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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臣为何对它十分看重，直接的收益未必能占据一半以上，然而还有一个收入，那就是商税。”
“臣以前说过，国家与百姓财产不是象司马光所说的那样，是不动的。就象唐朝，将百姓封闭起来，所以经济十分的闭塞。然而我朝不同，周世宗少年时就是利用商贾身份，替周太祖赚取了大量财富。我朝两位祖宗继承了周世宗一些政策，由是比唐朝重视商业，也不禁止百姓流动，这些措施让我朝财政达到了唐朝的数倍以上。那么能不能进一步呢？”
也就是齐商税了。
银行司出现，无疑会进一步刺激工商业发展，可是朝廷征不到税赋，那也不会产生直接收入了。虽然工商业繁荣，会养活很多人，可没有了直接收入，又能换取多少人支持？说严重一点，当真明朝经济不繁荣，是繁荣，然而两头小中间大情况更严重。豪绅们有钱了，贫困百姓更穷困，朝廷同样严重缺少收入。
一个小冰河到来了，于是明朝结束……
其实王巨说的齐商税，也未必是戗害权贵利益。一是能保证这个国家长久，二是宽松平民百姓压力，三是能产生更良好的经济环境，有了这个经济环境，各个权贵的收入也会必然增涨。
就象后来的中国，五花八门的税务比现在宋朝岂不是更多，但因为经济发展，造就了多少有钱人？特别是那些有背景的商人，得到了多少受益？
可王巨就是说了，现在能有几个人相信？
“难哪。”
“是很难哪。当初陛下下诏将臣调入条例司，为何臣不乐意？无他故，介甫公变法，许多地区确实会严重扰民。而臣所想的却是真正不加赋而国自用之策，道不同不相为谋，臣如何愿意呆在条例司？”
“但你未向朕说啊。”
“陛下，那就你错怪臣了，臣当真未说？那么何来的裁减军队，精兵强军？又何来的坊场河渡？又何来的减少科举恩荫名额之进谏？并且当时朝廷亏空那么些严重，虽然介甫公一些做法不好，然也是救急之策。若无介甫公之变法，又何来的今天朝廷财政宽裕？两难之下，让臣说什么？”
“可这个商税？”
“是很麻烦，特别若是出自臣的嘴中。”
“为何？”
“就比如这次臣所提议的取消市易司，重置南方十二路发运司之举。现在朝堂十分安静，全部在等候着三司盘查账目的结果。一旦出来了，马上朝堂就会产生巨大的争议。”
“会是什么争议？”
“支持变法的士大夫会以为我将要一一取消变法，那么会找很多理由，不支持我的提议。反对变法的士大夫会以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那么就着朝廷议论取消市易司之机会，又将变法所带来的种种弊病说出来。说不定又象熙宁初那样，轰动朝野了。至于臣的想法，有没有夹在两者中间受气，谁会管呢？”
这一说赵顼就明白了。
所以王巨让赵念奴请赵顼过来，也是这个原因。
放在这里，有的话就好说了。但在皇宫，说不定还有几个太监宫女在边上伺候着，让王巨怎么说啊！
赵顼又在脑海里想着一件事，王巨是孤臣哪……
实际王巨真不能算是孤臣，而且这条措施如果执行，虽然可能遭到两派大臣的不满与借机利用，但会在温和派中树立起巨大的威信！
不提王震了，恐怕就连吕公著、范纯仁以及王巨“师兄”吕大防这些名臣，都会立即扭转对王巨的看法。
第725章断错了
“朕明天就去三司问一声。”
可能后人有点儿不懂，认为宋朝官制是为了加强皇权。实际这样说，还真错了。宋朝官制那么坑，非是为了专权集权，而是为了分权，这个权也包括皇权。
正是因为这个分权，至少在北宋早中期罕有真正的权臣出现，包括丁谓、吕夷简、韩琦与王安石，宋英宗搞濮仪一直没有成功。
所以才有了这番对话。
它也是整个变法的缩影，那就是赵顼虽是裁决者，但不是定策者。制订国家政策乃是两府的事，然后上书赵顼，赵顼裁定同意与否。
现在王巨扮演着定策者的角色，策已定，那么就要到赵顼决，也到了赵顼大力支持的时候！
“不过……”
“陛下，想执行齐商税是很想，但可以一步步来，第一步是简化各州县的场务与商税。陛下，臣问一句，对国家贡献最大的群体是谁？”
对宋朝贡献最大的非是一等户，他们的伤害作用远大于贡献作用。比如商税，有几个一等户豪强规规矩矩地交纳商税，还有耕地，有几个豪强认真的交纳了两税，相反的，大肆隐田隐丁。
除了豪强，还有一个比较可恶的群体，寺观！包括少林寺，那些武僧的做法，有些真的太丑陋了。
因此对宋朝贡献最大的群体乃是二等到五等户，他们才是纳税服役的主体力量。
至于六等以下户，人家连饭都吃不上了，何来的贡献，不过就是这样，一些苛刻的州县仍让他们纳税服役。
但这个主体还是二到五等户，特别是中间的三四等户。
这个三四等户不仅是指农民，还包括市坊户，也就是城市户口，工人、商人、服务行业……
所以王巨提议朝廷先下一诏，整顿场务，将不必要的场务一一取缔，节约国家胥吏的支出，同时明文规订，任何商货只能征纳一道往税，一州之内只能征纳一道过税，一路之内只能征纳两道过税，全国之境，只能征纳三道过税但不得超过三道过税。各商人凭借朱钞做证明，如数交纳商税后，任何场务只有核实之权，但不得用任何形式勒索、扣压商人的货物。
如果违反者，商人可以向官府诉讼，相关的胥吏也必须严惩不怠。
赵顼听后额了额首。
无他，一是李老汉的遭遇，正是李老汉的遭遇，才让王巨愤怒地出手。
二是王巨以前就执行过类似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将他的政策搬抄过来，朝廷就可以引用执行了。
这条策略如果在全国执行，对那些中小商人无疑是一个福音。
然后是第二道诏令，任何人经营商贸，包括官户在内，都必须交纳商税，否则严惩不怠。
但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与前面对胥吏严惩不怠则不同，那个在第一道诏令里就明文规订如何严惩不怠，但在这个严惩不怠里尽量说得含糊一点，以免引起更大的反弹。
先让大家适应了，也因为含糊不清，会引起一些纠纷，然后再顺水推舟地推出如何严惩。那么慢慢地，全国之内，就能接近地实行齐商税了。
是接近，不是真正全部执行。
这好比大夫替重病患者治病，有一个方法，用虎狼之药驱之，再用温和之药调养身体，王安石变法就是这么做的。
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一直使用温和之药，慢慢地将病情改善，也就是王巨的齐商税手段。
没办法，它的打击面太大了。
“王卿，朝廷不准许官员行商啊。”
官员行商会引来什么后果，都懂的。
可是王巨讥讽地说：“苏轼公开经营私盐，吕惠卿用免役法勒索江南大户替他购买耕地，文公家人放高利贷，富公与王拱辰在洛阳修建豪奢的庄园，比皇宫还要富丽，就连介甫公回到江宁隐居还购买了大量耕田做一个舒适的田舍翁，国家腐败到这种地步，还谈得上什么不准官员行商？”
“介甫公不同。”
“一个交纳税赋，一个兼并耕田，有何区别？既然国家禁止不了，何不引导之。不过陛下若不放心，可以再补充一道诏书，官员本人不得经营商贸。”
赵顼继续沉吟。
他现在的心态得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角度就是敛财，实际现在宋朝真的不需要继续敛财了，但变法存着的这些弊病，他真不知道？其实赵顼也知道，然而为什么不准大臣变动调整？调整后必然会产生两个结果，许多旧党会得陇望蜀，那么就会产生新的争议。于其这样，还不如不动，看看现在朝堂多安静哪。第二个结果就是财政收入会严重减少。
可是赵顼心中有梦想哪，现在国家富了，还没有强。想要强，不是大理也不是交趾，而是西夏，只要灭掉西夏，收复燕云，宋朝才能称为强国。至少将西夏这个心头大患摆平吧。
想要收复西夏，就要发动不可想像的大军，那么国库里就必须有充足的钱粮。
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宋太宗第二次伐辽失败，国家搞得民不聊生，户数不是增涨，而是严重倒退，赵普出面，宋太宗只好换了保守的措施。如果国家财政充足呢？
还有庆历宋夏之战，实际几场战役规模远不及两次伐辽战役，但几年后河南陕西南部到处农民起义了。不是刘娥将国家搞得财政紧张，而是一场大旱灾与宋朝第一次黄河大决堤，导致国库空虚的。
但反观澶渊之战，不管那一国胜败，那场战役宋朝前后共花掉七千万缗钱，并且还是在宋朝建国不久之后发生的，然而为何国家太平？原因简单，咸平之治，导致国家国库充盈。
这样想也不是不对，正是因为国库充盈，所有未来那两场惨败，宋朝却没有出现严重危机……
第二个角度就是赵顼与汉武帝不同之处，汉武帝接手的是一个好摊子，文景之治给西汉积累了无数财富，以至串钱的绳子都烂在钱仓里。
但赵顼接手的摊子烂得不能再烂，国家严重赤字，国库空空如也，为了救急，都将内库积累的香料玉石拿出去便卖，旱灾到来，让百姓自生自灭……
这就象化名为陶朱公退隐到齐国的范蠡一样，他的二儿子在楚国入狱，他派三子去营救，妻子不同意，坚持让长子去救，结果因为长子从小与范蠡共同创业，知道生活艰难，舍不得用钱，反而导致次子被杀。
这种心态的不同，决定了两人手段终是截然不同。
就象汉武帝，战争到最后，不得不用桑弘羊敛财救急，然而晚年立即及时调整，不仅是因为太子案，也是因为这个心态。正是这个调整，汉朝危机化解，再加上霍光打下的底子，才有了汉宣帝之中兴。
最要命的是赵顼即位之初，韩琦傲娇地逼得赵顼束手无策，虽然最后韩琦不得不主动退出朝堂，但让赵顼的性格变得多疑起来……
因此王巨果断地说道：“陛下，这个也不用担心，到时候由臣来上书。”
你依然呆在“决”这个位置上，好留下回旋的余地。
“不过最好到明年春天再议此事。”
“对，那就明年。”
不是赵顼想拖到明年，明年春天海外派人回来，与朝廷商议朝廷派官员入驻接受海外那么大的地盘，还有市舶司的抽解，那么多的黄金……
在这个利好的消息下再提出这两诏，争议声无疑会小一点。
然而赵顼又说了一句：“金子还少了啊。”
有这个金子性质不同，以前无论王巨说得水点着灯，可没有金银，有多少人相信？现在终于有了金子，那等于有了证明。
但金矿产量是非常惊人，然而放在银行司的撬杠上，数量依然严重不足。
“陛下，内外结合，实际仅是一千万两白银，一百万两黄金，就是没有海外，如果国家认真聚敛，又能差多少？当然，从海外想办法也是必须的，金银越多越好，它们越多，能发行的交子就会越多，那么不仅能做为撬杠，本身也可以用来做为资金的周转，甚至能起到控制物价的作用，如果能保持健康地发展，最后可以大幅度地宽解两税，取消宽剩钱、手实法、青苗贷，百姓松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