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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〇七章真正的老师
张载也走了过来。
此时大小苏在宋朝开始渐渐有了很大名气，但与张载不同，一个是在诗词歌赋文章上的名气，一个是在儒学上的名气。
“见过子厚兄，”小苏站起来唱了一喏。
这叫各叙各的，比如王巨与侯可虽然岁数悬差巨大，不过平时还是以平辈论交，但二程却是侯可的外甥，张载与二程平辈相交，岂不是乱了套？但一点也不乱，同样，各叙各的。
现在张载与王巨住在一起了，二程必来拜访，然而二程若是对王巨摆长辈姿态，那会有的苦头吃！
“子由，勿用客气。”
琼娘又过来沏茶。
小苏继续吐槽：“子安，可听说过李参？”
“知道一点。”王巨答道。
他不但知道，而且比较清楚。
今年自京城回到郑白渠后，王巨也开始做准备了，因此与葛少华以及赵度通信中，刻意问了几处民情，这也是赵度留意巴蜀百姓生活情况的由来。
然后又让陶青与黄良悄悄外出，打听一下各地情况，包括一些重要官员的情况。可能消息来历不明，但多少会产生一些帮助作用。
比如现在王巨对许多地区百姓情况便有了一个笼统的了解，只有对荆湖两路、广南西路与江南西路情况不大熟悉。
情况比王巨想的要好得多。
流民流匪开始增加，一部分就是三丁刺一，这是韩琦的错。还有一部分是灾害，韩琦有一部分错，若无黑窟窿，国家有财政了，救灾及时，流民流匪也会少一点，但就是朝廷有钱赈灾，还会产生一部分流民流匪。
庞大的积欠，但摊派到每一个人身上，也不过一人一贯钱，压力不是太大，也不能说没有压力。比如赵曙死后，百姓的反应，赵顼死了，全国百姓哭嚎，实际赵祯晚年吏政开始败坏了，但老百姓哪里知道？只感到他们生活在变好当中。赵曙死了，那个百姓哭过？这证明了赵曙即位后几年的积欠，已给百姓带来了负担，所以百姓不喜。
也就是说百姓开始感到压力，但压力不是太大。这对于王安石变法可不是好消息，支持的力度与土壤不足够多！
有些官员也感到财政的艰难，因此支持变法，但同样如此，力度不强。
因此王巨时常在想，如是韩琦不罢相，帝相争继续持续两年呢？不过这只是想一想，韩琦那是气不过才那样做的，当真将赵顼架空两三年，那结果不是谋反，就是死路一条了。
这种情况也反应在张载身上，他来到京城后，写了一首诗，芭蕉新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旋随新叶起新知，愿学新心养新德。
一首诗七个新，也说明他对变法的态度。
王安石与他谈话时，张载说了两条，你推行新法，只要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天下之士都愿意听从你。第二是变法中要与人为善，广泛听取不同意见，这样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不这样，强行推行新法，肯定会失败。
在这一点上，师徒二人观点惊人的相同。
不过张载也有张载的时代拘束性，变法用意就是敛财，想敛财又想与人为善那是不可能的。但敛财可以，必须拉拢大多数人，至少表面上做做样子，然后集中力量打击少数人，那么反对声音也会小一点。而不是王安石该拉拢的不拉拢，该打压的却不打压。
当然，他们都是这时代的顶尖人物，身在局中，能想出这么多很不容易了。
不过这样一来，在本质上与王安石就产生了冲突，由是张载难以得到重用。
但根源却是宋朝还没有烂到骨子上，广大百姓与官员没有产生急切用激进手段变法的愿望，这也是后人痛恨王安石，反而将韩琦当成功臣的原因。
然而张载与二程不同，二程马上连节操也不要了，但张载自始至终对变法从来没有攻击。虽然不同意王安石变法的方式，不过张载知道国家不变不可了，变了总比不变的好。
这也赢来了王巨对自己这个老师的更加尊重。
不过能认真象王巨这样分析，对于王安石与张载来说，太过勉为其难，也太不公平了。
此外还有王巨让陶黄二人打听的重臣消息，包括这个李参。
王安石的真正老师，不是范仲淹，事实他恐怕都看不起范仲淹发生的那次改革。
也不是桑弘羊与王莽，这两人只是给了他一些借鉴，真正的老师就是这个李参。
李参在定州通判时弹劾夏守恩父子贪赃枉法，夏守恩乃是宋真宗藩邸功臣，但被他弹劾下去，于连州编管。参见变法对权贵外戚的打压，这些权贵外戚平日所做所为确实太过份了。
李参知荆门军时，以前朝廷伐竹是调派，但李参将此法更改，变为向商民招标采购，参见坊场河渡。
李参担任陕西转运使时，发现百姓准备春耕生产资金往往不足，于是向百姓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也提升了农业产量。这种低息贷款就是青苗钱。几年后，陕西军民粮食就得到了好转。
李参还提出辇钱之法。
宋朝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驻扎大量军队，本地租赋不足以供给军队所需，调民夫运粮又会忧民，于是趁丰熟之时，买进大量粮草以备消耗。买进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现钱交易，不过三边现钱有限，此法很少施用。二是摊派征购，低价强买，这是苛政，也很少实施。三是商人先将粮草运到边境，朝廷支付茶盐香药交引和京师钱钞，商人再到指定地点领回茶盐香药等货物卖出去换钱。不过朝廷信用有限，往往各种交引胡滥发行，导致商人不愿意前往，或者商人与官吏勾结，运过去的粮草不是玩意。
因此有了李参的辇钱之法，就是将现钱直接运到缘边地区，就地购买粮食，或者向商人购买粮食，按其质量，给其价格，省却了中间的环节，减轻了百姓负担，并且得到的粮草至少能食用。
这一辇中之法，直到现在，依然在部分使用。
参照王安石变法，均输，市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能臣，并没有得到宋仁宗重用。后来国家置局经度国计，让李参与王安石、王陶领之，李参气愤地说，官各有职，臣如不能胜任，当从废黜，不然，请罢此局。意思是让我做我就做，不让我做我就不做，何必弄两个毛孩子进来？
但王安石不生气，这次前面到京城，后面就推荐举了李参，让赵顼在殿柱上写上李参的名字，不过李参此时又老又病，赵顼不能任用了。
可开始时，王安石还没有想到青苗钱，他一心扑到均输法上了。
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与知陈留县苏涓同时上书，让国家兴办义仓。
什么叫义仓呢，就是让各地一些有良心的豪强，于丰年时自发地出粮食，或者向家中收成不错的百姓征收一些粮食，放在义仓里，到灾荒之年时，拿出来赈灾扶贫。
王安石立即否决。
史书上于王安石想青苗法，这才否决。因此到了南宋打倒王安石后，又将义仓拿了出来。
尝到苦头了，开始执行还是不错的，但最后各义仓全部被侵占挪用。灾时一粒粮食拿不出来，平时反而成了一种苛政。
为什么如此？正是它的管理不规范，正规的常平仓与常惠仓都管不好了，况且这种义仓！在储存中，可钻的漏洞太多太多。
实际标准的治弊方法，还是王安石的仓法，不过现在免役法未出来，仓法也没有办法出来。它们是母子，免役法是母，仓法是子。
仓法未出来，这个常平仓同样是一个大黑窟窿。
因此吕惠卿与王安石将李参的青苗钱翻了出来。
两人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参照王广渊，王广渊于齐州扣压了五十万粮帛下来，放贷给灾民，秋后百姓连本带息归还了七十五万，利息高达百分之五十，实际不对，不止百分之五十，因此它只有半年时间。但百姓为什么会感谢？大灾过后，一无所有了，得到这个贷款后，立即得以春耕生产，一口气就回过来了。
况且我们这是二分利，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有人说半年百分之二十，一年岂不是四分利？那也不对的，这是春天放，秋天收，明为半年，实为一年。真还不起，到了第二年还是按二分利息算。
因此青苗法的利息是二分利，而非是四分利。若是出现四分利，那是下面胥吏变相弄出来的！
有了它，遇到灾情时，百姓便能迅速得活。朝廷还不需要承负什么经济损失。
第二个理由就是李参的理由，贫困人家太多了，许多人因为春荒，没有足够的资金春耕生产，导致整个年景欠收。有了青苗贷后，便会得到充足资金去春耕生产。
成功的例子，李参！
第三个理由更加充分，农民连口粮都成问题了，那么向谁贷？富人。特别是那些官户，有功名的与出家的，一不纳税，二不当差，三不交租，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僧牒那么值钱。不是有那么多人想做和尚道士，奥秘就是这个僧侣户不需要纳税应差！
那就借吧，但这一借问题来了，那不是青苗法的二分利，讲良心的也是月息六分，一年是百分之七十二。不讲良心的是百分之三百，并且还要利滚利，不是年滚，而是月滚。不借则罢，一借的结果，最后地也没有了，连妻子女儿都成了人家的婢女！好在这不是明清，否则一年还不知道有多少女子为了贞节而投河自尽……
不仅是郑白渠数县有之，长安一带更狠，不仅是普通商人，文彦博家人都干过，而且干得很厉害。不要问文彦博信佛的人，怎么做出这种事，僧侣户也照样在做，一个比一个厉害。
但有了青苗法后，这些高利贷的丑陋行为就狠狠打击了。最少狙击了兼并之势。
王安石还承诺，不会抑配，意思就是百姓愿意贷就贷，不愿意贷也不会强贷，而且不贷没关系，一贷还要种种条件，无家产无业游民不会贷，想贷的人必须有担保人，正当良民，才有资格贷之。一是保障贷给正经人，二是保障有贷有收。
看看，这个好处是不是更多？而且还有李参与王广渊成功的例子，说服力够强吧。简直是大大的仁政！
关健问题能爬上来的，那一个是差的，包括小苏，没有一个是好忽悠的。
王安石就将这个草呈递给了小苏看，小苏当场就急了。
第四〇八章各自找朋友（上）
而且王安石起初打算仅在陕西一路执行，为何选在陕西，因为有李参执行青苗钱的底子在，不会让百姓感到哗然。
王安石与吕惠卿商议好后，将此策出示于苏辙。
小苏便说了一句话：“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
确实相比于宋朝害死人不偿命的高利贷来说，青苗法的二分利，那是好得不能再好、低得不能再低的利息了。
但小苏又说道：“不过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
意思上有上面的政策，下面有下面的对策，一旦执行下去，不可能象王安石所说的那样不仰配。
“钱虽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恐鞭笞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
一旦置法，必会产生抑配，一旦抑配结果就是借钱容易，还钱时大家都不想还了，到时候州县怎么办，抓人，笞打，催还，事儿也就来了。
“唐朝刘晏掌国计，也没有假贷过，有人献计，刘晏说，使民侥幸得钱，听之不还，国家会有损失，但若是让小吏倚法督办，又非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