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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约一个月的试点准备，到了1942年5月下旬，中央总学委认为，在全党将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转入对照文件进行思想反省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写反省笔记》，至此，整风进入到思想反省的阶段，调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随之在各机关、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从现象上看，动员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在各级和各单位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不愿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为了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典型，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1942年6月后，《解放日报》陆续刊登了一批反省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种类型。
（一）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的反省
所谓“经验主义”或“经验主义者”，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指那些曾经在政治上支持过教条宗派，或虽未明确表示支持教条宗派，但曾一度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出入，而与王明等有过合作关系的党内高级领导同志。“经验主义者”大多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在党内的基础也较深厚，所以他们只是处在被批评的第二个层次。总学委对“经验主义者”的策略是分化他们与王明、博古等教条宗派的关系，将他们争取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经验主义者”只要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总学委一般均会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共元老王若飞的反省即提供了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领导干部自我反省的范例。
1942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粗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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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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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的文章，王若飞在该文中以毛泽东的立论为依据，对照检查自己：
是多少带有陶渊明所说的某些气质，“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饮辄醉”，这种粗疏狂放的作风，每每不能深思熟虑，谨慎其事处理问题，即令自己过去曾是时时紧张地埋头工作，也常陷于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以致工作无形中受到很多损失。严格地说，这是缺少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①
王若飞的上述反省没有涉及对王明、博古等批判，他写道：
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认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个人与党的关系，是个人一切言行，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只要自己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便是党性，并以此泰然自安。②
人们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王若飞只是重点检查自己“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他也实事求是地谈到他对革命的忠诚，例如，“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如果从苛求的眼光看，王若飞的反省还没达到“深刻”和“尖锐”的程度，但是仍然受到毛泽东的欢迎。王若飞属党的元老，因在1926—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与陈独秀关系密切，长期遭受莫斯科与党内教条宗派的排挤，抗战爆发后王若飞来到延安，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工作，对毛泽东十分尊重，现在又在报纸上公开进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表示对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对于这样一位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态，总学委又如何能对他求全责备？此时此地，毛泽东所要求的党的中央领导层干部就是像王若飞这样在政治上表明态度。更重要的是，王若飞身为中央领导干部，带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自我反省，对广大干部将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
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王思华的反省文章《二十年来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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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解放日报》1942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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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就堪称是这类干部自我反省的标本。
担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原是30年代颇有名气的左翼社会科学家，曾留学德国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对自己以往20年的理论研究活动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王思华写道：
我在大学和在外国留学时，所学和研究的，不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便是法国的魁奈和萨伊……所学的是外国的，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自然也只能是这些外国的。这样做，不但省劲，而且受学生的欢迎。因为在一般的大学生中，有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无兴趣，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外国。学生的这种反常心理，先生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大学生，这种轮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时代的我，而我又拿来害青年！①
王思华上述有关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遗憾的是，他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对这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做了一个比较简单化的处理：
十三年前，当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又把它“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上还是主观主义的。在这种态度下，还是只想懂得希腊，不想懂得中国……把马克思的一切东西当作千古不变，放之于四海皆准的教条了。②
紧接着，王思华使用了一系列否定性的词句，对自己进行了在今天看来是“过了头”的自我批判。他自陈，他教学生“啃《反杜林论》是为了迎合学生的好高骛远的奇特心理”③到延安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之下，不得不联系到中国”，但这仅是“以资装饰门面”，自己仍“只想在《资本论》本身上来翻筋斗”。④
王思华痛责自己“夸夸其谈”，“不老实，企图取巧”，“只知背诵教条”，“向马列主义开玩笑”。在对自己口诛笔伐的同时，王思华热情称颂毛泽东对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他表示，“为了彻底消灭‘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彻底打垮我这样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思想方法”，自己已决定“到实际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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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 《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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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到实际研究中去，而且是真正变为一个实际工作者”。①
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家范文澜为前一阶段中央研究院出现的以王实味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局面而深感痛心。范文澜谴责自己“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声称这是“难以忘怀的一件痛苦经验”，他对此“衷心抱疚”。②
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和中央国际政策研究室成员王子野则专门检讨了自己“夸夸其谈”的“不正派作风”，他痛陈自己往往仅凭“一知半解”，“凭着想当然”大发议论，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荒唐之至”。③
在中央总学委发起的劝导反省的思想攻势下，大批高级文职干部纷纷自我批判。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个老党员，早在20年代末就是国内闻名的红色社会科学家，曾翻译《经济学方法论》等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④但在整风之初，他被批评为“教条主义者”，理由是曾翻译过教条本本。此事给柯柏年很大的刺激，他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1943年春，毛泽东根据已变化了的形势（教条主义者已被搞臭），认为有必要恢复中共的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可是当毛泽东征求柯柏年意见时，柯柏年却向毛泽东坚决表示，今后再不搞翻译了。⑤柯柏年以后转入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外事系统，改行做对外统战工作，再也没回到中共马列著作编译部门。显而易见，整风运动期间的“反教条主义”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偏差，及至1945年春，谢觉哉私下也感慨，“自从反教条，有人不讲书本子了”。 ⑥
（三）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军队领导干部的反省
和党的高级政治生活毫无牵涉的军队一般高级干部，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风的重点批判的对象，然而整风既为全党的运动，军队干部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外，他们同样应在运动中“提高认识”。但是，对于来自不同军队系统的干部，他们所需提高认识的内容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必要检讨自己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场和态度，而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则需要重点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现以曹里怀的反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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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②③ 《解放日报》1942年6月1日。
④ 参见《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上海生活书店编行，第72页。
⑤ 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
⑥ 《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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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里怀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检讨”重点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点：（1）在日常工作中，解决和处理问题不细心，草率从事。（2）爱面子。（3）理论和知识的修养太差。（4）自己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整理。曹里怀认为自己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倾向确是浓厚地存在着”。
曹里怀的“自我检讨”中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颂毛泽东的内容，他热情地将毛泽东与列宁并列，声称毛泽东的著作是“活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著作）告诉了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这些著作，是完全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又向客观实际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①
（毛泽东的）这种有高度布尔什维克原则性和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内容的政策，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所能办得到的。②
（四）革命历史雄厚的党的元老的反省
在40年代的延安居住着几个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