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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后人对宋朝的矿税不清楚，宋朝坊矿分为国营与私营两种，国营的就不计算了，私营的则要交纳课解，原来因为课解混乱，往往能课五分以上。
王巨提议了坊场河渡制，王安石进一步地改良。最后将私人的课解确定为二八分制，也就是出产十石石炭，朝廷课解二石，余下八分归私营矿主所得。彼岸的坑矿制度也是如此，课解后，才根据课解后数量征收商税。但坊场河渡制时，在王巨提议下，朝廷将一些经营不善导致亏损或利润不高的坑矿同样承包出去，并且坑矿的承包年数时间最长。
这个亏损不一定是人为的，人为的是经营不善，或者官吏贪墨，非人为的则是矿脉已经枯竭，挖不到矿了，那来的盈利？
然而石炭不同，它不是混乱在岩石里的金属矿藏，以现在的技术甄别十分困难。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只要不出现重大事故，经营石炭不会存在技术性亏损。
所以现在有许多官办的炭坑，当然，直接插手经营了，它的利润肯定比这个二分抽解要多得多。
因此王巨用了这个比喻，就按少的算，没有官办的炭坊，全部是私人办的，只有二分抽解，六千万石石炭价值一千五百万贯，二分课解所得就会是三百万贯。
再就是商税，一州之内是百分之五商税，一路之内是百分之七商税，全国之内是百分之九商税，打算百分之七，一百万贯。
也就是朝廷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也不需要苛薄任何匠户，只要认真的执行商税，再派几名官吏查看各坑矿的产量，就能纯得四百万贯钱。这是按六千万石计算的，如果按一亿石计算，则达到六百多万贯。
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吓一跳。
大家一起沉默。
赵顼问：“是指商税。”
“不仅是商税，各坑矿管理与经营也出现严重问题了，但商税确实到了必须相齐的时候！”
“来了，”大家心中想到。
王巨又说道：“陛下，臣再说这个石炭，虽然看上去，朝廷每年直接或间接获利两百万贯了。但实际呢，陛下，容臣带一个人进来。”
说着，他在边上侍卫耳边说了几句。
侍卫出去，好一会儿带进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
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可出自王巨手中，也不奇怪。
老乞丐吓坏了，直哆嗦，王巨道：“孙翁翁，官家爱民如子，诸公同样爱民如子，你不用害怕。对官家说一说，你原来是做什么的？”
“官家，陛下，草民原来是一个卖炭翁。”
“为什么现在乞讨？”王巨问。
“陛下，现在木炭卖不动了，草民只有一个老伴，没有子女，无以为生，只好乞讨度日。”
也不是木炭卖不动了，而是石炭的冲击，木炭远不及原来畅销了，而且价格也比原来便宜。想一想，将木材烤成木炭多麻烦啦，还要用车子拉到城中，慢慢地叫卖。因此原来许多靠木炭谋生的百姓，不得不改做他行。这是有门路的，没有门路的，生活立即变得困难。
但不能说石炭取代木炭不好，虽然木炭产业萎缩，可是石炭产业同样养活了很多人。
“这是大势所趋，但不代表着朝廷就坐视着这些百姓不管，可我们不知道从哪里管，甚至都不能弄清楚，究竟是那些人真正受到了损失。那么怎么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开始说正事了，王巨从怀里掏出十几张大交放在老乞丐手中，对侍卫说道：“将他送出宫吧。”
赵顼于心不忍，在后面补了一句：“林都知，去拿一百贯交子，赐于这个李翁翁。”
然而这终不是事儿。
救得了今天，救不了明天。因此赵顼拧着眉头问：“王卿，象这样的百姓多不多？”
“不少，但陛下也勿用担心，不怕出问题，就怕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或者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却没有魄力去解决。所以臣刻意将李翁翁请来，只是想说一件事，想要用之于民，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健康的税赋与财政体制，而不是只顾着这点收入，却看不到各个胥吏的贪婪，将各个坊场坑矿的大部分利润装在自己腰包里，或者对穷人征税，富人征少许税马上就象天塌了一般。如果国家不及时矫正这一点，相信不用多久，国家自下往上一起腐败，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最后就象杜子美所写的那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发展到一定地步，不是冻死骨了，而是一大群连人肉都吃的黄巢！”
“只有公平合理的征税，国家财政情况才能良好，才能有钱帛资助穷困，设立各个养老慈善院，解决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问题，才能轻徭薄敛，减轻木炭产业对部分百姓的伤害……”
“那么如何还之于民，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全国的差役，衙前差役数量几乎达到了近五十万之巨，即便这样，有许多州县因为贫困，不敢雇募太多的差役，不得不强迫百姓应差。这么庞大的差役数量，国家一年只支付六百几十万旧贯，或者再做一个比喻，差役的数量相当于官员的二十倍，总支出却只有官员的近五分之一，整整悬差到八十倍到一百倍。这个正常吗？”
尽管这些差役里有许多是短役，但人均只摊到十来贯，是何其之少！
蔡确问了一句：“彼岸差役薪酬多少？”
“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应差，每一个丁壮每年不低于二十天的差役，但不得超过一个月差役。并且这些差役只对本村镇负责，比如兴修当地的学堂道路水利，若是周边有许多土著者，必须加修村墙，派人轮流值戍。余下的劳作则不能动用这个差役额，那就得雇募差役了，一般胥吏薪酬在五十到一百贯之间。长差在三十到五十贯之间，短差分成轻重是五十文到一百文每天，然而彼岸物价相对于大宋，比较低廉。”
就是低廉了，也比宋朝的差役薪酬高得多。
但那边有一个应差，等于无形中减少了募差的数量。可是这个应差只对本村镇负责，由村长镇长率领，村长镇长为了连任，不得不取悦于民，所以对这些应差会十分慎重。
因此它虽好，放在宋朝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王巨又说了一句：“并且两边最大的差距就是官员胥吏差役的薪酬悬殊不大。”
就象王巨所说的，宋朝每年为了官员得支付近三千万贯的薪酬，但不是每一个官员薪酬都很高的，普通的知县与主薄，一年薪酬与种种福利加在一起也不过三百到五百贯，做为官员，多少得养一两个家奴门客的什么，再加上应酬，这点收入就比较吃紧了。然而做为高级官员，象文彦博与富弼等人薪酬高得吓人。一个文彦博就能养活两千个差役。
“当然，我不是指降低官员的薪酬，而是指朝廷合理的征税后，能稍稍提高差役的待遇，这样他们才有动力替国家做事。否则就是雇募了，因为养不活一家老小，只好利用手中的职权，违法乱纪了。别以为他们只是胥吏与差役，实际普通百姓与官府打交道，不是与官员打交道，而就是与这些人在打交道。”
“一个国家，想要变得越来越好，有三类人一定要注意，第一是各个教授先生，他们不仅传授学子知识，学子在童年少年时一半人生观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如果各个先生都是道德人士，这些学子长大成人后，大多数德操不会太差。如果各个先生只顾收礼贪财，这些学子长大后，就会对金钱十分重视，甚至不惜贪赃枉法。第二类则是各类大夫医生，先生是半个父母，医者同样要抱有父母心，如果医者不顾病人死活，只顾敛财，百姓则会将这个失望转换为对国家的失望上。第三类就是各州县的衙役与胥吏，他们的做法，直接影响到百姓对朝廷的态度。”
“王卿说得有理，不过王卿意欲何？”赵顼问。
“改良免役法！”
第780章二桃杀三士
土豆宴后，朝廷开始了大动作。
先是整顿各个坑矿，这次整顿一直持续到明年四月，几乎将全国国有的六成坑矿一起拿出来，承包给私人经营，一下子清空了九成以上经营出现问题的坑矿，释放了近四万名匠户与各色亭户。
而且朝廷还制订了矿务条例，如果各州县查看坑矿产量以及管理课解的胥吏，对各矿主进行敲诈勒索，轻者杖笞，重者流配。
不过各矿主如果报账不实，避纳朝廷课解，以漏税罪惩处。
何谓漏税罪，也就是新商税的律法。
这一回朝廷真的执行齐商税了。不论何人经商，必须按照朝廷制度交纳商税，偷税五十贯以下来，笞，一百贯以下者，杖，一百贯到五百贯者，查没其所有商货，五百贯到一千贯者，除查没其商货外同时还处以其商货价格的罚金。一千贯到五千贯者，除上述惩罚外，其管事或主人处以流配之惩，五千贯到一万贯者，则黠字流配，超过一万贯者，死！
胥吏若因对方地位尊贵而包庇之，或者贪污包庇使商贾漏税者，与商贾接受同样的刑罚（也就是除了罚物罚金外的笞杖流配与死刑）。
同时鼓励其他百姓或商贾举报，一经核实，官府对举报人保密，并且从其罚没的商货与罚金中抽出一半，以做奖励。用此来一个全民监督。
但还没有完，如果任何邸店接受无朱钞（场务开的收税凭据）商货，或者朱钞份额明显不足，等同漏税商贾惩罚，也就是除了刑罚外，同样要处以罚物罚金。
如果外戚与士大夫有家人行商者，须本人写下证明并且盖上印章，由各场务保留其有印章的本人证明，另外紫钞，税赋减半。
比如文彦博家的管事去买或卖一批货物，必须文彦博本人写下证明，再盖上文彦博的印章，然后税赋才能减半。
够客气了，但到时候文彦博是否得写这个证明呢？
难啊难……老文一定会头痛万分的。其实这才是一个梗……！
同时各市舶司榷香只要榷其商贾的一半商货，为何有这个补充，实际是宋朝的榷香制度是霸气测漏，香料要专榷，玉石珍珠也要专榷，连挂钟都要专榷，因此导致了与彼岸产生矛盾。
然而这是彼岸，实际各个海商不可能将这些香料玉石交给市舶司专榷的，往往八成以上，都通过走私渠道流入民间。
反正以前宋朝的商税是一个大黑窟窿。
可面对这种史上最严的商税制度，等于从陆地各个源头将走私渠道掐断了。因此要拂平海客的情绪，所以才有了这个制度，一半归市舶司，实际就是归内库专榷，一半交给海商自己出售。
这道制度印了几万份，发散下去，张贴于各个场务、州衙县衙与闹市街头。
至于它能不能做到真正的齐商税，或者会产生多少纠纷，现在不得而知。
不过王巨现在“发疯了”，没有一个人敢抗议。那就执行吧，或者说贴一贴，是否执行与本官无关，那是胥吏的责任……
各有各的想法。
然而王巨第二道诏令下来了。
从此以后，朝廷免掉所有宽剩钱，同时因为房宅与大牲畜不计入户等，导致许多户等下降，免役钱同样因之减少了一百三十一万贯。实际算起来宽剩钱同样也减少了不少，然而那都全免掉了，就不用再说了。
因此朝廷自此以后，每年拿出三百万贯钱，将这个减少的免役钱填补起来，余下的则用来增加各胥吏差役的薪酬。这样分摊下来，每一个长役，一年基本可以提高四贯钱的收入，短役每天则能提高二十文到三十文。
虽然还不能保障一家人的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