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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将军讲：“西北的部队，现在存留的力量，没有几部分了。我们如果不自行设法，共图生存，人家就要想出种种方法将咱消灭尽才甘心。以后我们双方经常联络，你们借机也来西北，这样双方都有好处。”就在那晚宴会听戏之际，忽传蒋介石要来西安。因而我次日向杨将军告别，返回陕州旅部。我返防后，得知高桂滋师长随蒋介石的专车去了西安。⑥在杨虎城、高桂滋的共同努力下，高师终于调回了陕西，驻防在陕北，与杨部关系处得一直很好。
肝胆相照 坚持合作（1）
在联系团结国内诸多政治力量的同时，杨虎城始终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这主要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共产党的基本纲领与他的个人理想相通；二是广大共产党人的人品素质、才华能力符合他的用人标准与需求。所以尽管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共产党组织上对他的不接纳、不理解，甚至打击，他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合作关系。
1928年春，自魏野畴、南汉宸离开十军，特别是魏野畴领导的皖北暴动失败后，共产党的组织基本停止了在杨虎城部队的活动，当时仅存的地下党组织是在杨部在陕西的留守部队中。 1930年，杨虎城在河南南阳举办教导队，招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共产党的组织随之又建立了起来。杨的基本原则是，“不要蒋介石的嫡系，要国民党左派，或者共产党而又不是公开的。而且是多多益善。”陈子坚后来说：1929年1月，杨虎城将军回到临沂二十一师师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很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又听了孙蔚如告诉他我的工作能力情况，便叫我办一个小型石印的《临沂日报》，刊载简要新闻和有关军民合作的文稿以及他对部队的讲话，他还叫我为他起草给部队讲话的纲要，因此我有较多的机会同他见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好意问你一句话，希望你实在的回答，你是共产党员吗？”我因对他的思想情况已有所了解，就如实回答说：是的，但到你的部队后就与党失掉了联系。
他听了立即同我握手，很高兴地说：“我看得不错，你以后安心在这里工作吧，我的部队过去有不少共产党朋友。”以后他常找我谈话，问我过去的经历，有时谈时局的变化，有时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总之，从此以后他特别信任我。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上的认识是：（一）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二）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已变成了新军阀；（三）国民党已成为新军政客争权夺利互相利用的政治大杂烩。杨到山东后，纪子中（山西人，黄埔学生）、董林哲（山西人）、王泰吉（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学生）先后来到部队。杨将军告诉我，他们过去都是共产党员。杨的机要秘书米暂沉过去也是党员。以后又来了王菊人，也是党员，杨委他为三旅七团（团长赵寿山）中尉指导员。⑦1930年夏，南汉宸回到杨虎城身边，后随十七路军入陕并担任了省政府秘书长，进入了杨虎城的政治决策核心，这标志着杨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杨虎城运用共产党人的才智在陕西实行民主，发展经济建设地方，改造部队提高军事政治素质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共产党人则利用杨虎城的支持与掩护，在十七路军和地方上恢复和建立起各级组织，发展了政治力量。杨虎城对共产党人一直依重保护，曾在他的队伍里任职的共产党人有许多，从1928年魏野畴发动皖北暴动起到1933年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先后组织大的兵变就有8次，小的就达几十次。对这种在军队中组织兵变或起义，一般地方军阀是无法容忍的，杨虎城则一贯采取既往不咎，宽容的态度，从未因此而疏远共产党人。魏野畴遇难他掉眼泪；1931年，刘志丹在陕西邠县被杨的部下逮捕，杨虎城闻报派人立即将刘接到西安，秘密释放，走时还送钱送枪。中共党员王泰吉先后组织过三次武装起义，1929年被关押在南京监狱。杨虎城从日本回国后将其保释出狱，先后委任王为副旅长、新兵训练处长、骑兵团长等要职。米暂沉说：王曾多次劝杨虎城“打起革命红旗”，但杨虎城不同意贸然行事。
王泰吉于1933年7月率骑兵团在耀县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任总司令，高岗任政委。起义后，王曾对何寓础（中共党员）讲：“我今日之所为，与杨先生的一贯革命主张是一致的。”杨虎城对王泰吉一事表示了宽容的态度，在部下请示对策时，他对孙友仁讲：“把他们逼走，不要打，都是自己的官兵。”⑧耀县起义很快就失败了，王泰吉带着仅剩的百十人参加了陕北红军。1934年1月，王泰吉在淳化县被人出卖被捕，当地政府立即报告了省主席邵力子，邵又立刻上报蒋介石。蒋很快复电：邵主席力子兄：敬电悉，元密王逆泰吉解省即予就地正法可也。王泰吉被捕后，杨虎城仍设法营救。无奈邵力子瞒着他直接上报，蒋介石又电令就地正法，只好遵令枪毙了王泰吉。对此杨也十分痛心，他对崔仲远（中共地下党员）说：“王泰吉太混蛋自己不小心，却回来死在我手里！”⑨ 在关押期间，杨虎城还下令给予特殊待遇，不准刑讯，可以自由会客。这种左倾盲动的兵变一直延续到1935年春，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的汪锋从上海带回了中共中央局关于：在杨虎城部的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中央局的指示不能起义，留待将来红军攻打大城市时再行动。
肝胆相照 坚持合作（2）
那时，搞里应外合，能起更大的作用”的指示后方才停止。杨虎城虽然重用了许多中共党员，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与共产党高层的正式联系。对这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试图突破。1932年11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陕西，抵达了长安县引驾回、子午镇一带。连瑞琦后来说：中国工农红军入陕到达距西安三十多里的引驾回时，杨虎城请我到他的家里密谈。杨问：“你看红军会不会进西安城？”我答：不会。他又问“你得到情报吗？”我说：没有。杨说：“那你为什么知道它不会进城？”我说：这是我的判断。杨说：“你认识徐向前吗？”我说：认识，但不熟悉。杨说：“到引驾回的红军，就是徐率领的，其方向是向西安进军。我想把部队撤到渭河以北三原一带，西安只留少数军警，由你负责维持秩序，并请你带领西安市民欢迎徐向前。”我问杨：我们在东京决定的反蒋计划，不是要同红军会合吗？现在正是好机会，为什么又要撤退呢？杨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同红军会合。第一，共产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尚未根本改变，他们的口号还是要兵不要官，会合后势必被红军消灭。第二，我们队伍目前共有三万六千多人，内部意见还不一致，一旦公开与红军会合，红军是不会在西安久驻的，一定不能跟红军上山，势必投降蒋介石，结果也是被消灭。所以我认为目前不能会合。留你在西安欢迎红军，并和红军秘密谈判今后合作的具体办法。”⑩
1933年年初，红四方面军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迫近汉中。杨虎城不愿与红四方面军发生大规模战争，授意杜斌丞派当时在十七路军的中共党员张含初、武志平先后秘密前往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红四方面军派徐以新到汉中，经与孙蔚如（杨授权）商谈，6月24日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红军可建立交通线，三十八军提供一定的物资。”有了这个协定，两军在相当一段时间（到1935年年初）都没有发生冲突，而且通过地下交通线为红四方面军运送了紧缺物资。但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不珍视这一合作成果，先是将协定在红军宣传材料上透露出来，给十七路军方面造成很大被动。又于1935年2月单方撕毁协定，向杨部发动进攻，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使杨和部属都无法理解。
1934年年底，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的带领下，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西。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率部围攻。杨采取了应付的办法，表面上调兵遣将，四处设防。暗地里交代部队只跟随其后，不要主动进攻。同时将张汉民的警备三旅调上，希望张能利用其中共党员身份与红军建立联系，也定个互不侵犯协定。张汉民按照杨的意思派中共党员张明远等去红二十五军联系，双方商定互不侵犯，还规定了联络暗号：“瞄不准不打。” 红二十五军要求提供军用地图、药品、电台的物品，张都认真办理。不料想，红二十五军当时的负责人根本不相信张汉民的诚意。
1935年4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蓝田县九间房设伏全歼张汉民旅5个营，张汉民被俘。当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郑位三回忆说：张汉民的警备旅和我们接近时，听说张是共产党员，部队里也有很多共产党员，但我们对他们不太相信，有怀疑，这是出于警惕、是对的。因此就给他们出难题，如向他们要机枪零件、情报、作战地图，并要求他们的部队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要的东西有些没送来，这就更加怀疑，再加上我们指挥他的军事行动没做到，逼我们紧了一些，这样我们就在九间房下决心打，因为他采取了使我们为难的态度。张汉民还是徐海东捉住的。｛11｝张汉民被俘后，再三说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且部队有党的组织，并叫俘虏中的党员都站出来，当场就有20多个人站了出来，结果这20多人和张本人都被红二十五军杀害了，而非党群众都被释放了。此事在杨虎城及部队中留下很大的阴影，共产党对自己人怎么这么狠？
改造军队 适应发展（1）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其实这是当时所有政治人物、政治力量所遵循的一个原则，而枪杆子又要靠人去把握。杨虎城深知这一道理，所以对部队的建设一直抓得很紧。他的部队从1927年自陕西出发参加北伐时的不到1万人，到1930年年底打回陕西后，三年多时间发展到6万多人，由单一步兵兵种发展成拥有炮、骑、工兵和通讯、卫生医疗保障部门的庞大军事集团。如何带好这支队伍，始终是杨虎城处心积虑考虑的问题。他基本的做法：一是经常坚持对部队进行理想教育，保持部队与百姓的密切关系；二是开设中短期军事训练班、教导队，对中下级干部进行训练，提高军事和政治素质；三是注意新老交替，及时提拔重用进步青年干部。到西安后，他常年住在西安绥靖公署中（西安新城），新城地域较大，驻扎了十七路军的直属部队。
他每天只要无特别事情都要亲自看部队出早操。逢双十国庆、西安围城纪念日、部队演习操典等活动，他都要对部队讲话。讲话的主要都是进行理想、爱国主义、三民主义教育的内容。
1933年1月1日在西安西关外大操场检阅第十七路军驻省垣各部队。并发表元旦训词，要求全体官兵“应下牺牲决心，努力奋斗，誓死驱逐暴日，收复失地，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争生存。”1934年8月11日早晨8时，在新城大操场召集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及教导队点名，并训话。他说：“（一）世界人群之斗争是知识问题，不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即可战胜。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