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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匠情挑-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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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到她身旁,将油膏抹遍她肿胀的双手,正如我曾见过上百次那样。我揉了半个钟头。她时不时会痛得一颤。然后她眼睛半闭着,从眼皮底下望着我。她用一种温和又若有所思的目光望着我,几乎带着笑意。“还不是太糟糕,是吧?”她喃喃自语道。“哦?”我没回话。我在想心事,不是想她,而是想着夜里,和接下来要干的活儿。要是我脸色变了,她肯定会以为那是羞红的。要是我有些古怪,自己别别扭扭的,那在她眼里又会是什么呢?在那儿,我们都是怪人。 
当她终于打起哈欠,抽回双手,伸了个懒腰的时候,我的心大力地一跳;不过她并没有看到。我从她身边走开,去将油膏放回橱柜里。我的心又大力地一跳。我只有一秒钟的时间来做我必须做的事。 
钥匙环儿挂在锁上,我想搞到手的那把钥匙——能开所有门的钥匙——正是挂得最低的那把。我不打算偷钥匙,要是我偷了,她会注意到的。不过一直以来,来蓝特街的人们都带着一丁点肥皂,油泥,石蜡……我抓起那把钥匙,迅速却又很小心地按进罐子里。油膏上留下了钥匙的齿形,分毫不差。橱柜门我是关上了,但却只是假装着上了锁。那把钥匙我在袖子上擦了擦,又交还给培根护士,她就如先前一般,用大拇指指尖儿拉开了口袋。我不得不将钥匙放归原处时,她说道,“放进去,一路到底。这就对了。”我没看她的眼睛。我回到床上,她打着哈欠,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正如她平常所为,一直到斯皮乐护士过来给我们发药。我已习惯了喝我那份药,跟别的女士们一起喝,可是今天晚上我把药倒掉了——这次倒在垫子上——再把空碗还给他们。 
接着,我在某种兴奋中,留意瞧着, 要看看培根护士接下来干什么。要是她走到橱柜跟前——万一,去找张纸,或者找块点心,或者拿件毛线活儿,或者找什么小东西;要是她走到橱柜跟前,发现柜门开着,便顺手上了锁,搅乱了我的计划,我可真不知道我会干出些什么事儿来。 
我真的觉得,我会杀了她。不过总算是,她没走过去。她只是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她睡了好长时间,长到我开始为她会再次醒来而感到绝望:我咳嗽一声;拎起我的鞋子,再扔到地上;还颠一颠我的床脚——她还睡着。 
这时,有梦惊醒了她。她起身,穿上睡衣。我手捂着脸,从指头缝里看她的举动:我看到她站着,正隔着衣裳揉肚子;我又看到她望着所有人,然后望着我,似乎心里在为某个念头反复斗争……不过随后,她便放弃了那个念头。说不定是个邪念(the heat)。 
她又打哈欠,将钥匙链挂到脖子上,便上了床;很快打起了呼噜。 
我数着她的呼噜。等数到二十下,我就起来了,像个幽灵,蹑手蹑脚地回到橱柜前,拿出那罐油膏。 
然后我就锉钥匙。我也说不出花了多长时间。我只知道,矬了好几个小时——因为,当然了,虽然锉刀是把好锉刀,虽然我用床单和毯子包住了双手,好闷住锉刀的声音,那铁器的摩擦声似乎还是太响,我只敢趁着培根护士打呼噜的时候锉两下。即便如此,我也没办法锉得快一点,因为我总是要拿钥匙坯跟印模比一比,对一对,确保锉刀锉出的齿牙是对的;然后还有,我的手疼坏了,我不得不停下手来,活动活动关节;要么就是手被汗湿了,钥匙坯捏在手里会打滑。 
在绝望的心情之下,这是个让人烦乱不堪的活儿。我似乎感觉到夜晚悄悄地溜走了,就好象流沙一般——要么就是,培根护士不扯呼噜了,静下来了,我就停手,看看周围,才想起我自己——想起了床铺,和熟睡的女士们——病房里似乎太静了,我担心是时间停滞住了,而我会被永久地禁闭在这时间里。那天夜里没人叫嚷,没人做噩梦,铃声也没响,每个人都沉沉地躺在床上。我是那座房子里唯一清醒的灵魂——我也可能是全世界,唯一清醒的灵魂;除了,我知道查尔斯也醒着——在克里斯蒂医生的重重高墙之外,等待着我;还有,除他之外,萨克丝贝太太也在等待着——说不定,正在床上唉声叹气呢——要么度着步子,绞着双手,呼喊着我的名字……肯定是这个念头,给了我勇气,也让锉刀锉得准确有力。因为那一刻终于到来了,我把钥匙坯放到罐子里,看到齿牙都全部吻合。 
钥匙做好了。我攥着它,心里一阵恍惚。我手上沾满铁屑,还被锉刀擦破了几处,攥得太过用力,手几乎麻木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包扎伤口。非常小心地,我起了床,套上花格呢衣裳,拎起了胶鞋。我还拿了培根护士的梳子。——就这些了,没拿别的。我从她桌上拿起梳子,拿的时候,她脑袋动了动:我屏住呼吸,不过她并没有醒过来。我纹丝不动地站着,盯着她的脸看。忽然间,我心里充满了愧疚。我心想,“她该多失望啊,等她发现我如何戏弄了她。”我想起,当我说愿意帮她揉手的时候,她是多么开心。 
在这种时候,你心里想的,全是些怪里怪气的事儿。 
我又盯了她一分钟,然后就往门口走。慢慢地,慢慢地,我把钥匙插进锁里。慢慢地,慢慢地,我转动着钥匙。钥匙动作时,我低声说道,“求你了,上帝。我余生里一定做个好人,一定做个诚实的人,我发誓——”钥匙卡住,响了一声。“妈的!妈的!”我说道。锁舌(wards)卡住了,我还是没锉好:这时钥匙不动了,不管往前还是往后。“妈的!你他妈的!噢!”我手上更用劲儿了,又试了一回——还是不动——最后我任它去了。我悄无声息地回到床边,拿到培根护士的油膏罐子,偷偷地拿回门口,把油膏涂到锁眼儿上,再吹到锁里。这时候,恐惧得几乎要晕过去了,我又抓住钥匙;而这一回——这一回,它显灵了。这扇门之后,还要经过三道门。 
在这三道门上,钥匙的表现一如既往——卡住,必须得上点油膏——每一回,我听到锁头里金属的摩擦声,都要浑身一震,然后行动得更迅速了。不过没人醒过来。走道里既闷热又安静,楼梯上和大厅里都十分静谧。前门上了门闩,用的是一把撞锁,我不用钥匙也能打开。 
我出去后,就让前门敞着。这就跟那次我和莫德一起逃出布莱尔一样容易:只是走到了屋前,我受了点儿惊吓,因为我不得不经过一小段石子路时,我听到了脚步声,然后是一个声音。这声音轻轻地喊道,“嗨!”——听在耳中,我差点没吓死。我以为那是在喊我。这时,又传来一个女人的笑声,我看到了人影子:两个男的——贝特斯先生,我觉得是,还有另一个人;一个护士——福洛护士,那个眼睛滴溜乱转的。“你会得到你的——”其中一个说道;不过我就听到这些。他们穿过了房子旁边的灌木丛。福洛护士又笑了。然后笑声被捂住了,一阵静默。我也没等在那儿看这静默之后究竟会如何。我跑起来了——刚开始是轻手轻脚地跑,跑过那段石子路——然后快步跑,跑过了草坪。我没回头看那幢房子。我也没去想那些女士们,依旧住在那里边。我本该高兴地说,我跑掉了,还把我的钥匙扔进了那个小花园,就为了他们中的谁能找到它;不过我没有这么做。除了我自己,我谁也没搭救。我太害怕了。 
我找到了那棵最高的树:然后,这又花了我半个钟头,爬到树枝高头——掉下来了,就再试一回——掉下两次,三次,四次——终于爬到最低的一根树枝上,从这根树枝,又攀上高处的树枝——又爬过一根吱呀作响的树干,直到我够着了院墙……上帝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我只能说,我做到了。 
“查尔斯!查尔斯!”我坐在墙头上喊道。无人应答。不过我并没有坐等。我跳下来了,我跳到地上,听到一声惨叫。那正是他。他等得太久,就睡过去了;我差点要揍他了。 
惨叫声把一只狗招得狂吠起来,就在房后边。那只狗又把别的狗发动起来了,查尔斯手捂住了嘴巴。“来吧!”我说道。我抓住他的胳膊。我们转身背朝院墙,没命地跑啊跑。 
我们跑过草地和篱笆。夜晚还是一片黑暗,条条小路都躲起来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异常恐惧,竟没有花费时间看看路。 
查尔斯脚底下会时不时地绊一下,要么他就放慢脚步,手按住身侧,大口大口地喘粗气。这时候我就会侧耳倾听;可是除了鸟儿的声音,风声和田鼠的动静,我什么都没听见。很快,天微微亮起来了,我们也辨出了一条灰白色的路。“哪边走?”查尔斯说道。我也不知道。从我上一回站在路上,不得不选一条路走,至今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我看看四周,大地和渐渐亮起来的天空好象忽然间变得广阔无垠,令人生畏。 
这时,我见查尔斯望着我,等我指示。我想到了伦敦。“这边走。”我一面说,一面开步走;那阵恐惧已经过去了。 
于是,一路上都是这样:每回我们碰到十字路口或者三岔路口,我就会呆立一分钟,苦思冥想伦敦的方位;就好象我是迪克。惠廷顿,自会知道(the idea would e to me)我们应该走哪条路。 
当天空变得更亮更白时,我们开始听到马匹和车轮的声音。 
我们本应该高高兴兴搭个顺风车的,可是,每次我都害怕那马车或货车是从疯人院里开出来追我们的。只有当我们看到一个老农夫,驾着驴车出了大门时,我才觉得,我们可以认定了,他不是克里斯蒂医生的人:我们冲到路当中,他拉住驴,让我们坐在他身边,搭了一个钟头的车。 
我先前已梳开了头发里的发结和发辫,头发就乍着,象棕毛(coir)一样,我又没有帽子,于是便拿查尔斯的手绢包住了头。我说我们是姐弟俩,跟婶婶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正要回伦敦去。 
“伦敦?哦?”农夫说道。“他们说一个人在那儿住四十年,也碰不见他的邻居。这是真的吗?” 
到了集镇外面,他把我们放在路边,还给我们指了路。我猜我们已经走了九里到十里路,我们还要走四十里。当时还是清晨时分。我们找到一家面包店,买了面包;可店里那个女人望着我的头发和衣裳,还有我的胶鞋,目光怪异,我真想丢下面包,饥肠漉漉地一走了之。 
我们坐在教堂墓地的草坪上,背靠着两块歪斜的墓碑。教堂的钟声响了,我们俩都吓了一跳。“七点了。”我说道。我忽然感到忧心忡忡。 我望着培根护士的梳子。“现在他们肯定都醒了,发现我的床空着;要是他们还没发现” 
“魏先生会擦皮鞋,”查尔斯说道,他嘴唇开始抽搐。 
“想想瑞富斯先生的靴子,”我飞快地说道。“我敢打赌,那双靴子得好好擦擦了。伦敦可从来都不善待绅士们的靴子。”  
“是吗?” 
这令他感觉好多了。我们吃完面包,便站起身来,拍掉身上的杂草。 
有个人扛了把铁锹路过。他望着我们,眼神特象面包店的那个女人。当我们目送他经过时,查尔斯说道,“他们以为我们是补锅匠。”而我却以为这个人是疯人院来的,正四处打听一个身穿花格呢和胶鞋的姑娘。“我们走,”我说道,我们又离开了大路,走上一条横穿田野的安静小路,我们尽量沿着篱笆走,尽管篱笆旁边的杂草长得更高,更不好走,让我们走得更慢。 
日头晒得空气也热烘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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