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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说“老”。优待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直系子孙的责任是敬亲，是“孝”，而 养则是起码的条件，所谓“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 义》）。 那些没有子女的孤老，或者在宗谱族党中属于旁支而不能继承祖先财产的老人，国家就要给 予照顾。《礼记·王制》曰：“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 庶老于虞庠。”看起来最早的养老院是和学校办在一块的。和慈幼相同，从秦汉起，养老亦 转为州县常务。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居养院的制度，则自北宋开始，元朝改名为养济院，《 大元通制》规定：“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应收养而不收养，不 应收养而收养者，罪其守宰。”明清承袭宋元，州县均有养济院，《香祖笔记》上说明代权 臣严嵩被抄没家产后，就住进了杭州养济院，直到老死，杭州养济院还将其祀为院神。在戏 曲中，严嵩是副“死了喂狗，狗也嫌臭”的嘴脸，你能设想他居然还能在身后享受 香火供奉吗？
抚恤病残也是老传统，北魏时就有“使京畿内外疾病者咸令居处，便医治之”的官立慈 善医院（《陔余丛考》卷27）。唐代时武宗发起灭佛运动，配套的政策是把许 多寺院改办成悲 田养病坊，用寺田租米作为维持经费。到了宋朝，虽然许多佛寺又恢复了，但这套制度仍得 保留，京师有福田院，全国各地有安济坊。明代嘉靖时来广州一带游历的西方传教士克路士 ，曾撰文介绍中国地方政府收治贫困病残患者的情况——
跛子和瘸子，有的没有直系亲属，有的虽有，却不肯养或者没有能力养他们 ，他们就向皇帝的赋税监督官（指地方官员）上诉；于是他们的亲属受到官吏 的审查。如果亲 属之中有能力赡养的，就叫最近的亲属尽其义务养活他们；如果亲属不能赡养他们，或者在 当地没有亲属，赋税监督官就下令把他们收纳到皇帝的医院。因为皇帝在各城都设有大医院 ，其中有很多房间。医院的官吏要负责供应那些卧床不起的人所需的房间，皇帝的国库要为 此付出足够的租金。
没有躺在床上的瘸子每月领一定数量的大米，靠这份米和他们在医院内饲养的一些鸡和猪， 他们足以维持生活。所有这些都充分付给，没有失误。同时因为那些被接纳入院的人一般都 是患有不治之症，所以他们得到终生的赡养。奉赋税监督官之命而被接纳入院的人都登记入 册，每年医院的官员要报告花费数字和救济贫病的情况，如有差误或玩忽职守，那他们就会 因此受到严惩。（英国C·R·博克舍编，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中华书局）
“生老病死”鸡毛官（2）
宜加说明的是，克路士所谓“跛子”和“瘸子”，泛指丧失了劳动谋生能力的残缺人，所谓 “医院”，则是指残疾人收容所，中国人的叫法是悲田院、养济院、安济院等。所谓“医院 的官吏”，就是指那些受政府指派管理这些机构的人，其实并无官职编制。
生有养和死有葬，是传统中国礼仪文化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东汉时官营公墓和公 祭的史实，是明白无误地写在《后汉书》里的。不过，直到北宋神宗时，才有了诏令全国各 地经营“义冢”的制度。到了宋徽宗时，据说是蔡京出的主意，在义冢的基础上普遍开设“ 漏泽园”，意思是皇恩之泽如雨露普施，也别把那些死人或枯骨漏掉。于是全国州县都设置 政府出资经营的公共墓园，兼办殡葬事务。凡平民家无地安葬死者的，都可以廉价入葬公共 墓 园。无主死者或贫困家庭可以免费入葬。这些工作，都被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所以赵翼认 为，如果严嵩可当养济院院神的话，那么蔡京也可以在漏泽园中享受香火了。
有些读者或许会产生疑问：向来都知道封建政府只会压迫老百姓，怎么会关心起老百姓 的生老病死了呢？这里也有几个原因：其一，国家的财政收 入就是赋税，而人口就是赋税的源泉， 保养人户的长远利益，也就是养鸡取蛋；其二，恤幼养老、生养死葬这些传统文化观念的影 响，当然是不能小觑的，而且听任尸骸任意弃置或浅埋浮殓，还会引发瘟疫流行的严重后果 ；其三，州县衙门凭什么认认真真或者至少是装模作样地去干 这件事呢？先别说它们都是考核政绩的内容，就以州县的等级、编制的多少都与本地方人户 数目相关这一条来讲，对其也是刺激因素。
同“掌孤”之官的消失相同，州县衙门里也没有养济院、安济坊、漏泽园一类机构的专门 编制，也是以杂职掌管。所以，和“设官不给禄”的僧官、道官、医官们相比，这又属于既 不设 官也不给禄的更次一级了。可是即便如此，想巴结这些职务的人也真不少。从虚名上讲，编 制上没有，习惯上却同什么保正甲长啦差不多，好歹也算是个编制外的“鸡毛官”吧？而且 这个“鸡毛官”的“级别”特别高，是受州县衙门委任的。其实在明清时代，好多州县里的 这一类杂职全被主官次官带来的师爷、亲属们给占据了，要不就是给有钱有势的乡绅给瓜分 了，那“官”名儿似乎就更顺了一些。再从实际利益上讲，可以上下其手通同弊合的机会就 更多了，地方财政拨给和社会募捐这两项经费大宗，还愁养不肥自个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清人诸亩香著《明斋小识》中说，他的故乡青浦县的养济院地处西虹桥畔，有屋十余间， 收养定额是45人，每人每月给米二斗四升，给钱45文，于每月初二去县仓领走。其实这院中 根本 没有这些人数，管院人专吃“空额”，每到初二时，去雇一些人来应名冒领钱米。须得当面 领走的尚可如此作弊，其余方面，也就不难设想了。
曾任明代宛平知县的沈榜，在其名著《宛署札记》中也有这方面的披述。他是万历十八年 （1 590）到任的，在此之前，宛平养济院自万历元年（1573）到十年 （1582），先后分三批收养过 2165位孤贫老疾。每人每年发给甲字库布一匹，每月发给太仓米三斗，由县丞每 月赴院查点一次，造册发放，并委托一批“会头”领管。迄沈榜到任时，所谓制度早已“岁 久 法玩”，经办者盘踞其间，“亡者十不开一，存者十不给一”，即已经去世的不从名单上划 掉，照名单发放的连十分之一都没有，经手的人都发了小财。稍微跟他们顶真一些，“则群 然噪呼，引其老而NC026者百十人，秽身结衣”，等候在北京官道拦路上访，向九卿科 道“环沦 而乞怜”。社会影响不好，领导还要责怪。沈榜有心整顿，“严绳承行者以法”，调出收受 孤老时的原始档案，“据其原报年岁，以年为序，遂查得百岁以上者五人，九十五岁以上者 二十七人，九十一岁以上者五十二人，八十五岁以上者百余人，八十一岁以下者不可胜数” 。孤老院竟成了人瑞村，其弊情昭昭易见，但“问之承行吏，问之委僚，又问之孤老头，则 又对之一口，莫得其间”，显然早已缔结好了攻守同盟。再提出要亲自点名，“则又托词官 廪不给所需，散村觅食”，就是都已经跑出去要饭了，无法集合，“乞宽其点限”，然后“ 徐集无名者冒应之”。以沈榜这样的能员亲自整顿，成绩也仅仅是“半年之间，遂得除百余 名，即可省太仓米数百石、库布百余匹”而已。全国千余县，每年有多少财政漏厄，这笔账 怎么算得过来？
也许又有读者要提出质疑了：即便说管着这些“生老病死”的事儿有诸多好处可占吧， 可他们毕竟不在编制之内，怎么可以放在州县衙门内来介绍呢？
“生老病死”鸡毛官（3）
这又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明清时，特别是清朝中后期，这帮儿杂职几乎大都有了 “ 官身”。哪来的？就从这“生老病死”四个字得来的。清朝中后期之捐例大开保案骤升，这 是众所周知的，具体的内容，我们还要在后面讲到。这儿仅说说杂职取官之道：但凡逢到旱 涝蝗患这些自然灾害时，国家一面要对灾区实行赈济免税，一面又要传谕各地募捐，帮助政 府分挑负担，经办募捐有功的人，可以由地方官提出保案奖给官身；捐钱数额大的人，也可 援例授予品秩。做州县长官的人接到这种谕旨，往往委派这些管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 等机构的人经办捐务，一来是贪其亲信，二来也因为他们本是代表官府经管慈善事业的，踵 事增华，顺理成章。对于这些人来讲，就是发灾难财或者叫募捐财的好机会了。为富不仁者 平素一毛不拔，这会儿捐个大数目买官品，官是自己得的，但办捐有绩的功劳就归别人了； 更多的是平民百姓，拿不出多的，捐个八文一吊，略表穷帮穷的心意，反过来还觉得太少了 些，不肯报上姓名。可是若将这些无名氏所捐的数目做个加法，结果也很可观。于是办捐者 就将其中大部分归纳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姓名下，向国家换几张官照来，自己用不了还可以 卖给别人；方式是想过官瘾的人捐些钱出来，再塞一票给办捐者，让他把无名氏的数目拢起 来分到他的名下。照惯例，办捐者是要把捐人捐数都张榜公布以明无私的，所以他又总留些 “无名氏”在榜上，“无名氏”见了，都认作是自己而不会发生怀疑，岂知这些人钱也赚了 ，名也捞了，官也得了呢！《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四回介绍一位“三代行善”的申义甫，“ 自从 他爷爷手里创办善举，无论有什么赈捐，都是他家起头。有名的申大善人，没有一个不晓的 。到这申义甫手里，也着实有几文了。申义甫每办一次赈捐，连捐带保，不到五六年，居然 由知县也升到道台，指省浙江。因为近年光景甚好，过的日子很舒服”，干脆留在县上继续 “行善”，那更是此道中的精英人士了。
有了“官身”，“鸡毛官”们也都一个个穿起了补服，像模像样地成了拈香站班中的一员。
第三章 “升官图”上弯弯绕
古代官场升官图
中国古代官场上，有一种类似现在小孩子玩的“飞行棋”的游戏，叫作“升官图”，也 叫“彩选格”或“百官铎”。据说首创于唐代，传至清朝仍旧不衰，尤其盛行于州县衙门内 的小官下僚们中间。其玩法是把本朝的各种官职名称、出身类别、选任方式、考核制度、任 期俸禄、奖惩措施、升黜依据等诸项，全开列在一张画满方格的纸上，然后掷骰子爬方格定 输赢。第一掷作为进身之始，以后以几点为德为功，几点为赃为贪，几点为升，几点为降， 弯弯绕绕极多，“有为尉、掾而止者，有贵为将、相者，有连得美名而后不振者，有始甚微 而倏然于上位者”（赵翼《陔余丛考》卷33）。大概这种“画饼充饥”式的“ 升官”法也有平 衡心态的特殊效用吧，许多在实际生活中连个进士及第功名也没得到的“绿豆芝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