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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中期，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促使孙科转而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来没有如今之甚！”⑤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早已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家，竟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 ⑥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破产为例：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困苦、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 ⑦孙科惊呼，土地问题不解决，对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孙科承认国民党对于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面均没做到”，尤其对“平均地权”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孙科说，为此国民党“应该在总理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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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三民主义的建设》，《孙科文集》第25—26、24—24页。
② 孙科：《训政与建设》，《再造旬刊》第24期，1928年12月7日。
③ 孙科：《建设大纲草案及其说明》，《再造旬刊》第21期，1928年10月7日。
④ 孙科：《三民主义的建设》，《孙科文集》，第25—26、24—24页。
⑤ 孙科：《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⑥ 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办法》，《孙科文集》，第637—640页。
⑦ 孙科：《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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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请罪”。①
孙科在分析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时，对共产党力量在农村的发展极为恐惧。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壮大，“就是以暴动的手段，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过来，分给一般无以为生的农民”；“农民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当然要参加他们的运动”。孙科声称，共产党“攻城略地”——“这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孙科鼓吹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来彻底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尤其是经济的方法”。孙科强调，平均地权不实现，“非但革命不能成功，恐怕连现在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将来亦保不住”。②此时，孙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权”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前了。
孙科提出了他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设想：
第一，认为解决农村危机的方法在于“调正现有之租佃关系”。 ③此时，孙科批评“地主侵取不当”，指出：“农民经济之崩溃”的最终原因，在于农民“无土地以资耕种”，“而地主坐享其成”。④一方面，孙科承认农村大地主是反对平均地权的，“因为民生主义实行以后，他们垄断土地的益权，便要受到打击”，但又强调土地所有制问题“错综复杂、颇难分析”。虽然他本人一再呼吁要“迅速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来，对于地主的“侵取不当”，只要适当予以“调正”即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投机者无所取巧，劳动者各有其地”， ⑤这实际上仍是纸上谈兵，完全没有进入到具体改革的实际操作层面。
第二，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方法，试图缓和地主和农民的严重冲突，以稳定国民党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孙科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关键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良方案。孙科的解决方法包括：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向地主发行土地债券，由政府把从地主手中征收的土地，转让给佃农，由农民分年摊派农产品，抵还所得土地的本息；政府组织土地金融机关，向农民发放耕地资金；成立各种类型的“农民产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等。孙科认为，如此“不难使农民恢复其最低限度自给的生活”。⑥
尽管孙科的这些主张出自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苦心，然而在30年代根本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1934年1月31日，孙科提议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立中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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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孙科：《由亡国的路转到救国的路》，《孙科文集》，第30页。
③ 孙科：《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④ 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办法》，《孙科文集》，第637—640页。
⑤ 孙科：《“土地政策述要”序》，《孙科文集》，第1305页。
⑥ 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办法》，《孙科文集》，第637—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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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署，要求从美国棉麦借款项下，拨出专款，用于土地法的实施。①但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孙科建议议而不决，不了了之。而在这不久，中央政治会议却决定，给在江西进行“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提前拨棉麦借款一部分，作为“剿匪资本”经费。②相比之下，孙科的改良主义主张降其格仅是“治标”的方法，因此，不可避免被束之高阁。孙科为加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片“苦心”只能再次落空。
时至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腐败日益加深，农村民变蜂起，孙科对农村的焦虑感更加强烈，他的态度也随之更趋激进，孙科竟接过共产党的口号，呼吁以打击地主豪绅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希望国民党统治集团迅速采取革新措施，来缓和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
孙科认为，国民党拖延实施平均地权和乡村基层组织全部被土豪劣绅占据，是危及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因素。孙科分析道，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蜕化和土地问题难以解决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县以下基层组织都操纵在土豪劣绅手里”，尽管他们“作威作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是视同儿戏”，但国民党却把征兵、征粮授权他们办理，“更增加了他们鱼肉乡民的机会”。孙科质问道：“为什么拿这些土豪劣绅作基层的力量？”“为什么还是使土豪劣绅居其位剥削老百姓？”③孙科断言，目前存在“很大的危险”，这就是“假使党将来果代表地主阶级和地方上的恶劣势力，我们的革命也要随之变质，国家也要变质”，孙科提出对此“要特别的警觉提防”。④
孙科对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的保守态度极为不满，他批评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既没有采取革命的方式，和平方式又行不了，十多年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指出，由于国民党在乡村依靠大地主和土豪劣绅，使“坏人潜伏在政府里面为所欲为”，“土地问题一千年都没有办法解决；即使依靠行政院地政署来办，再办一百年也不行”。⑤
孙科掩饰不住对国民党前途的焦虑，他慨叹土地问题无法解决，“这真是不得了”，“这将会弄到农民暴动，会发生新的社会革命！”他直言不讳道：“本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和中共争夺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已给反对党以可乘之隙”，“国民党愈不行，政治愈腐败……就愈是他们宣传的机会”，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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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中国国民党党中央执委会政治会议第391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③ 孙科：《一得之见》，《三民主义新中国》，第87、88页。
④ 孙科：《向民主宪政的大道前进》，《三民主义新中国》，第48、49页。
⑤ 孙科：《一得之见》，《三民主义新中国》，第87、8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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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已不知不觉在替人家造机会”，“造什么机会？革命的机会，革谁的命？革我们自己的命！”①
那么有何种方法来解救国民党在农村的严重危机呢？孙科提出“解决土地问题，一定要靠老百姓才行”。可是他又清楚，在“国民党现在的作风下”，平均地权根本无从实行。孙科呼吁革新基层政治力量，可是拿什么新生力量去替代基层的土豪劣绅呢？对此孙科也是一筹莫展，尽管他曾批评过三青团“类似盖世太保”，但他还是提出派几十万三青团员“深入农村”，把土豪劣绅“换掉”，“镇压下去”。孙科认定“革命是不必的”，“因为政权还在我们手里”，②但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又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孙科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困境。
四
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写道，中国要“实现孙逸仙博士的理想”，“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孙科并十分具体地描绘了在“贤明的政治领导下”，中国未来的景象：“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扫除封建地主及富豪军阀压迫和剥削农民的行为，而鼓励其将精神和资本从事于现代工业”，“改变广大的农业人口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工业的国内销场”。 ③这些话反映了1928年后孙科自居“贤明领导”，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的思想特征。然而，孙科的一系列有关宪政和革新的主张始终不被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所重视和采纳。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孙科长期为之努力的推进宪政、革新国民党的活动也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宣告彻底失败。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是由孙科所处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他的思想的内在矛盾等诸因素与当时政治环境互为作用而促成的。
笔者认为，考察孙科的宪政理念和他的革新活动的成效得失，必须对其在民国史上的特殊地位有所认识：
第一，孙科是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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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孙科：《一得之见》，《三民主义新中国》，第85—87、91页。
③ 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