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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衙门-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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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狱等政绩之地方官员的颂扬和追思。对其源起时间,作者无确考,观《晋书·羊祜 传》云,“襄阳百姓于岘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乡祭焉”, 略知魏晋之际已 有这等讲究。到唐代时,树德政碑的风气已比较流行了,《册府元龟》记唐初时贾敦颐在洛 州任地方官,“甚有惠政,百姓共为树碑”。稍后,其弟贾敦实又来洛州当官,“及敦实去 职,〔百姓〕复刻石,颂其德,立于兄碑之侧”。同样的记载,新旧《唐书》中还有不少。 作用和“德政碑”差不多的颂扬形式,还有所谓“生祠”,那风气更早在两汉时已 十分盛行,立祠的对象也不仅是老爷,如文翁为郡县小吏,朱邑是桐乡啬夫,于定国父 是县狱吏,但都因为在职任上做出了对老百姓有贡献的事,老百姓给他们盖起了“生祠”, 足见公道自在人心。   
来时萧索去时丰(2)new   
但是到了两宋时,这些形式已经严重走样了,几乎成为官绅勾结把持县道或沽名钓誉骗 取上考的工具。一班行将离任而恋栈不舍者,或者有被参劾之虞又想负隅辈,都借这种方式 来达到目的。《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有一篇署名“沧州”的纪实作品,自述在曹阳县按察吏 治时见到的一幕,“入邑境,便有寄官员、士人、上户范文、吴NB063等六十七人,纠 率乡民五 百余人,植朱杆长枪一条,揭白旗于其上”,“沧州”说他起先还当是朝廷派人在这儿招兵 ,后又以为老百姓有什么冤屈,在此拦轿告状。及停下来一问,“不过举扬知县政绩”,因 此大生感慨。他举例说,过去青州太守在任时,也发生过老百姓“迎拜道左,感戴恩德”的 事,可真到了去职时,大家都掷瓦器骂他,侮辱他,安知青州之事,不会重演于曹阳?其实 读者只须从这“寄官员、士人、上户”的称谓中,便可知道这班人就是所谓“乡绅”,根本 不能代表广大民众,他们玩这套把戏的目的,则又如“沧州”所揭露的,是“有无厌之求, 难塞之请”,要被颂扬者替他们当差;“且此等事知县自当禁戢,却乃纵之,使得阴以兵法 部勒人众,焉知无奸雄默蓄此意于其间哉?”这就点得更透彻了,那多半是衙门老爷拜托他 们干的。还有曾在南宋时久任地方的蔡杭,说得更干脆,“今日之举留(即举德政而 恳请地方官留任)者,即平日之把持县道者”,如果真有美政惠民,“则路上行人口 是碑,虽无碑无祠可也,否则,如行人口碑何?” 
不过“沧州”也罢,蔡杭也罢,都只能在自己所辖的有限范围内稍示禁戢,而这种早已 变了味的举颂“德政”之风,终于演成为官场把戏的保留节目。及明清时,州县老爷们无论 是贪是廉,也无论是任满离去或被参革职,临走前大多要拜托唆买当地乡绅搞一回这玩意儿 。因为并非出自情愿,也实在无“德政”可记,因此这会儿石碑、生祠之类是很难再建树的 ,于是简化成“德政牌”,就是做几块木牌,油漆以后,胡乱写上几句,或干脆就涂上“德 政”两个大字,让老爷自己带着走;相似的“道具”,还有“万民伞”、“老爷靴”之类。 “万民伞”又叫“旗帐”,乃是一把大雨伞,表示满县百姓合赠留念,寓有大家都曾蒙受老 爷这把大伞庇护的涵义;“老爷靴”就是请即将去任的官员脱一只靴子下来给百姓做纪念品 。放在哪儿呢?放在衙门前一个高高悬起的木盒里。清人石成金撰《笑得好》中,说某地方 官解任,有众老置酒来请脱靴,官曰:“我在这地 方上,并无恩惠及民,何敢当此?”众曰:“这是旧例,不得不行”,看来已形成规矩 了。其实果真恨不得把地皮也刮一层带去的老爷,恐怕是舍不得留一只靴子下来的,所以后 来州县衙门前的那只木盒上,就画一只靴子作为象征,至于那盒里是否确有几只靴子在,就 管不了许多了。 
民国时期,还通行墓志铭、行状、家谱等,尝见有人为述乃父乃祖辈在前清 仕宦,有德政惠民,曾见家中存有“德政牌”、“万民伞”若干云云,乍听之下,未免令人 肃然起敬。其实知道这原是明清官场通例的底蕴后,大可看其一文不值,焉知不是乃父乃祖 自己掏腰包拜托乡绅代为定做的?那时节,官员离任时,一边是满县百姓围聚衙前笑骂掷瓦 ,一边是几个胥吏借两套秀才行头冒充士绅,再雇几个叫化子吹吹打打,送上几块“德政牌 ”、几把“万民伞”之类的情景,常有上演。当然,即便是在历朝末期吏治益坏的大背景 下,也不是就没有出过几个如海瑞似的“清官”,而老百姓发自内心为之立碑送伞的事,也 是有的。例如清代嘉定知县陆陇其,居官清简,政绩懋著,因此得罪了上司,被讦落职,临 去任时,“小民供给馈赠,皆布帛菽粟,连樯接迹,扶老携幼,哭巷攀辕”(清王有 充《吴 下谚联》),为此还有一条“有官穷似无官日,去任荣逾到任时”的谚语在当地流传 。 
然则从总体上观照,“德政牌”、“万民伞”、“老爷靴”这些东西,终究已成为“衙门小 官场 ,官场大舞台”的落幕道具。忙完了“灾星移去福星来”,再忙“新官上任三把火”,周 而复始,又一场衙门戏揭开了帷幕。“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我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 (李伯元《活地狱·楔子》),每况愈下之间,包括州县衙门在内的整个封建 统治,最终走上了穷途末路。   
后记(1)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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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付梓前,编辑先生特嘱补一篇后记,并要求略述个人经历和“治学方法”。 作为一个 业余的通俗文史读物作者,“治学”不敢谈,不过或可借用我们上海作家陈村的妙语一句: “我年正半百,居百岁之中点,不妨信口胡说”一通(《五根日记》)。何况自叹碌碌,虚 度“中点”时连寿面也不曾吃一碗,也可借此机会将写字卖文的经历稍微梳理一下。 
求学 
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我还未跨进高小门槛,即幸遇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从此再没卡 压升级的考试逼促,也无求知向学的内心自觉,直到年甫十七便进工厂学徒至今,可谓永别 了稀里糊涂的学生时代,所以课业知识到目前还停留在略知四则运算的水平上,倘不废操习 ,可期保持晚节。比之受用的却是遭际江河横溢,书先为鱼鳖,通过种种渠道从公私庋藏漂 流到社会上,可以让你逮到什么读什么。而且彼时尊长师道的权威,一概坠落,没人教训你 啥是正经啥是闲书,只要别碰“手抄本”,其他皆可以“化毒草为肥料”。最难忘在学校里 厮混时,三天两日和几位青年教师及工宣队员交换书籍。有一位崔定国先生,是朱自清的外 孙,介绍我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某一回考校,让我默写出50首唐诗后,还请客 一顿作为奖励。现在回想,我的文史兴趣,大概就是在这种无分良莠深浅的囫囵吞枣式的杂 览间,不知不觉地积攒起来的。惟夤缘时遇,居然也曾随波逐流,写过什么评儒法、批《水 浒》的文字。但乳臭未干时的轻狂,想来上帝也会原谅吧。 
经历 
蹉跎岁月,十年如梦。这种感受在同龄人都有。但是我在后一个十年的经历,或许就有点特 别了。因为缺乏定力,无福消受所在工厂领导的特别眷顾,终于告病回家。惟彼时已经成家 ,忝为人父,民生问题迫在眉睫,于是学商学贾,作师代课,给文化馆打零工,替誊写社刻 蜡纸,帮电影院画海报……虽然未至于业通五花八门、友结九流三教,但对世道人心这部大 书,可能比坐在书斋里治社会史的学者要先窥一二。比如投宿旅店误时,每每在混堂里同贩 夫走卒、卖解鬻技者流“五族共和”,因得略识诸般江湖世相。差似20世纪80年代的《南行 记》的经历,想来年在不惑左右的学者,少有亲遇。那些年月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思,对于 往后社会史题材的写作,特别是相关史料的认知,倒是不无补益的。 
写作 
机缘因遇,逐渐改向从文字中找饭碗。而托赖写作为生的最佳状态又莫过于文学创作,可惜 我在这方面既无才气,亦无灵犀,所以只能凭借陈醋半瓶,做一点通俗的历史文化题材的撰 述。往往是应出版商所邀,凡札记小品、掌故轶闻、史事特写、人物传记,乃至台历文字、 火花说明、少儿读物、连环画脚本,无所不为,因为有个“工人”的身份,编辑先生们也多 能以宽容态度相待。尤其是在起步阶段,上海古籍、上海人民两家出版社的扶掖和鼓励,令 我难忘。 
胡乱读书,夹杂作文,这种方式自然无可比拟治学研究过程中的深造。但检讨一下,也有很 多受益。一是因此涉猎了多方面的课题和题材,且对其领域的较新的学术动向和研究成果有 所知道,便于成果借鉴、观点启示和线索寻溯;二是由于经常站在整合性的角度对既有的成 果和材料进行审视取舍,更易辨识异同交叉,偶尔或能旁逸斜出,生出一点补缀贯通后的机 智;三是“失学少年”出身、市井里起家,所以文从字顺之外,总是带几分亲切感,并且往 往也免不了渗入些个人对世事的体会人心的揣度,要说尽可以当成世相人心的通俗读本来读 ,也不算是谬托。 
藏书 
平生自矜者,就是个人拥有的资料富藏。设想一下,在“买方”市场还相对有限的20世纪80 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也就是我以写为业的那个时段,有几家出版社肯放心地将策划立项 的选题交给一个隶籍工厂且无学历的人去完成?所以我当时撰写的读物,大都要署贱名,以 此证明自己或许能写。同样道理,当时又有几家大专院校的资料室和收藏级别较高的图书馆 肯向一个只拿得出工厂工作证的人开放?记得有一回接到某报约写一个民国人物传记连载的 题目,知道上海市图书馆藏有其人六十寿辰时同仁为之编撰的贺寿专集,特为借了一家杂志 社的专用阅览证去借阅,居然无功而返。还有一次,非要我出示“局级”研究单位的介绍信 ,还必须在上面写明看哪一篇文章,派什么用处。几次碰壁之后,乃痛下决心,微薄的稿酬 所得,必定匀出一定比例,用来搜罗各种资料文献。仍以民国史为例,如中华书局自20世纪 70年代便开始陆续发行的内部发行本《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全套,二档馆编撰的《民国史 档案长编》,以及中国近代史所等单位自50年代起便陆续推出的各种近代史资料期刊、专辑 ,乃至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论文汇集月刊,大体兼备。最得意的是全国 各地各级政协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亦都百方罗致,个人拥有量远远超越一般文科院校 所藏。至于古代文史资料的集藏,通如子史经集,僻至地方志乘,特别是“写手”必备,便 于寻索线索冒充博览的各种类书,大都装备。记得有一回,复旦大学的石源华教授应出版社 之约,主编一套“民国外交家传记”丛书,承蒙他瞧得起我,让我承担王正廷传的撰写。最 后有好几个原先立项的人物,都因作者抱怨资料难找而放弃了。我对石老师说:只要假我以 时,都能写成。坦言之,“草根派”之罗致史料编缀成篇的本事,或许正是学院里所不能传 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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