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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到了中书，曾公亮与陈升之感到不对，取诏，削去最后一句。
为什么要削，既然施行了青苗法，想不抑配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不变法，不敛财。
只能说诏书警告一下，让各地官员不能做得太过份罢了。
然后到张方平。
张方平丁忧结束，回归朝廷，按例举言臣二人，张方平立举李大临与苏东坡。
李大临与张方平交集不大，但与苏东坡同为开封府推官，苏氏父子与张方平的关系那太深了，因为苏东坡，所以张方平顺带推荐了李大临。苏东坡本人现在颠三倒四，李大临受过文彦博恩惠，张方平与这两人交往，多少受了一些影响，而且王安石变法，确实弊病一大箩筐。所以张方平也上书议论了变法，但说得比较含蓄。
这让王安石大为不快。
赵顼以张方平为宣徽使留京师，这个宣徽使分南北院两个宣徽使，不常设，其地位在枢密使之下，几乎与枢密副使想齐。是一个重职，不过张方平以前是参知政事，担任宣徽使是绰绰有余有了。
然而王安石因为不快，便说：”此大除拜，若如此，必更致人言。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为，但悯其资历？”
赵顼不好说，若无张方平，俺怎么将韩琦弄下去，只好说：“但悯其资历。”
OK！王安石立即道：“方平奸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无补圣政。陛下留方平甚不便，方平为御史中丞，附贾昌朝之徒，误仁宗赏罚甚众，今留于内，於陛下何所补？但令群邪更有宗主耳！”
赵顼不语。
但话就传到张方平耳朵里，张方平气节很高的，当初不是附贾昌朝，而是不附范仲淹与韩琦，什么庆历新政，纯粹是胡闹。因此人家也自觉，俺还是呆在洛阳吧。
然后上书，说了一些青苗法不好的现象。
接着侯叔献督促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散青苗钱，吕景说开封数县各有屯兵，没有钱发青苗贷，于是条例司从陕西盐钞钱中抽出五十万贯为青苗钱，让吕景发贷粮二十几万石，又发青苗钱十五万贯。吕景逼得没办法了，只好上书，这么多青苗贷抑配下去，民力不堪承负。
这件事的真相是侯叔献是逼得太狠了，然而开封府二十多个县，当真不能发放青苗贷，至少能发放一半数额下去吧。
不然何来的党争，两方面都不好。
要命的是韩琦上书。
说王广廉为河北转运使，尽管朝廷下了诏书，但继续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根本不是开始所说的抑兼并、济困乏。又说，各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朝廷说了不得抑配，可上户不愿意请贷，下户想请贷却贷不到，能贷到必难催纳。虽然国家财政困难，只要陛下躬行节俭以先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兴利之臣，纷纷四出？
然后韩琦又说了，青苗贷限于农民，为什么又放到城郭户上了？
人家确实是十年首相，看看说得多有道理啊。
然而事实是韩琦多少家产了，一旦变法种种执行下去，韩琦得损失多少收入？
赵顼便将此奏示于两府执政，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大约是强与之乎！”
为什么赵顼会说出这番话，为何变法，主要就是敛财，不然何来财政将那个黑窟窿填上，然后还要攒下大量钱财平灭西夏？
不说其他变法的手段，只说一个青苗法，有了它，若是王巨还继续呆在军器监，基本就能保持军器监的花费，然后每年向军队提供无数精良的铠甲武器，不用持续十年，所有将士尽数换装！有了这个结果，当真不会提高宋军的战斗力？
可是赵顼看到那么多疏奏上来，以为外面当真是天塌了，敛财虽好，若是敛得天下百姓揭竿起义，那就是适得其反了。
但赵顼却不知道，这一示，那可不是一个好征兆，示好，无疑保守派气焰会更嚣张，什么法也不要变了。
因此王安石勃然大怒说了九个字：“苟从其欲，虽坊郭何害！”
皇上，你想要敛财啊，那还能顾得了坊郭？就是他们说的是真的，一等户不过十五贯，一年敛三贯钱，若是三分利，不过四贯五，就这点钱他们能造反吗？
至于五等户，只是一贯钱，一贯钱只有七百几十文，三分利不过两百几十文，能造反吗？
这就是这九个字包含的意思。
只是王安石不好直接说出来罢了。
然而这确实有违青苗法之初的宗旨，包括曾公亮、陈升之在边上同样说，青苗贷可以，但就不要在城郭户发放了吧。
王安石无辄了，得，俺一不贪二不墨，所以变法，全部是为了你皇上，连你也不支持我，俺何苦之，因此称病不出，俺生病了，不能处理政务了。
老大摇摇欲坠，老二吕惠卿丁忧回家，老三韩绛吓得不敢说话，下面一大群小弟急了，因此章惇与曾布来到王家，找王巨想办法。
第四四一章火拼
王巨听后心中苦笑。
王安石真能得罪人哪。
其实王安石在设置条例司时，得罪的人并不多，改革改革，王安石又是中书宰执，如果不设置这个部司，如何插手三司，如何插手财权，那么还如何改革？
然而在实施变法中，却一步步地将许多栋梁之材统统得罪，比如小苏，如何王安石开诚布公，放下身架，与小苏交流，小苏会不会那么愤怒？
然后就是张方平，不说张方平在经济上的能力，就说诸葛兄弟吧，难道孙权因为蜀国用了诸葛亮就不用诸葛瑾吗？或者说难道刘备因为孙权用了诸葛瑾就不用诸葛亮吗？这反过来，岂不是可以问王安石，难道张方平仅是赏识了苏东坡，就是奸邪吗？还有名臣陈尧俞，丁忧回来，王安石数召见，陈尧俞也见了，这说明陈尧俞心中还有些想法的，仅是因为陈尧俞说了一句，新法世不以为便，我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确实青苗法从某些角度分析，是不大好，敛财之法，于是王安石不悦，不久就将陈尧俞外放。
如此种种。
到了后来，连薛向与王韶都被他冷处理了。
不要你老人家搞变法，需要很多人支持，就是韩琦不搞变法，也不敢这样搞一言堂。
王安石对人的处理方法，也给王巨一些警告，比如眼前的曾布，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小人，然而王巨依然很客气地招待了。
其实呢，所谓的青苗法，四等户一贯五百贷，利息三分不过三百三十几文，二分的话不过两百二十几文，若是五等户只有二百几十文、一百五十几文，甚至大多数五等以下户想借还借不到呢。真相揭开，它就是想办法从三等以上户头上加税敛财，然而问题来了，从这些人头上敛财，能不闹吗？
王巨也不能插手，因为这个青苗法，最少五成大臣卷了进来，甚至可能以后有一百名大臣能因为争执青苗法，留于史册！他对青苗法不支持不反对，何苦卷进这个超级大大的漩涡？
而且现在这种情况对王巨很好。
去年因为胥吏的事，王巨连连拜访了十几户人家，直接找到这些人家的长辈，然后说，裁减是我发起的，若不快，请对着我来，恐吓一个小胥吏算什么本事？
还别说，这些人家有好几户还真不怕王巨，但关健是叶默案一直未破，赵顼恼怒万分，如果王巨铁了心将事态闹大，连他们家都能牵连进去。
再说裁也裁了，拿胥吏撒气，也落了下乘。
至于其他人家，不用赵顼出面，他们也不敢得罪王巨。
这一拜访，王巨便将新的危机扼杀在萌芽里。
随后青苗法争执开始，王巨也确实如他与吕公著所默契的那样，你们不搞我，我也不搞你们，并且我对变法不排斥，但不会站在王安石角度去支持青苗法。
虽然王巨岁数小，资历浅，在皇帝面前还有些话语权的，因此吕公著们也何苦得罪王巨？于是朝堂在刮一场大风暴，王巨呆在这个风暴眼里，反而越来越平静。
所以王巨现在插手更是不理智。
不过眼下王安石看上去确实很困难。
起初，王安石变法，中书实际为王安石所控，然而西府两大宰执文彦博与吕公弼都是保守派，王安石无奈，只好借韩绛之手，架空文彦博。老文心中不平，你们这几小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个心情也能理解，毕竟老文资格太老了，他做首相时，王安石与韩绛在那个旮旯？
不过老文不敢动，而且只要他一动，可能就彻底下去了。这时看到机会，文彦博来了，说俺老了，在西府也呆久了，让俺外放吧。表面上是受韩绛排挤气不平要外放的，然而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
要求外放是假的，这是以退为进，想进中书！
再者，原先王安石对赵顼说，司马光外托激励纠正皇上为名，实际内怀附下收买人心之实，所言全部是害政之事，所举的都是害政之人，欲使皇上置之左右，使预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
直到这时，王安石才开始重视起司马光。
不是十年首相韩琦，不是朝中资格最老的文彦博，也不是天下第一豪门吕氏兄弟，而是这个司马光！
因为赵顼受到许多大臣进劝，或者说是蛊惑，担心王安石变法敛财太过急切，会使天下有变，于是再次想到了异论相搅，也就是掣肘平衡吧，或者说帝王心术，因此又提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
其实这也说明了此时赵顼的不成熟。
宋朝京城差官，先是两府三司，后是两制台谏，次之开封府尹，各部司官员与开封府余下官员。
这中间两府最贵，但东府与西府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东府掌政，西府掌军，不过西府只有调兵权，掌兵权在京城由三衙掌控，地方上又由各知州知府掌握，就是余下的军事权利，在重大决议上包括调兵还必须由皇帝同意才可通过。
而且军事在宋朝地位很低，并且越来越低，可以说同样是枢密副使，现在的枢密副使权利只有寇准时的一半。要命的是，就是这点可怜的权利，韩琦还将它抢了不少由东府管辖。
但这个西府副宰是不是一无是处？
宋朝官制有几个特点，差官制，一个知州，由八品大理寺评事来担任，与一品侍中来担任，实际手中的权利是一样的。要么就是名义的威信稍高一点，薪酬会多上十倍。
极度分权掣肘架空，所以在赵顼未进行官制改革之前，宋朝从宋太宗后，很少出现真正的权臣，那怕丁谓、寇准、吕夷简与韩琦都不行，不过正因为这个特点，所以官员数量冗得不能再坑，政事冗得不能再坑。
禁谒制度，起初是宰执不得在家中接待官员，要说政事，请到各个部司去觐见陈叙去，然后发展到重臣不得接见拜见其他官员，甚至官员都不得在各个酒肆酒楼吃饭，以免成帮成派。有没有管用……这才让人感到真正悲催的。
虚伪的辞让礼仪，朝廷每次升授，官员本身必须推让几次，这才是“道德君子、国家良臣”，司马光第一次拒绝枢密副使，固然是因为与王安石相比较心中不平，也是因为这个辞让礼仪，谁知道他辞拒后，赵顼没了下文……
最后就是磨勘起用制度，比如三司里的三司判官与三司使必须有过各路转运使之任，并且做得不错的，才可担任。比如东府首相必须担任过参知政事或者枢密使的才可担任，比如两府宰执必须有过担任一个大州知州知府履历的才可担任，比如参知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