庄严的佛像，写上许多佛的遗教，告诉日本士兵，不要背叛佛的意旨帮助日本法西斯军阀来杀中国的弟兄，这样就可以削弱日本的侵略势力。他还告诉众僧，日本和尚应该是反对日本军阀侵略和烧杀的，并且应该用佛的意思来瓦解敌人，把反侵略的佛理散布到全世界去。所以，学佛修道同参加抗战是没有冲突的。第二件事，就是团结全国佛道信徒，使其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一部分，对于前线将士，对于流亡同胞，尽一切可能去援助他们，修道不是关在房子里的，而是要到街头，到农村，到工厂，到一切有着广大群众的地方去普度众生的。讲话结束时，他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一句名言：“站在革命的火焰面前，要自己首先跳进去才能显现出伟大灵魂的光辉。”宗教界许多爱国人士听了演讲，备受鼓舞，欣然表示要奋身救国。巨赞、暮笳法师组织了一批青年和尚，成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服务团、救护队，在湘潭、衡山、衡阳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抢救被敌机炸伤的难民。《救亡日报》刊登了叶剑英的这篇讲演，并发表专文，声援和支持宗教界组织起来抗日救亡。巨赞法师还创办了名为《狮子吼》的月刊，宣传抗战。当时一位记者张国峰写道：“南岳镇里有一座大庙叫祝圣寺，叶剑英参谋长下山时常到里边小憩，与众僧谈天。嗣后，多次去祝圣寺，暮笳和尚等逢人便讲叶剑英改‘佛教’为‘佛道’，改‘救国’为‘救难’的故事，念念不忘叶剑英对佛门事的关心。”
在日寇大举侵华（11）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培训，南岳游干班第一期于5月15日举行毕业典礼。在大草坪上，叶剑英发表热情讲话。在一片掌声中，他带头高呼“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会场上群起呼应，喊声震撼南岳群山，激励抗日将士奋进。学员们依依不舍，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纪念册，纷纷请求叶剑英题词留念。叶剑英挥笔给大家分别题写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路是人走出来的”、“要做大事，不做大官”等寓意深刻的词句，以资勉励。
南岳游干班第一期虽然只办几个月，但取得很大成就和丰富经验。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中央军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珞珈山（训练班）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不仅可以扩大我们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干部。通过办班，不仅接近了大批国民党军的中高级军官，而且向他们宣传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战线、方针政策，使学员们认识了游击战的重大意义，并且实际演练了游击战的战法，增加了持久抗战的必胜信心。很多国民党军官同叶剑英等接触后，才弄清了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真相，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仅不是“魔怪”、“野人”，而且是最文明、最讲道德、最有理想的革命者。学员当中有好些人接受中共的主张，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在反摩擦斗争中，持消极和中立态度，以至站到我们方面来。不少学员毕业以后，运用游击战术，活跃在各地抗日战场上，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更有些人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敌后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在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写信或想办法派人与“游干班”的中共教官联系，有的还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门市部秘送情报、地图等，暗中建立联系。
在南岳游干班期间，叶剑英还多次去桂林开展统战工作。那时广西已成为我国西南抗日大后方。桂林是国民党桂系集团权力的中心。国民党军警特务横行，形势复杂，环境险恶。为了团结桂系坚持抗战，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不顾个人安危，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秘密联系点（老朋友桂系将领黄琪翔为他提供的一个住处），与李克农等领导办事处人员，开展桂系的统战工作和广大后方军民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5月28日，桂林各界团体联合举办第十八次时事讲座。到会一千多人。叶剑英出席会议并发表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说。在演讲中，他精辟地分析了抗战进入第二期以后的时局，提出了在战略方面以持久来对付速决，在战术上运用“用全力求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以大力打小仗”，争取最后胜利的著名理论观点。叶剑英多次出席这样的会议，并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救亡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上，先后发表了《二期抗战与游击战》《正规军当前的任务》《在敌后的两年》《游击战线上目前军事问题》等演讲和文章，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持久战，批驳在国统区曾流行的“亡国论”，从而增强后方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叶剑英协助周恩来经常与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及桂系内民主人士进行接触、交谈。叶剑英亲自带去一些《论持久战》小册子，向李宗仁、白崇禧宣传介绍，散发给军官们阅读。他不但到国民党某集团军军官团，作《国际形势与抗战形势》演讲，还应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莼的邀请，在白崇禧的陪同下，骑马到桂林东郊学校，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说。他还接受进步教授冯家驹先生邀请，为广西大学全体师生作过形势报告，都受到热烈欢迎。他还帮助国民党当局在桂林酝酿与共产党人合作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在此期间，叶剑英同后来成为越南人民伟大领袖的胡志明同志有过一段亲密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胡志明从延安到重庆，又到桂林，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很久。其后曾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讯班长”的身份到南岳训练班学习和工作。叶剑英回忆说：“我在南岳训练班时，胡志明就在我那里，当挂名的秘书，大家叫他胡光，后来回国了。新中国建立后有一年，他来中国，向毛主席、周总理谈话，说：‘我们今年国庆，想请叶剑英同志全家去。他是我的‘上司’。毛主席说：‘志明同志，您今天还讲这个话，你已经做越南的领袖了。好，就让他们全家去吧！’”后来，叶剑英携带子女，全家到越南去做客，实现了长久的心愿。
在日寇大举侵华（12）
重庆“舌战群儒”，“虎穴坚持神圣业”
早在1938年，中共中央就酝酿对党在南方国统区的组织领导机构进行新的调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南方局的成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1939年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南方局：以周、博、凯、吴、叶、董6人为常委。当时，叶剑英正在负责筹办南岳游干班。
这一段时间，日本侵略者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继续对华南、华中地区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诱降活动，积极筹划“蒋汪合流”，企图诱使蒋介石集团就范。早已沦为汉奸的汪精卫正加紧在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日益增大，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准备掀起反共高潮。局势日益恶化。叶剑英奉命于1939年6月转移到中国抗战的陪都重庆。这座山城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早已期盼叶剑英的到来，立即按中央指示，委任他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