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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了索尔仁尼琴这个人，省的这个家伙在苏联解体之后对着俄罗斯后悔，到时候他的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苏联不会在回来。
如果谢洛夫记得没错，这个家伙和八十年代的美国总统里根很是臭味相投，因为那时冷战气氛稍缓，欧美政坛学界大吹和风；索尔仁尼琴则警告大家不可心存幻想，不是消灭苏联，就是被苏联消灭。这种主张太合里根的胃口了，他需要这种言论，好为冷战再添把火，直到拖垮苏联。更妙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简直与里根的新保守主义如出一辙，同是主张回归基督教精神，同是谴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辈子都没法化身为完美政治武器的索尔仁尼琴，这时竟然变成了里根式“新保”的助力。
他不能把这个人留给里根，里根那个美国总统说实话如果不是运气好，他的总统生涯肯定会向他的演员生涯一样失败。里根下台后的美国经济危机，就和他打鸡血的经济政策有很大关系，只不过苏联先死了，如果苏联咬牙坚持几年，以美国本身债台高筑的里根经济学后遗症，足够引爆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
很多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文化人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当你的国家已经没有资格作为美国对手的时候，你本人的利用价值就消失了。如果美苏的国力和环境反过来，谢洛夫绝对不会杀索尔仁尼琴，而是好好的对待他作为一个标杆，证明苏联对文化人非常容忍，同时在美国本土找几个被迫害的家伙进行宣传对比，可苏联没有这个条件，没资格在劣势的情况下显示国家的宽容。
索尔仁尼琴只是因为名气大被谢洛夫注意到，其他的在克格勃危险名单上的文化人，也都在第五总局特勤人员的密切注意中。在打压文化界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放松。
但这些人都没有索尔仁尼琴更加危险，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听闻他已经开始寻找在古拉格服刑的人员准备撰写小说，作为克格勃主席的谢洛夫绝不能让这件事发生。
“主席，勃列日涅夫主席已经在总部门口下车，来到我们这里参观！”就在这个时候，谢洛夫的机要秘书谢尔瓦诺夫推门报告到。
“你先回去吧，卡德波夫！”谢洛夫脸上闪过一丝迷惑说道，勃列日涅夫来卢比杨卡什么？这个时候不是应该为自己回到中央书记的岗位上庆祝么。
带着这种迷惑，谢洛夫起身准备准备汇报工作，就见到勃列日涅夫已经进来了，后面还跟着契尔年科，这位最高苏维埃秘书处主任。
“尤拉，我只是今天比较空闲所以来卢比杨卡看看，不知道我们的克格勃主席欢迎不欢迎我呢？”勃列日涅夫还是挂着那种温和的笑容，好像回到中央书记的岗位上，没有让这个已经成了苏联排名前几号的巨头喜形于色。
“当然欢迎，请坐，勃列日涅夫主席！”谢洛夫的笑容也很真诚，此时绝对不能把心中的卧槽表现出来，勃列日涅夫想要做什么，他听着就是了。谢米恰斯内那种毫无理由的装逼他可学习不过来，也不看看对面是谁？
“尤拉，三十六岁就做了安全机关的最高领导，第一书记对你的信任我们都看得到！”勃列日涅夫笑呵呵的茫然四顾，随后看到谢洛夫的办公桌上有一本书，问道，“这是什么？”
“一本西方学者写的苏联学书，我看看有什么新的观点出来了没有！”谢洛夫面不改色的回答道，“不过目前看来没让我学习到一些东西，还是那些老套的论点。通过这种学说要演变苏联，那是做梦！”
冷战时期西方的苏联研究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对于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苏联学与政治学理论之间构成了双向互动、多元协同的复杂共生关系。但由于西方苏联学所运用的真正的“内核”理论实际上只有苏联化的极权主义模式，因此，在冷战时期苏联信息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西方苏联学为了丰富自身内容，提高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只能积极借鉴和吸纳苏联学之外的多学科理论，不断扩大自己的“外延”。
这倒使得苏联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脱离了最初的极端性理论，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内容。然而，这种理论先行研究方法，在很多时候会显得削足适履，而造成西方苏联学学者在面对不断变化的苏联现实时生搬硬套既有理论的负面效果。
“为什么不叫一些文化界的人一起研究反驳呢？”勃列日涅夫翻看了两眼提议道，“这样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反驳，证明我们的国家是没有问题的。”
“文化界那些人，说实话不值得信任，我还是自己研究吧，省的把第五纵队引进来。”谢洛夫不置可否的说道，“这些西方学者自称是苏联通，实际上他们对我们不了解，并不算是很大的威胁，实际上我还准备对苏联学的研究者提供资助，这种猪队友越强，对我们的工作越有利！”（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二章 苏联崩溃论
“资助么？有用么？”契尔年科从旁边插言道，契尔年科现在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秘书处的主任，换句话说就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秘书，地位应该相当于赫鲁晓夫总务部的部长马林。
后来的历史中，契尔年科代替了现在的总务部部长马林的位置，成了勃列日涅夫小圈子中的总召集人，虽然没有竞争过安德罗波夫，但还是在安德罗波夫死后成功的成为了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位仁兄倒是比较正常，但上台时候已经七老八十，和安德罗波夫一样是病夫。
这种情况显然和谢洛夫面前的勃列日涅夫有着很大的关系，要不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对最高领导层保持了惊人的稳定，就不会出现后来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那种刚刚上台马上办葬礼的情况，苏联领导层中最年轻的是谢列平，众所周知谢列平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忌惮，一步一步被撵出了权力中心。
一直在做党务工作的契尔年科，之所以提出自己的疑虑，自然是因为对这种西方的苏联学术团体抱着警惕之心，这点谢洛夫可以理解，苏联的干部其实不能算多么出众，但也知道基本的道理，对待敌人要加强防备。
“斗争如果总是采取正面对抗的形势，是比较愚蠢的！如果契尔年科同志感兴趣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几本苏联学作者的著作，让你看看他们写的是什么狗屁东西。”谢洛夫施施然从旁边的柜子里面拿出榨汁机，取出了几个橘子，不一会把两杯橘子汁送到了贵客面前接着说道，“就他们写的那些东西，我们联盟的一个市级干部都能看出来其中错误的地方，基础就是错的，继续研究下去的偏差只会越来越大，这种情况最终的演变就是什么呢……”
“这些苏联学的学者影响力越大，就会越干扰敌方对我们的判断！”勃列日涅夫把玩着已经空空如也的杯子，中气十足的开口道，“基于这种学说的出来的判断，根本就是一文不值，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扰乱敌人的思维，总是对我们的政策做出有偏差的应对……”
倚在办公桌边上的谢洛夫用颇为奇特的目光瞄了一眼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说道，“勃列日涅夫主席，你说的很对，这种涉及到党务的事情你这么快就得出了判断，相信一定做了很多深刻的理论研究！”
“我没有做什么理论研究，也并非一个才思敏捷的人，但基本的是非对错，谁对国家有好处，谁对国家有害处，还是能看出来的！”勃列日涅夫微微摇头自我评价道，“这不能证明我多么聪明，而是我在机关工作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在起作用，尤拉，谈谈你的想法吧！”
“这种所谓的苏联学，基础建立在对苏联所有体制的敌视上面，所以发展下去偏差肯定会越来越大，在相当程度上，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苏联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对美国以外的政治学理论借鉴、消化、美国化、甚至********化的过程。然而，西方苏联学理论的匮乏和单一性极权理论，促使苏联学不断扩展其外延，与其他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亚理论接轨，衍生出更多的理论分支。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只要我们深刻的剖析了这种苏联学理论的形成，就可以进行推演了。最大的可能是出现一群天天鼓吹苏联崩溃骗经费的学者，”
把杯子的橘子汁都喝掉，谢洛夫舔了一下嘴唇懒洋洋的说道，“最终的演变应该会变成苏联崩溃论，天天用研究出来错误的东西欺骗民众，鼓吹苏联崩溃，反正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不是明年就是后年，不过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发展理论的期间说不定真的有些有用的东西，所以我准备插手，让这种苏联学变成我们所需要的理论！”
“听起来很不错！我们扶持这些人，用来扰乱一下西方的学术界，尤拉，这是你们情报部门固有的渗透作战方式……”勃列日涅夫温和的夸奖道，其实他很喜欢希洛夫这种说话方式，而不是一般的干部，张嘴就是列宁马克思、闭嘴就是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心中其实不是很喜欢这种说话方式，做的事情还是那套传统的解决办法。
“这种渗透作战的最大优势在于，我们敌人绝不会有一丁点的怀疑，而且他们会对这种研究大开绿灯，利用政治和媒体资源扩大这种理论的影响力。而我们则可以在里面加上一些明显的漏洞，这种漏洞最好是一般的西方人深信不疑，而我们的人民一眼就能辨别出来！”谢洛夫打了一个响指道，“想想我就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主动出击的地方！”
第一次见到相关的苏联学书籍，谢洛夫就觉得好像有些论调他不是第一次看到。他后世绝对看到过这种东西，只不过现在的论点还相当原始，后来想想，有些论点不就是中国崩溃论的原始形态么？当然这远远不是苏联学的全部，甚至占据现在研究苏联理论的比重很小。
没关系，这种理论简单来说不就是苏联药丸么？熟知中国崩溃论的谢洛夫可以提供一个大纲，然后召集学者在假宣传部的领导下进行补充，最后找一个潜伏在西方以白俄文学家身份作为掩护的特工发表，然后嘛，呵呵……
严防死守最终会让苏联陷入被动之中，因为苏联的理论支撑那绝对是非常伟大的，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不伟大，但一般民众却感受不到，这是个很头疼的地方。与其这样被动防守，还不如突围寻找突破口，谢洛夫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断定，苏联崩溃论绝对有巨大的市场，从民众到学者都会赞同，这点冷战的大环境会帮助克格勃的计划实现。
美苏双方在理念上均无法接受对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视对方为洪水猛兽。在这一点上，美国对德国纳粹制度的容忍度甚至超过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容忍度。三十年代，美国知识界的主流事实上是非常崇拜纳粹德国的。二战后美国迅速武装德、日两国，扶植两国的右翼势力，足以说明美国的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同属于西方文明范畴的美苏两国在理念上的不共戴天，与十七世纪时期三十年战争颇为相似，即为信仰而战。肆虐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事实上造成了在美国进行共产主义研究的人士人人自危。
但由于种种原因，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和负责苏联事务的官员所受到的质疑和冲击，要远远低于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和从事中国事务的同行，麦卡锡寻找“替罪羊”的矛头所向，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