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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大规模移民，当地的豪强便没有廉价的劳动力，包括工匠、佃农，甚至寺院都不能租用便宜的劳力。也就是两路无论从上层阶层，或是从宗教，都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这些人又与吕氏兄弟、韩文一样，掌控着当地的舆论权，一是造谣，二确实有一些不好的现象，于是当地百姓立即对官府主持的移民产生了排斥。
甚至一些乡绅都将弹劾的疏奏递到了京城进奏院，这又成了大臣攻击的依据。
章惇一股脑将苦水倒完，道：“难哪，难哪。”
“子厚兄，你又错了，我举两个例子，第一是蔗糖，很早以前，中原多是饴糖，只是因为唐太宗从天竺摩迦陀国引进了石蜜技术后，甘蔗种植才得以推广，这是蔗糖的根本。也就是蔗糖是站在唐太宗与前人这个肩膀上才得以出现的。第二是占城稻，占城水稻种植历史不知几千年，然而有谁注意？正是因为真宗先帝派使引进，所以我朝才得以推广，稻米渐渐成为主流粮食，也正因为这种高产粮食的推广，我朝才得以养活更多的百姓。”
“与木棉有何关系？”
“木棉在我朝出现也很早了，西域的草棉子不适宜引进，但岭南很早就出现了木棉，这也是前人的基础。然后我与官家共同谋划，派使去岭南，由内藏库经营木棉。这也是我与官家站在前人肩膀上才取得的成果，前人功劳最大，其次是官家，然后是商人。没有商人疯狂的炒作，就不可能出现前年疯狂的价格，这也是功劳！正是这三者之功，才有了木棉司之利。”
“啊。”
如果没有王巨，棉花推广还要感谢一个人，朱元璋！
若没有朱元璋，可能棉花在明朝还继续在南方慢慢折腾。正是朱元璋重视了棉花，棉花种植才开始了普及，然后黄道婆进一步推动，棉花才大规模的种植，正是因为有了棉花，明朝才初步正式经营辽东。
这个过程很缓慢的，所以才没有了暴利现象。
如今这个暴利，一是王巨的谋划，二是商人的推动，所以王巨才说了商人之功，不过这一条章惇就不知道了。
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木棉司确实是在与“民”争利。
“子安之意，还是将经营交给商人？”
“子宣兄，物以稀为贵，种的越多价格越便宜，现在交给商人，商人也不可能答应五贯钱的价格了。并且以后种的越来越多，它不仅在岭南，福建路，江南西路与荆湖南路的南部地区也能种植，随着种籽的进化，以后就连河北河东都能种植。朝廷如何能垄断。再说衣食住行，衣食为首，它关系到民生，百姓的温饱，朝廷可以调控，然而自古以来，有那一个王朝垄断经营了衣食？”
这是一个选择题，如何选择，王巨没有说。
章惇沉默。
“子厚兄，现在并不严重，因为种得还是很少，依然是奢侈品，所以不能说是民生。这几年朝廷可以垄断经营谋利，也可以交给商人经营，化解一部分商贾对朝廷的怨气。但最重要的乃是这个舆论问题，它是最不好解决的。”
第四四三章市易
实际情况比大臣们弹劾的要好得多。
在朝堂上章惇是尽了心的，地方有有程师孟。
前面还有王巨指导下葛少华做的榜样，比如那个十年契约，移民的待遇与安置，甚至让一些百姓回去宣传。这些都是好的一面，不过在巨大的阻力面前，它起的效果仍是有限。
最简单的，水土不服。这是必然，也必然会死人，但在家乡，就没有生老病残？然而放在移民上又扩大化，效果就是两样了。
要命的是王巨听到一条消息，朝廷即将程师孟调回京城担任三司副使，那么谁来主持两广的棉花种植？而且种植面积越来越大，移民越来越多，一旦主持的官员品德不好，或者才能不够，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
王巨又想了许久，忽然眼睛一亮。
“子安，可有良策？”章惇高兴地问。
史上对他的评价很低，说是奸臣，实际王巨对他十分看重，能文能武，与吕惠卿曾布相比，又少了一些私心，与王安石相比，又少了一份固执，只能说他作风刚硬，然而有几个有作风的宰相，作风不刚硬的？
王巨徐徐道：“邮政系统……”
宋朝邮政系统，就是各个驿站以及进奏院。
进奏院为上，各地官员的奏折多是由驿站递到进奏院，再由进奏院送到各个部司，朝廷普通的诏书或两府的诏令，也是由交给进奏院，再由进奏院派发到各个驿站，送到各个官员手中。因此还有一系列的制度规订，包括诏令未达官员之前，不得泄露，重要的政令，即便到了各个官员手中，也不得泄露。
这是上。
还有下，比如前线将士的家书，各个官员往来的书信，多是由驿站送达。
不过比唐朝进步的是，唐朝是役，宋朝没有动用百姓，而是动用了好几万厢军作为驿卒。
另外与后世不同，这不是“收费项目”。
不收费了，资源又有限，所以普通百姓很难用驿站来传达家书，包括前线将士，也不可能经常性地与家人书信往来。
这又导致了另一个情况产生，为了保证突发事件及时送到朝廷，宋朝在各个主干道路上每隔十几里二十几里便设一驿站或水铺，这么多驿站水铺花费不菲事小，养活那么多驿卒更动用了许多钱帛。于是各个驿站又成了招待往来官员或商贾的场所。
在唐朝，这个制度足够了，反正朝廷禁止百姓流动。但在宋朝这个制度显然已经落后。
但多年以来就这么过来了，所以大家也没有察觉。
王巨提出的便是这个邮政改革。
朝廷可以印发“邮票”，各个驿站向百姓放开，根据路程远近与包袱轻重、贵贱由百姓购买邮票，驿站替百姓传递家书，钱帛以及货物。
它等于是邮政局与快递公司的缩小版。
并且现在正是推广的好时机，人口稠密了，流动的百姓也多了，放在宋朝初那是不行的，人烟稀少，入不敷出，或者必须提高收费价格，让百姓望而生畏。
王巨简单地说了说。
“好主意啊。”曾布赞道。
一旦这个改革执行下去，首先一半驿卒得以养活，流动人口多的地区全部驿卒都能得以养活，余下的也或多或少增加了一些收入。
这些驿卒不要朝廷供养了，无形中又替朝廷节约大量钱帛。就打算三万驿卒，那一年下来也会节约一百万贯！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百姓能书信往来，那些移民不是整个家族都迁移的，在原来居住地区，仍有家人，仍有族人亲戚，信来了，钱帛货物来了，无论当地乡绅怎么煽动，谣言不攻自破，甚至不用朝廷强行动员，就会有更多的百姓自发地涌向岭南。
那么朝廷所做的事，只要将这些百姓安置好了，就不会再为迁民操心，朝堂上也很难出现反对声音。既利了国，也对变法派产生了帮助。
这是曾布所看到的，还有他没有看到的，一旦这个政策推出来，那么会加快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好处不可想像，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发展，解决了一些地区劳力紧张的问题，开化了百姓的认识。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湘水以西地区，多是刀耕火种，官员看到了，可当地多以蛮人为主，下面官吏执行能力、蛮首的想法、当地的风俗，等等因素，想有作为，但弄不好就会引发动乱，所以只好“清静无为”。但人口流动起来，看到了外部先进的种植技术，这些百姓中肯定有一部分将这些种植技术带回当地，那么自下往上梳理，当地情况就会改变。
并且它的成本很小，只要在原有基础上再设几百个驿站，基本就能满足需要了。至于一些特别落后封密地区，暂时有设的必要吗？
宋朝罕有大工程，郑白渠就算是眼下就算是特大工程了，不过基础的道路状况比较良好，不可能出现后世那种特快，但现在的宋朝有那个观念吗，一封从岭南送到延州的家书，能在三个月内递到百姓手中，那户百姓就会十分开心了。
甚至随着业务增加扩大，可能将所有驿卒养活，还能出现盈利。
另外它不会剥夺多少商贾权贵的利益，反对声音也会比较小，除非特殊考虑，比如一旦执行，迁民多的地区各个大地主肯定不乐意了，依然会造谣生事。
“子安，你可以做介甫公的助手啊。”曾布又叹息道。
“得，我太年青，脾气又不好，如真做了介甫公的助手，不会对介甫公产生帮助，反而会坏了介甫公的变法大计。”王巨道。
两人自然听出王巨的推辞之意，不由心中暗暗惋惜。
不过他们也没有再劝，曾布又说道：“子安，还有一件事。”
这件事颇出王巨意料，那就是王韶。
王韶在秦州，正是为了开边。
现在他手上有了军队，又得到了俞龙珂的支持，屯田又带来许多粮草，可是万事俱备，却欠了东风，那就是钱，一旦战争开始，会需要不菲的军费。
这替宋朝开边，按理说朝廷会支付这个费用。可事实上，想向朝廷讨要开边的军费，恐怕很难很难，即便拨下来，也不会很多，说不定反惹了一身骚味。
于是王韶想到了一个办法，那便是市易，利用国家机器，与吐蕃人进行贸易，并且向朝廷讨要烧酒作坊。
这倒不是王韶贪婪，在延州几户商人带领下，失去了官府支持，交易量有限，一旦放在朝廷手中，交易量立即激增，盈利也会翻倍，反正王巨这个作坊的利润也不是装腰包的。
想好后，便写了一份奏疏，递到了京城。
但现在王安石“生病”在家，中书与条例司的官员都不敢作主，这个疏奏便搁在那儿了。
曾布以为是一件小事，顶多会有一些非议，不过沾到了烧酒作坊，正好到王家来登门拜访，便说了出来。
实际它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真正的市易法，王巨最不喜欢，恐怕也是王安石变法中问题最大的一个法！
但王韶在秦州却是成功的，这是因为它与内地不同，以前宋朝与吐蕃也多有贸易往来，与官府无关，顶多吐蕃进贡贡马，朝廷回赐，以及陆续执行的茶马法。
不过汉商畏惧吐蕃人野蛮，不敢深入到吐蕃境内交易，吐蕃人害怕汉商的奸滑，也不敢到汉人境内交易，这掣肘了贸易量。一旦官方组织起来，便没有这个毛病。
可能会损害了一些商人的利益，不过总体上来说，是对两边贸易缺陷进行了补充，也更方便了两国百姓。
而且也有前例，种世衡在青涧城，那个量有点小，对象只是延州北部的蕃人，但性质差不多，正因为种世衡的参与，贸易量增加，也给延州蕃人带来了便利，同时也给种世衡带来活动资金。
不同之处是种世衡并没有说由俺来直接领手。王巨同样如此，假借商人捐献为名。但现在王韶是公开吼出来了，俺不用掩耳盗铃了。
另外幅射地区也不同，王韶这个市易幅射面积很大，不仅是河湟，甚至幅射到西域，只要经营好了，会获取很大的一笔财政，所以王韶在战后说了一句，俺们打仗，可没有向朝廷讨要一文钱，一斤粮草，全部是俺经营来的。
这个功劳大得不能再大了，要知道王韶那几场战役，若是由朝廷提供粮食钱帛的话，数字可能会以千万贯来计算的。就不要说开边之功了。
但他吼出这句话，那便有罪了。为何，你手中有兵有粮有钱有权，要干嘛，岂不是向第二个安禄山发展。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