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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象现在这样，交给将士的器甲有一半不合格了！在这个基础上，国家若是经济宽裕，可以大量生产新式铠甲武器，或者召回一些不合格的器甲，进行换装。若是经济不宽裕，那么就不扩大器甲的生产。比起范公正公当年在西北所做的，差得太远了，又与武将有什么关系？”
还是用范仲淹对付范纯仁。
释疑了，王巨坐下。
也不能小看范纯仁的。
可能是赵顼与王安石想用富弼做挡箭牌吧。
然而富弼也不会那么傻，说了几句话，发出一个信号后，然后在家“生病”了。范纯仁便说道：“富弼受三朝眷倚，当以天下为重，可是富裕恤己胜过恤物，忧虑自己的病胜过忧邦，致主处身，二者均失。富弼与臣原先素厚，臣在谏院，不敢以私谒拜见富弼，当面忠告，请陛下将此奏递给富弼，让他反省。”
不要搞错了，你才是真正首相，难道坐看着王安石胡来，只是不痛不痒说了两句吗？
如果真的生病了，那么请回家，东府不是养老院。
如果没有生病，请将政务领手起来，不能坐看着王安石胡来！
富弼得到消息后，不得不又苦逼的连上辞表。
王安石不是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吗，范纯仁便写了一篇《尚书解》，让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治理国家的！
实际大家都在忽悠，司马光等人说上古太远太高，我们学不来，只能行汉唐汉，但他们也非是行的汉唐法，连文景时之法都不是，汉文景二帝当真是做缩头乌龟，那就错了，人家才是真正的韬光养晦，才是天朝二祖！
王安石说上古之法，更非是上古之法，但也非是正常的汉唐之法，其实就是桑弘羊、杨炎的治国之道！
所以范纯仁才上书说，尧舜不是这样玩的，安石不度己才，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彊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
商鞅与桑弘羊当真是奸臣吗？
不过王安石确实是在忽悠，然后他又说曾公亮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安石见容，惟务雷同苟且，旧则拘好文法，今则一切依随。这一说，又将曾公亮逼得不得不退。
又说赵捫闹浞牵潜娌患鞍彩彩虏荒芰龋轿磐擞泻笱裕纸話不久逼走。
虽然他被罢同知谏院，却成功干掉了三大宰相，很了不起！
然而王巨的释疑，却让范纯仁说不上话了。
想要打倒我，先打倒你的父亲吧。
“那你为何侮辱程伯淳？”
“范公，首先我说规矩，似乎待漏院不是议论朝政的地方吧，那么公为何破坏这个规矩？介甫公变法，用心肯定是好的，勿用置疑。不过介甫一些变法方法，我还没有想明白，因此也不会立即同意。苏辙也想国家变得更好，让大宋迎来下官所说的美好时代，因此尽管他因反对而贬去洛阳，下官还是前去送行了。吕惠卿赞成变法，他用心也是好的，因此下官依然与他交好。如何治国，一千人眼中有一千种方法，你非是圣人，我更不是圣人。不能因为别人想法与自己不同，那就要统统打倒。那不是圣人，而是妖魔戾鬼。因为即便官家，都做不到这一点！”
“何谓君子，我拜师时，恩师刻意说了一句，君子温润，温润似玉，故古今往来，多称君子如玉。或者儒家所说的温良恭俭谦让。参照这一标准，我朝能有多少君子？然而那么多君子……范公，难道君子可以自己给自己封加？这些人也算是君子，不过前面九成得必须加上一个字，伪！”
“范公，我忠的是大宋皇帝，大宋社谡，而非是忠的司马君实，或者是你，或者是吕公，我爱的是亿兆大宋子民，而是少数权贵与他们的家人。我要做的事，就是替大宋构建那个美好时代，而非是贫者益贫，富者益富，国家积贫积弱！”
“范公，你以你父亲为榜样，那太高了，我学不来。不过范公既然以你父亲为榜样，他阿附权贵吗，他没有立场，只听人怂恿吗？至于一些人借助这个变法与不变之际，浑水摸鱼，媚上欺下，以此换取富贵，不好意思，来一个，泼一个！范公，这些都是白痴一般的问题，我不想再对你释疑了！”
第四二一章新世纪
其实王巨不是想骂范纯仁，即便骂了，也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含味。
如果在战与和上抬杠，王巨是能理解的，能想到深层次庆历战争失败原因的人并不多，甚至不愿意去想。想不到或者不愿意去想，那么看到的只是庆历战争给国家给百姓带来的巨大伤害，所以静、和、安，在宋朝占据着主流。
然而大程只是棋子，范纯仁都想不到，难道不是白痴吗？
但王巨不管骂不骂范纯仁不要紧，也不管是否顺带着讥讽了程颢，主要他夹带的私货太多了，话外之音太多了。
他一番话说出后，有一部分官员更折服，但有一部分官员更反感。
这个无所谓了，因为太监传召，让他们进宫了，新世纪开始！
宰相在前，后面的官员按照各自品阶进殿。
章惇挪到后面，道：“子安，说得好啊。”
“子厚，不得己罢了。”
“大宋一定会有一个美好时代。”
王巨微微一笑。
新世纪开始了，但未必是一个美好时代。
在这一刻，王巨忽然脑子变得无比的清醒。
所谓的权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决策、理事权。
就象宋朝的实职官与阶官，不管这两个官职有多大，真正做事的乃是差官。因此宋朝从赵匡义时起，就开始将权利再三架空重叠，包括差官制度。
差官制度是将理事权变成了临时制度，权利也就随之减缩。各部司权利架空重叠，也就是将决策、理事权扩大，相互掣肘。因此有了那么一点民主的范儿。
然而这样一来，政令自然不能通畅了，于是自条例司开始后，宋朝渐渐“简政”，简政不是向宰相身上集权，同样在向皇帝身上集权。这就要皇帝理政，皇帝不理政了，这些事务得有人决策，然后只能落到宰相头上，蔡京之流便出现了。
其次是人。
比如江宁知州是王安石的人，那么他肯定支持变法，自下往下梳理，江宁无形中就会成了王安石的地盘。不过在宋朝想通过这个人控制地方，同样很难。一是各路转运使与刑狱使只是一个承接机构，对各州军没有实际掌控权利，二是宋朝各州军数量太多了，三百多个，没有那一个宰相能掌控三百多个州军官员的能力。
于是宋朝前期除了赵匡胤时代的赵普外，再没有出现过超级权相。
但现在王安石为了变法，不得不“简政”，将权利划分清楚，各部司权利集中，包括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如军器监，原来西府插手了，三司插手了，内藏库插手了，一些大州府也插手了，然而除了地方那块，余下京城部分，自己将它们一起集中了。集中的好处，权利清楚，职责也清楚了，就能实现真正的问责制。可这样一来，掣肘的也少了。
军器监问题不大，它只是负责生产与贮藏武器的，然而放大到全国军国大政上呢？
韩琦又恶心了一回赵顼。
所以赵顼有了后来的心理，想变法，必须给王安石更多的权利。给了更多的权利，赵顼又更加不放心，于是坚持“异论相搅”，朝中一直留着反对党。
这样的心理……
王介甫，你真做好准备了吗？
诸位官员鱼贯入殿。这个朝会也不是象后人所想的那样，第一人很多，即便起居朝也有近百号人，这种大朝会好几百人，实际京官更多，还有许多更低层的京官，连参加朔望大朝的资格都没有。
其次越是大朝，越是近乎形式。一般言事，都是将奏子递到两府或者御史台，再通过这三个部门决策，若是事关重大，再由三个部门交给皇帝亲批。另外就是一些亲近的大臣有密奏权，直接交给皇帝的，有，不过不多。
另外就是不得有违朝仪，如范仲淹问王曾，你为什么不管吕夷简，王曾说了那句有名气的话“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后来忍无可忍了，吕夷简，我们同归于尽吧。
他不用上书，只简单地来到赵祯面前，说吕夷简收贿赂，结党营私。吕夷简说证据呢。王曾微微一笑，何必要证据。然后又将它放大到朝会上，导致蔡齐与宋绶二人在朝会上争吵。蔡挺王，宋挺吕。行了，有违朝仪，四个正副宰相全部下去！
所以一般真正的大佬，除了言臣外，罕在朝会上奏事。
就是害怕被“小臣”挟机火拼，以小换大，将自己换了下去。
因此往往大朝会，多是一种形式，大家走一下过场，便散朝，各回各的部司做事了。
但这次大朝会有些例外。
大臣鱼贯而入，有几个大臣，特别是几个言臣准备参奏王巨的。
他们还没有说话呢，吕惠卿走了出来，举着牙笏说道：“陛下，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前钱斛就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令随税输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信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兼并者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焉，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储，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转移法。”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诸路常平仓、广惠仓因为管理不善等原因，钱谷敛散，没有发挥好它们的作用，更没有获利多大的利益。
这个利益不是指盈利多少，而是它们原本的作用。
比如常惠仓是救济为主，常平仓是调控物价，丰年粮贱存粮，灾年粮贵粜粮，用此平稳粮价。
然而因为管理不善，国家每年为这两类仓花费良多，实际并没有真正做到救济多少寡孤，平稳多少粮价。
这就是动用常平仓与广惠仓的理由。
有了这个前提，便有了后面的策略。
这个苗税不是指唐朝的青苗税，那个更坑爹，唐肃宗后，国库空虚，连官俸都发不出来，因此国家强行向百姓征收每亩十五文的税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五文，后来二钱合一，每亩征三十文钱，亦名青苗钱。
它是指宋朝的两税。
也就是各路转运司必须将两仓原有的机制发挥好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抽出一部分常平仓与常惠仓的粮食，再从两税中调拨出一些钱粮，用于发放青苗贷。一年发放两次，根据其时间，随着夏税或秋税到来时，与税一道交纳。
此外还说了两条注意事项，第一条遇到灾伤，也就是家中遇到了不好情况，准许其拖到下次两税丰熟时交纳。此外仿照李参的青苗钱为例，愿意借的人才借这个青苗贷，并不强迫。
但下面的一句话让很多人牙痛了：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信息。
大灾之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