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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的名义 []作者:管杀不管填-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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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正与各派密谈的安德鲁,时不时地被推到前台表演,因为害怕被狂热的群众们再度“蹂躏”,将军只好走到三楼阳台上,面对观众,一次又一次发表着即兴讲演。接近傍晚时分,黔驴技穷的山岳将军终于没招了,一人傻站在高处,一阵搜肠刮肚足足五分种。望着无数近似疯狂的人群,撒旦至上,情急之下的安德鲁最终灵感突现,略为沉思,便高声吟送起来: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这是19世纪最为著名的一首诗歌《自由与爱情》。是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1823 … 1849)在1847年新婚后不久写下的。1848年匈牙利革命前,裴多菲在匈牙利文坛起过领导作用。他热情拥护法国大革命,怒斥匈牙利社会现状,抨击贵族和王室特权。他的诗歌政治热情充沛,其中写于革命前夕的《起来,匈牙利人》成为革命的颂歌。革命时期曾担任特兰瓦西尼部队司令贝姆·;尤若夫将军的副官。1849年7月31日在塞盖斯瓦尔战役中阵亡。
将军在阳台上抑扬顿挫地朗诵着《自由与爱情》,一遍接一遍,台下的听众也如痴如狂,语调不一地跟着吟唱起来。立刻,独诵成为了合唱,从沼泽区到圣安东区,从巴黎到马塞,从法国到欧洲,欧洲到世界各国,所有倾向于革命的仁人志士都在传唱着这首由安德鲁将军“创作”的著名诗歌。
阳台上的年轻人当然不明白自己无意间剽窃后世的作品,居然如此受到大众欢迎。《自由与爱情》流传到魏玛公国,正在创作宏伟历史巨作《浮士德》的歌德,这位德国伟大诗人兼政治家,毅然放弃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准备从莱茵河畔跑到塞纳河边,只为拜会革命者;仍在维也纳进行音乐深造的贝多芬,听闻过后也赞叹不已,当晚就为《自由与爱情》谱写了优美曲调,第二天请人专程送往巴黎,并附带着一封长达六页的书信,其间描述了自己对山岳将军的一番敬仰之情;当安德鲁征战欧洲沙场,四处大种“自由树”的时候,将军惊奇地发现各国的穷苦汉们竟然都在高唱着《自由与爱情》,扛着各式锄头与镰刀,迎接黄皮肤统帅到来,帮着自由法国军队驱赶欺压在自己头上的贵族与教士。

在夜幕降临后,看完,听完,欣赏完安德鲁将军精彩表演的各类人群,才带着满足心态,乘着漆黑,乱摸娘们的胸脯与屁股,在女人尖叫声中,依依不舍地陆续散去。
总算可以歇口气的安德鲁回到房间,又遇到另一批崇拜者,一位公安委员会委员,外加自己的勤务兵及其侍从。望着一张张狼外婆式的笑脸,可怜的将军知道,又要剽窃后世名作。接着在餐桌上花了一个多小时,打发完楼内的自家听众,安德鲁最后把自己锁在房间。却没睡觉,而是爬在书桌上奋笔疾书。不为别的,那是在回忆以前的章词段句。
本来,安德鲁想翻译些中国古代的经典名句,什么唐诗宋词之类的,一番努力之后,还是放弃了。原因很简单,尽管法国在欧洲各语种中最出类拔萃,但要与5000年文化积累,博大精深的汉语相比,还是太小儿科了,惟有找些简单点的外国诗词才管用。幸好赵凯在大学期间也曾风liu过一时,为追求外语系的某位系花,讨得佳人欢心,听狐朋狗友们的介绍,说该美女喜好外国名人诗词,于是萨费苦心的他背诵过不少,结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漂亮女孩仍就与学校的篮球明星走到一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想却在18世纪派上用场。从裴多菲到塔尔科夫斯基与勃郎宁夫人,从欧洲到美洲,从19世纪到21世纪,只要自己想得到的,一股脑统统抄下。有的记忆很全,有的却已模糊,胡改一气草草了事。
躺在床上的安德鲁,回想自己父亲时常挂在嘴边的一段话:法国人是天生的梦想家、浪漫派、乌托邦的建造者。他们憧憬理想,追求荣耀,爱慕虚名,喜欢宏大的事物,向往壮烈的场面。因而才有那么多浪漫的爱情;华彩的艺术;试图在人间建造天国的血腥的大革命以及包罗万象的法典。
在大革命中,法国人勇猛摧毁旧制,不单为了清除政治的腐败,还为了实现启蒙思想家的抽象理论所昭示的理想;法国人注重理论,当原则与事实不相吻合,他们必会感觉困惑、彷徨。由于过于偏爱思想,行动不免受到牵制,自然优柔寡断;当原则与事实严重冲突,需要作出抉择之时,法国人宁可坚持原则而牺牲实际利益;法国人注重思想,崇信理论,所以坚决要求思维的明晰性和准确性。法国人遇到一件解释含浑之事;必会像生病一样难受。而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是这一民族鲜明个性的始作俑者。 

接下来的日子里,安德鲁显然是害怕出门,在门外总游荡着三五成群的无套裤汉,只好呆在小楼,或是与到访客人享受美酒,或是跑到房间翻阅书籍。原本却最怕见到的人,却一直没有出现,雷色夫人从巴黎郊外返回时,柯赛特被没有一同到家。女管家的解释很简单:小姐,这几天不舒服,想在郊外多待会儿。
巴拉斯听了什么反应,老政客像例行公事般地问了几句,转身拍拍安德鲁的肩膀,吩咐他多休息几天,陆军部的事情暂时不要去,随后就忙别的事情。这一切让安德鲁那颗紧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一点,但似乎多了种失落感,至少将军准备几晚的诗词歌赋全部泡汤。
终日无可事事的安德鲁按耐不住,便提议让大家都出去转转。想法得到了随从们的响应,犹里西斯更是欢呼雀跃,巴拉斯忙于政务,无法分身,就想叫雷色夫人或是自己侄子去陪同将军。女管家不乐意的拒绝了,因为安德鲁使得小姐生气,却又不前去道歉;巴拉斯议员的侄子,埃克雷巴,那个曾被巴黎公社逮捕过的投机商人,安德鲁可没敢答应,山岳将军光环上暂时还不能粘有污垢,至少是不能让巴黎市民看出来。幸好,侍卫中的一个,在首都待过一段时间,于是众人推他为向导,带着一帮外省人从官邸后门溜出街区,到处闲逛。
与21世纪来到巴黎的国人不同,1794年的安德鲁却望不到埃菲尔铁塔,那座百年之后才修建的宏伟建筑原址,仍是一处类似贫民窟的地方。附近倒有一座大名鼎鼎的建筑物,伤残军人养老院。金色圆顶,建筑形状貌似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却也像皇家宫殿。而让安德鲁真正向往的是卢浮宫、巴黎圣母院,还有凡尔塞宫。
走马观花的参观完巴黎市区所有名胜古迹后,东方人的内心感到一丝忧伤,除了凡尔塞宫因有国民卫队驻扎,保存稍微完好些外,其他的遗迹都与杜伊勒里宫一样,遭受到相当程度的严重破坏,有过之而无不及。巴黎圣母院成了理性祠,日常的弥撒与祷告早已禁止,冬天里的市民缺乏木柴取暖,巴黎公社就默许妇女们到里面去拆取生火原料,残缺与破乱成为著名修道院的新象征。卢浮宫收藏的奇珍异宝,大部都被暴发户们搬到自己家中,巴拉斯官邸的楼梯间也悬挂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作。诺大宫殿,仅留下一些笨重难拿的家业闲置在空旷的大厅里,孤零零地躺着。不过,事情总有例外,作为革命象征之一的先贤祠便列其中,保存的非常完好,甚至好与从前。它原本是一座教堂,是路易十五在一场大病之后为了还愿而修建的。1791年以后改为国家圣陵,法国最显赫的人物皆安葬于此。“自由、平等、博爱”三个词赫然写在祠堂的正上方。 
回到马车上安德鲁默然无语,双手中捧着一尊马拉的半身塑像。这是他在参观先贤祠结束后,花了2个苏买来的。勤务兵同样在摇晃的车厢里琢磨着。曾在英国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犹里西斯,知道伦敦的各类建筑与文化遗产保存的相当完好。从表面上看,巴黎的宏伟更甚于伦敦,但亲眼所见的多是破乱不堪,与书中描述的情节完全不一,于是转向对面的将军寻求答案。
“这是一个理性时期里的疯狂年代!”安德鲁神情有些沮丧,望着窗外躁动的人群,答非所问的说道。
接下来的数天里,心情郁郁的安德鲁没有再出去,他把自己锁在书房思索,一律不再接见任何客人,其间只让勤务兵送饭上来。没有知道将军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将军准备做些什么。直达第五天,安德鲁下楼了,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神采奕奕的他一扫往日的愁容。
在巴黎的亲身经历告诉安德鲁,现在的确是到了保存革命果实的时候,而并非歇斯底里的继续革命。要完成这个任务,贫民党人,不行,他们只懂得疯狂,追求一味的毁灭,法国交到他们手上只有崩溃;三巨头们,不行,只知强硬不晓得妥协的雅格宾派领袖们,不明白政治就是交易与妥协,对所有派别残忍但又不彻底的镇压,反而会送他们自己上断头台;平原党人,不行,安逸享乐的他们只会盘算自己的得失,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盟友;宽容派,或许可能,他们的主张符合当前的国情,只是过于软弱,没有勇气站起来说“不”;看来惟有巴拉斯领导骑墙派,左右逢缘,联合各派盟友纠合在一起的热月党人,才能真正挽救法国,挽救革命,也包括挽救自己。
此时的安德鲁已经把自己完全溶入到法国,他的思想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革命果实得以保存的方式。革命不再是歇斯底里,而是要回归冷静。
就在安德鲁消失在公众视野的十多天里,巴黎似乎一直在保持着某种平静,但明眼的人看得出来,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水面之下仍是波涛汹涌。对于安德鲁的缺席,国民公会没有意见,安德鲁只是荣誉议员,有不来议院参政的权利,将军的干薪全由陆军部发放;陆军部也不关心,调令安德鲁为陆军部副部长的文件仍压在卡尔诺委员的抽屉里,而在卡尔诺本人跑到北方方面军视察工作,目前的他更关心的是如何防备反法同盟军队的下波进攻;巴黎市民渐渐不在乎了,一度热情高潮过后,原先徘徊在楼外的群众少了很多,因为喜好热闹的他们都被别的事情吸引过去,这是喜兴厌旧的典型表现。
安德鲁无所事事的“消遣了”十多天,巴拉斯却紧张忙活了十多天。他整日马不停踢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私人名义或公开身份联络各党派,频繁出现在各个的俱乐部中。原本想叫安德鲁一起前往,但青年人婉言拒绝,理由是不想太多的张扬。巴拉斯要做的目的很明确,意在推动一项民族和解,尽快结束旺代叛乱的议案。这是巴拉斯委员与保王党人达成协议条款的一部分。
1794年1月22日,就在安德鲁获得国民公会荣誉议员的第八天上午,该项预案开始进入审议阶段。只是提出议案并非巴拉斯本人,而是宽容派代表菲利波议员。老谋深算的巴拉斯知道,这份与保王党人妥协后的内容,绝对不能由本人呈送,在当前的时局下,自己应该保持一定的超然地位,有利益于把握事态的后续发展。思虑过后,巴拉斯毅然将这烫手山芋扔到丹东的同志们那里,由于宽容派的政治主张与提案的精神不谋而和,同时失去了丹东的直接领导,派别里尽是些鼠目寸光的笨蛋,委员兼议员的巴拉斯毫不费力得让他们接手下来。当然,政治上的任何事物交易都需要有代价,让宽容派满意的是价值数十万金法郎的贵重财物,由安德鲁将军的车队运抵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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