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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生活经历是个很好的例证。万历做太子时，老师曾经为他讲经，年轻人的心性免不了好动，在不知不觉间把一条腿放在了另一条腿上，老师就阴阳怪气地责备起来：“为人君者，可不敬乎？”老师讲经之间忽然背起先贤的劝责之语，万历皇帝一时间莫名其妙，老师见他不明白，就又死板地重复那句话，直到万历皇帝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腿放得不是地方，赶快摆正了姿势，老师才继续讲下去。这种生活，实际上与囚徒无异。
一般说来，封建皇帝即位之前要有一个预备见习期，就是做太子。做太子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就是听老师讲经，苦学“圣经贤传”，这还罢了，就好像搞选美比赛一样，太子要把自己暴露在宫廷的“大庭广臣”之中，让大臣们去品头论足，如果有哪一项不太符合大臣们的要求，太子的资格就多少有些危险了。因此，太子的生活与其说是耀武扬威，还不如说是兢兢业业甚至战战兢兢。
当了皇帝也不自由。每天重复一套各色仪式，乍看起来十分威风，像刘邦当年初定朝仪之时所说的，“吾如今知皇帝之贵矣”，但时间一长，就会不胜其烦，觉得生活枯燥无味，而且还要继续读在职学位。当太子时有东宫出阁讲学，做了皇帝也还要在工作中继续听老师的课，即所谓的经筵。古人也真有意思，把讲课听课研讨学习叫做“筵”，颇有些以精神食粮代替物质食粮的意味，倒是很有点像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只能搞精神会餐，而无实惠的口福可饱。
在这种明神宗
学问道德的“内忧外患”之中，从太子到皇帝的整个历程都很不舒服，那是自然的了。至于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和长处，就更别提了。万历皇帝想在八小时之外搞点业余爱好，进一步研究一下书法，想弄个书法学会理事之类的学术职务干干，以显示一下自己并非光靠祖宗的恩德，也有一定的能力。但不行，大臣张居正装出一副为民请命为国献身的样子，伏地泣谏，要万历皇帝万万不可，说什么书法乃是奇技淫巧，不可因此误了治国大计。万历皇帝听了，虽然十分扫兴，但也无可奈何。
万历皇帝想废掉长子，立自己心爱的幼子为太子，但大臣们坚决反对，而且言辞铿锵，莫可置辩，弄得万历皇帝不仅没有办成事，还灰溜溜的。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历皇帝终于看清了自己是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傀儡。一经悟透，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方式：怠工。于是，万历也就成了明代的坏皇帝。
其实早在万历皇帝以前还有一个正德皇帝，更有意思，他追求的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实现感。
当太子时，正德皇帝也受够了窝囊气，小时候不能玩，长大了一定要补一补。在当了皇帝以后，他就开始“恶作剧”。登基不到两年，他就在宫外建了一所充满野趣的俱乐部，叫做“豹房”，其中包括精舍、猎房和康乐设施，在里面与宦官、娼优、喇嘛、异域术士嬉游。
他不拘小节，在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看到地上泥水横流，便下令群臣免予跪拜，这当然激起了所谓忠臣的反抗，但孰不知，这也是正德皇帝对他所受教育和束缚的反抗。
豹房勇士铜牌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7年），鞑靼小王子伯颜猛率五万骑兵入侵，正德帝听了，大为高兴，觉得可以过一过将军瘾了，立即御驾亲征，虽有群臣反对，他还是“一意孤行”，结果胜利班师，但他觉得只打了胜仗算不得有意思，便自封为“威武大将军”。
过了一年，他还想过过当将军的瘾，要大学士草拟圣旨，命“威武大将军”北行巡边。大学士当然不干，他们伏地请求，泣血而谏，说即遭赐死也不干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正德帝不管这一套，还是以此身份巡边，途中再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又自封为太师。这次出巡并不那么顺利，于次年春天无功而返。
忠臣们不干了，廷臣抗议者先是十数人，后达百数人，跪在午门外，要求弄明白“威武大将军”到底是何人，若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应当处死。而正德帝还真有股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年又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出巡各省，甚感风光威武。
最后群臣集体抗议，正德帝觉得他们太多事，便劝他们回去。但仍有一百四十六名大臣跪着不走。正德帝发怒了，不走吗，就打走，于是，每人赏棍三十，有十一人被打死了。
当然，明武宗正德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宠信太监刘瑾，结果特务横行，良臣遭戮，朝政和国事都乌烟瘴气。但我们不是在评论正德帝的得失，我们要看的是不自由的生活对人的重大不良影响。
中国康熙少年读书像
历史上有一位少见的英明皇帝，这就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康熙大帝。康熙即位之时才七岁多一点，可谓是少年天子。我们不能否认康熙身上有天生的政治家成分，但他青少年时期所过的较为自由、健康的生活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清世宗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二月五日，顺治帝福临病逝，其第三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
康熙即位之时，刚刚七岁零九个月，年龄很小，顺治便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接来，让他们做顾命大臣，这四个人也在顺治帝前宣誓，表示“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计私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但是不久，这四位大臣就忘记了他们的誓言。
摆在康熙面前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就朝廷以外的情况来说，满清入关不到二十年，人心并未归附，前明之思还在人们心中隐藏着，尤其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三藩，势力十分强大，多年来一直准备造反。台湾岛上郑成功的后代也虎视眈眈，窥视清朝的东南沿海一带，寻找时机，准备反攻。
东北方有俄国军队不断骚扰边境，侵吞土地，掠夺人口财富。西边的西藏也很不安定，西北部的准噶尔部更是气焰熏天，不断向东进扰，北方还有诸蒙古部落，也伺机南下。
朝廷内部的局势就更令人康熙帝巡视江南图局部
忧虑了，在四个顾命大臣当中，索尼年纪大了因病而死，遏必隆勾结鳌拜，唯鳌拜之命是从，而苏克萨哈则是鳌拜的对头。不久，苏克萨哈就被鳌拜陷害致死。这样，朝廷之上就只有鳌拜一党了。鳌拜是“巴图鲁”（满族语勇士）出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性格强暴，为人武勇，极难制服。在他把持了朝廷大权以后，大肆捕杀异己，曾矫诏杀死了山东、河南的巡抚和总督。他在朝廷之上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根本无一点人臣之礼。他把康熙视若无物，经常当众与康熙大声争论乃至吴三桂像
清代诗人吴伟业在《圆圆曲》中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无论怎样，吴三桂的汉奸罪名恐怕是洗刷不掉了。
训斥康熙，直到康熙让步为止。在处置苏克萨哈时，鳌拜要将他凌迟处死，康熙认为他无罪，鳌拜就大声争执，康熙仍是不许，鳌拜竟捋起衣袖，上前要打康熙，康熙害怕，只得同意鳌拜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朝廷内的形势，竟至于此。
面对这种内忧外困的局面，康熙如果想开创一个太平兴盛的朝代，必然要有非凡的谋略和气魄。
少年的康熙就表现出他不同于一般人的胆识。首先，他决定除掉鳌拜，掌握实权，然后再作他图。
康熙除掉鳌拜的方式极具少年的心性特点。
当时，鳌拜掌握军权，如果直接下令捉拿，必定会引起叛乱，那时不仅鳌拜捉拿不到，连康熙自己也将面临危险，朝中的正直大臣，甚至太后都对此一筹莫展。
一次，鳌拜称病不朝，康熙亲自去看望他，鳌拜躺在床上，卫士见他的神色有异，急忙向前揭开被子，发现鳌拜的身下藏着一把极其锋利的匕首，鳌拜当时极为紧张，卫士也不知如何处置，康熙却突然插话道：“随身携刀是满人风俗，不必大惊小怪。”康熙在不动声色之中稳住了鳌拜。
中年康熙像
公元1667年，康熙十四岁，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亲政（即亲自处理政事）了，但有鳌拜专权，他无论如何是亲不了政的，铲除鳌拜，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明捉不行，用什么办法才好呢？康熙终于想出一计，不动声色地干了起来。
满族人喜欢摔跤，康熙就挑选了一些身体强壮的贵族少年子弟，到宫中练习摔跤，练了一年有余，技艺大为长进，康熙也不时到摔跤房去练习，居然也窥得了门径。宫廷中的王公大臣以及后妃太监尽知此事，但都觉得是少年心性，十分自然，没有任何人怀疑康熙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在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的这支“娃娃兵”就练好了。
在这期间，康熙还依照中国传统的“将欲夺之，必先与之”的做法，连连给鳌拜升官，鳌拜父子先后被升为“一等公”和“二等公”，再先后加上“太师”和“少师”的封号。不仅稳住了鳌拜，还使他放松了戒备。
在康熙十六岁的那一年，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他先把“娃娃兵”布置在书房内，等鳌拜单独进见奏事时，康熙一声令下，“娃娃兵”一齐涌上，登时把鳌拜掀翻在地，死命按住，康熙又让“娃娃兵”把鳌拜捆绑牢靠，投入了监狱。这群“娃娃兵”做完了一件大事，尚蒙在鼓中，还以为是小皇帝爱胡闹，让他们捉鳌拜考较功夫呢。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守得住秘密，否则，鳌拜的耳目极其众多，只怕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在捉住鳌拜之后，康熙立即宣布了他的十三大罪状，并组织人审判鳌拜，将鳌拜集团的首恶分子也一网打尽。不久，鳌拜死于狱中。此后，康熙又为受鳌拜迫害和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放还了被鳌拜霸占的民田，又限制了奴仆制度，改革了政府机构。康熙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这些雷厉风行的重大举措，使得一些反应慢的大臣简直有目瞪口呆之感，但他们很快就缓过神来，觉得康熙实在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康熙也从此集中了权力，建立了威信。
康熙在从七岁到十六岁这段时间中虽然因鳌拜专权而备受牵制和压抑，但他的少年生活基本上还是自由和正常的。也许是满族人刚刚入关的缘故，他们还没有汉人皇族那样严格的礼教观念，也不按汉人那样严格地照规矩生活，所以，康熙在少年时代还可以像一般人家的子弟那样在身心两方面得到较为正常的发展，而不像以前的许多皇帝，在童年、少年时代就造成了有一定畸形倾向的性格。据说，努尔哈赤及其许多儿子都目不识丁，只有第八子皇太极粗通文墨。可见，满族人重武轻文，到康熙这一代，仍无多少礼教观念。然而，康熙毕竟生活在汉人地区，汉族的文化开始浸透到满族的贵族之中，再加上满族人从皇太极开始就十分重视汉族的文化，因此，康熙自幼年起就开始大量接触中国的文化典籍了。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康熙本人是一个爱读书、爱思考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他是发自内心，是主动的，而不是像前代的许多皇帝那样成天被人“谆谆教诲”而被动地接受。因此，康熙的努力学习，并未对他健全的性格产生不良的影响，相反，增长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