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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线电静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指挥各部队用原有电台在原驻地正常工作，给敌人以“东野”尚未行动的错觉。而各纵队携带新的电台，夜行晓伏隐蔽地向锦州开进，在到达指定地点前不准出现空中信号。在东北我军控制区频繁放出攻打长春的信号，少量围困长春的部队晚上向南、向西、向东运动，白天又回头向长春开进，暴土扬尘，给敌人空中侦察造成我军继续向长春集结兵力的错觉。对铁路运输也做出周密安排。南进部队白天分散在小站上待避，夜间则鱼贯前进，向北开的都是部队运到后北返的空车。“东野”前线指挥所9月21日乘火车从双城向前线开进，为造成敌人错觉，火车先向北开哈尔滨，经短暂停留后，向东南牡丹江方向行驶，然后掉头西返，经齐齐哈尔、白城子南下。在锦州战役打响前，许多部队都不知道具体任务，直到大部分部队已到锦州城下，总部才发布协同命令。而直到兵临锦州城下，卫立煌、范汉杰才蓦然醒悟“东野”的意图。这不能不说明刘亚楼严密的组织工作，隐蔽了战役企图，保证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城市攻坚战
攻克天津之战，我军气势如虹，摧枯拉朽，只用了29小时，全歼守敌13万，创造了我军攻坚战斗中时间最短、歼敌最多的典型战例。而刘亚楼战前在天津杨柳青巧施迷魂阵，造成陈长捷判断失误，更将大战前的序幕衬托得风生水起，绘声绘色，也为他的军事指挥生涯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战役初期，在先打塘沽还是先打天津的问题上，“东野”指挥部与中央军委曾有过一段权衡利弊的过程。
1948年11月2日，我东北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52天，结束了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此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为了把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平津地区就地歼灭，11月18日18时，中央军委紧急电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望你们立即令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中央军不战投降。”
接电令后，“四野”立即做出反应。一个完整严密的、百万人马多路梯次入关的命令有条不紊地传达到各纵队。四野官兵鞍马未卸，便匆匆告别硝烟未尽的白山黑水，各纵队克服困难，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以迅速的奔袭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地区。在华北野战军配合下，提前24小时完成了中央军委合围平津的部署，将傅作义集团60万军队紧紧包围起来。
为了防止京津敌人从海陆溃逃，中央军委命令“四野”：“先打塘沽，后取天津，而且要快。”作为平津战役全局，这种部署无疑是正确的。四野根据军委命令火速部署第七、第二、第九纵队共10个师兵力夺取塘沽、大沽、封锁出海口。但是，在执行命令过程中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塘沽，位于渤海湾，距天津约45公里，是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平津国民党军队出海的唯一通道。为了确保塘沽、天津，傅作义将两地划为一个守备区——津塘守备，由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任司令，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侯镜如根据塘沽的特殊地形，在塘沽、大沽之间的纵深地区屯兵5万；将自己司令部设在“重庆号”巡洋舰上，由国民党第一舰队十数艘舰船，组成庞大的海上集群协同防守，攻可增强机动火力，退能提供必要的掩护和运输。
塘沽地形开阔，海沟纵横，盐田冬不结冰无法徒涉，兵力很难展开，且无险可守。四野七纵进行试探性攻击伤亡很大。20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700人，自己伤亡600人。七纵一部配合二纵攻击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140人，自己伤亡400人。二纵、九纵趁海水退潮构筑工事，潮水一来，前功尽弃。部队对大沽守敌攻击，敌人火力密集，又遭海上敌舰炮火拦阻轰击，部队在没有任何工事屏障的情况下攻击，伤亡惨重，多次突击均未成攻。这种得不偿失的消耗仗打下去，无疑会延误整个平津战役的进程，“四野”指挥层感到巨大压力。此时，身为参谋长的刘亚楼主动提出，亲自去一趟塘沽前线，勘察地形，了解情况。
冀东的岁末，寒风呼啸，黑沉沉的天空飘着大雪。刘亚楼率领特种兵司令萧华和作战人员踏着泥泞向塘沽艰难前进。到达前线后来不及休息便立刻召开会议，认真听取各纵队领导汇报。随后，他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积雪，到实地勘察。
展现在刘亚楼面前的是广阔无垠、无遮无拦的滩涂，灰蒙蒙的天空下，纵横交错的沟渠与未冻结的盐田，一直延伸到海边。远处的海面上，隐约能看到正在游弋的敌军舰。这仗怎么个打法？刘亚楼在冷静思考。通过和纵队领导研究，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脑海中形成。
回到“平津”前线司令部，他立即向“四野”总部汇报。他认为：“在这样复杂的地形条件下，用3个纵队打塘沽和大沽，不仅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难以速决。况且敌人指挥部已搬上了军舰，我们不能对敌人形成包围。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守敌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而大部逃窜，结果是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会使天津之敌突围，不但费力费时，还会拖延解放平津、解放整个华北的时间。”
“四野”总部经过谨慎思考，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方案，随即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两沽战斗甚难达歼敌目地，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拖平津作战时间……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方面防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击天津的准备。在我军未攻击之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盼军委电示。”
中央军委经客观分析，当日复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刘亚楼在红军时期就带领部队打过不少恶仗、硬仗，一提起作战就有种兴奋感。他渴望自己能够重上第一线带领部队冲锋陷阵，这时机会来了。他主动向林彪请战：“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了，我从苏联回国后还没有指挥过大的战斗。这次打天津，能否派我去执行任务。”在得到林彪同意后，“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立刻成立天津前线指挥部，刘亚楼任总指挥。
1948年12月30日至1949年1月2日，4天之内，刘亚楼指挥34万大军将天津围得水泄不通。
攻击天津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攻坚战。天津外城有护城河，市内河渠纵横、地形复杂。陈长捷在日伪时期建立永备工事的基础上，又新建筑了大量的城防工事。在天津周围设置了35公里的无人区，布设了大量地雷。为了阻止我军进攻，敌人关闭了海河入海口的水闸，提高了护城河的水位，并且每日以千人计在河上破冰以防河水结冻。
根据天津整体的地形，南北长，东西窄，海河横贯市中间的特点，他确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金钢桥会师，先南后北，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经“四野”总部上报，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作战方案。
要迅速克服各种障碍，突破天津坚固的城防，各兵种的协同动作至关重要。刘亚楼多次亲自抵进侦察，并根据部队的准备情况，制定出《突破前沿阶段中各兵种协同动作的次序》，下发部队进行反复演练。他发动部队集思广益，研究通过护城河的各种办法。坦克兵纷纷表示，把坦克直接开到护城河底，在坦克顶上搭木板建桥，用自己的牺牲为战友铺架通向胜利的道路……一纵就地取材，创造了一种芦苇桥，浮力大容易架设，经试验，三分钟可以冲过去一个连。刘亚楼知到后非常高兴，立刻开会推广，组织部队演练。攻津部队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大练兵活动，战斗情绪极为高涨。
1月14日上午10时，随着刘亚楼一声令下，500多门大炮一起怒吼，千万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天津城垣，数十辆坦克迎着弹雨隆隆出发，跨沟越壕，冲向突破口……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由于我军准备充分，部署正确，兵力炮火集中准确，战斗动作熟练，仅用29小时激战，一举攻克天津，全歼守敌，提前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军委限令３天）。
天津战役是我军战争史上一次空前的步、炮、坦、工兵等诸兵种协同作战实兵演练。炮兵、坦克兵之多，工兵首次大批直接参加攻坚突破，堪称解放战争之最。34万大军熟练的节拍、默契的协同和无比英勇的气概一气呵成，向世人展示出一幅壮观的现代化战争画面。天津战役是刘亚楼在结束几十年陆军生涯的最后一次成功佳作。
离开“四野”，受领新任务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这是我党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空军任务。
1949年5月，已是“四野”十四兵团司令的刘亚楼正准备随军南下，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让他去见毛泽东主席，受领新的任务。一到主席驻地，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上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样？”刘亚楼因没有思想准备，怕干不好，略显出犹豫。毛泽东用手点着刘亚楼的脑壳说：“好嘛，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去做。”于是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与刘亚楼进行了彻夜长谈，从南昌起义中国革命的艰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现代化战争对空军的厚望……最后主席深情地说：“过去搞空军我们没条件，现在有条件了，一定要搞好。”在毛主席的开导下，刘亚楼放下包袱，决心在实践中边学边干。于是，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第四野战军，踏上了组建人民空军新的征程。
柯柏年百年
他是我党一名老党员，曾与张太雷、彭湃、周恩来等参加过我党早期的革命斗争；他没有留过洋，但他的英文水平却得到周恩来、朱德这些留洋学生的首肯。毛泽东曾对下面的同志说：“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他翻译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曾为许多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启蒙；他又是一名社会政治活动家，在他的一生中，参加了我党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他一辈子好读书，嗜书使他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嗜书使他从虎口中逃生；嗜书使他淡泊名利、追求平常。党内党外的同志均尊他为柯老。他为后人没留下什么遗产，除了书，他给人们留下的是一种精神境界。笔者与柯柏年生前多有接触，对老人言行举止感受良好。在他百年之际，回顾柯柏年一生中几个片段，以表追思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