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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分散游击的确是一种相对还算有效的战术。但根据部队的情况不同，分别设置编制，没有上下主次之分，就有些过了。分散游击那是在部队能够散的开，收的回，各部能够严格服从上级命令的情况之下，才会是一种有效的战术。”
“你们将编制搞的那么大，而基层部队作战人员又相对严重不足，以及在通讯手段落后，甚至只能依靠单一的，很不可靠的交通员的情况之下，造成了各军独立性太大。相互之间的配合一是始终未能形成默契，二是在必要的时候相互干扰指挥。”
“抗联各军实力过于分散，之间相互协同作战虽不能说没有，但却是不算多，始终造成无法攥成一个有力的拳头打人。而各军本身实力又不足，无论任何一支部队也只能小打小闹，根本无力给日伪军带来致命的威胁。”
“这样一来看起来是声势浩大了，也减轻了补给的压力。但却因为部队实力分散，很容易被占据绝对优势的日伪军各个击破。而且也容易引起指挥层次过多，带来作战上的不便。”
“而我认为我们除了应该保持一支实力强大的野战军之外，我们还必须组建一些地方部队。集中一批精锐编成一支专门负责野战的野战军，担负外线与日伪军主力作战任务。而地方部队则负责打击辖区内的那些伪满警察、伪自卫团等伪满地方武装。野战军与地方部队，内外线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往往要比那一方单打独斗好的多。”
“我们不仅要建设野战部队与地方部队相协同的作战体制，还要大力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我们不仅仅要建设自己的地方政权，还要摧毁日伪军建立的地方政权。”
“通过这几次作战，我有一种感觉，与正规的日军野战部队相比，对于我们来说威胁更大的便是作为日伪军耳目的这些伪政权。他们熟悉本地情况，耳目灵敏。没有了这些地方伪政权、伪警察的配合，无论鬼子出动再多的日伪军，对我们清剿行动都是盲人摸象。”
“至于鬼子的归屯并户计划，无论我们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必须摧毁之。如果将我们比做鱼的话，那老百姓就是水。让鬼子把水放光了，我们这些鱼怎么活？政委，这一点你应该有感受。自去年日伪开始实施归屯并户以来，抗联的境遇怎么样？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还有对于铁了心当汉奸的那些伪满基层官吏、伪满军警我们就一个字杀。杀的这些人胆寒，杀的这些人对我们闻风丧胆，杀的这些人一提起我们就感到恐惧。对于日伪军的恐怖手段，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对所有的伪满官吏、警察统统的杀光。那些可以争取的，我们还是要争取。需要情报的不单单是鬼子，我们也是一样。”
“这些人耳目灵敏，日军如果有什么针对我们的大的动静，离开了他们根本就无法执行。所以这些人能争取的尽量要争取，他们可以为我们弄到我们很难弄到的情报。”
“至于那些宁愿抱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阎王爷的铁杆汉奸，绝对不能手下留情。还有那些什么伪自卫团的伪满地方武装，我们必须消灭。这些人与汉奸一样，对本地情况熟悉，对我们的威胁甚至还大于正规的日伪军。”
“我们不仅要对付鬼子、汉奸采取这种手段，对付那些不请自来，明抢豪夺的所谓的日本开拓团，也同样不要心慈手软。鬼子不是在归屯并户的时候只给老百姓留下三天的粮食吗？好，那我就去找你们开拓团要粮食，要物资。”
“鬼子为了长期占据东北，对付我们可以不择手段，为什么我们还要循规蹈矩，对他们讲究仁义道德？鬼子杀起我中华儿女的时候，可从未心慈手软过。狗要咬人，躲不是办法，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狠狠的揍它一顿，让它以后见到你就夹着尾巴跑，不敢在看你一眼。”
第83章定策（二）
杨震的话音落下，郭炳勋与王光宇都是单纯的军事干部，到也无所谓。而李延平听罢自己话后，却是陷入了沉思。作为曾经的一军之长，曾独自苦撑过全局的李延平，想的要远比作为单纯的军事干部的郭炳勋与王光宇多的多。
良久，李延平才道：“司令员，中央在红军时候，哦，还有现在就是你们十八集团军在关内开辟根据地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吗？”
“不错，中央在关内就是这么做的。除了红军的时候之外，自抗战全面爆发，我军各部开赴敌后战场之后，也在敌后创建了许多的抗日根据地。”
“其中一一五师部分部队在副师长聂荣臻的带领之下，于去年在五台山区，率先创立了晋察冀根据地。同时以这部分部队为基础组建了晋察冀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同时组建的还有晋察冀边区政府。”
“军区作为一级军事机构全权负责本辖区内的军事作战指挥。除了下辖以军分区为主，坚持地方斗争的地方部队之外，还保留一定数量的野战军，以在军区辖区之内，作为机动作战以及外线作战时候使用。除了军区机关之外，同时还组建了部分的地方政府以配合军事斗争工作。”
说到这里，杨震微微笑了笑道：“不过话虽是这么说，但关内与关外的情况还是毕竟不同的。我们即不能不引进关内先进的经验，也不能全盘照搬关内的经验。”
“俗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关内的经验的确好，但这关内、关外的情况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不考虑我们自身的情况，只一成不变的生搬硬套关内的经验，我们就成了教条主义了。”
对于杨震的话，李延平每一句都听的很仔细。听到杨震说起教条主义，李延平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问道：“司令员，本以为你只是军事斗争经验丰富，没有想到搞地方工作也是如此的熟悉。这样，你和我们几个人说说这关内外的差别，省的我们都成了教条主义者。”
李延平的这番别有含义的话，杨震听了微微一笑，却是并没有点出来。他知道，远离中央，原来一直服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指挥的抗联之中路线斗争也很激烈。
有些人经常给人扣一些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帽子，而这些帽子无一不大的吓人。通常只要一被扣上这些帽子，无论你的职务多高，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自己一句无心的教条主义，可能引起了李延平一些不太愉快的回忆。
杨震绕开了那句教条主义者的话题之后，对这眼前的几个人道：“关内外的最大区别是什么？便是人口的密度。关内大部分地区的一个小县的人口也要超过关外的一个大县，甚至北满地区几个县的人口数量总和。地广人稀，尤其是这北满地区的人口数量严重不足，是关内外一个最明显的区别。”
“而整个东北的人口又主要集中在日伪军，尤其是日军控制最严密的南满，特别是辽宁一带。我们现在所处的北满，人口密度太稀少了，一个县不过数万人口。人烟稀少，对于我们来说，不单单扩充兵员困难，而且补给、生存都很困难。”
“而且人口少，更是方便了鬼子执行归屯并户，以切断我们与老百姓之间联系，将我们困死、饿死、冻死在深山老林中的计策。”
“第二，便是这交通。关内虽面积远大于关外，但这的铁路密度却是远不能于关外相比的。自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在关外苦心经营多年，修建了不少的铁路。再加上以前沙俄修建的部分铁路，东北铁路密度几乎远高于关内铁路总长之和。”
“铁路密度大，不仅仅小鬼子调兵方便，而且他们可以以各个铁路线为分界，将我们活动的区域分割成互不相连，面积狭小的一块块小的游击根据地。极大的限制了我们的活动范围，也给起对我们的围剿带来极大的便利。”
“还有就是不利的气候。在东北，尤其是在这中国最北面的北满地区，冬季零下三、四十度的酷寒很常见。这种酷寒的天气，在关内是根本见不到的。”
“关内冬季的天气远没有东北冷。在东北，如果没有棉衣，甚至很厚的棉衣，那就等于自寻灭亡。不用多说，就是冻也会我们硬生生的冻垮了。”
“而关内与关外最根本的差别还有日本人渗透的力度。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便一直窥视东北。日本人的间谍机构对东北的渗透要远远的高于关内。在九一八之前，甚至不少县城都有鬼子的领事馆。东北的敌情、特情其复杂程度，远不是关内除了一些大城市之外，可以相比的。”
“正是关内的差别这么大，我才说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关内的经验，要根据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的特点，加上关内已经形成的经验，创造出一些符合我们自身条件的工作办法。”
“不过，有几条还是关内外通用的。一是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相互配合的作战体制。二便是对伪基层的军政人员策反的问题，解决我们最大的情报来源和我们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的问题。”
“除了我之前说的那些之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要在组建强大的野战军与地方武装的同时，我们可以组建并向敌占区派遣一批武工队。”
“武工队？”这次疑惑的不单单是李延平一个人，即便是郭炳勋与彭定杰、王光宇三人也不解的望着又蹦出一个新名词的杨震。
接收到四个人不解的目光，杨震点了点头道：“没错，就是武工队。他的全称应该叫做武装工作队。他应该是一支配备了轻武器的精干武装，一般人数以三十到五十的军队干部、战士以及地方干部为佳。”
“这种武工队应该划到地方武装建制内，受当地同级党委的领导。比如我们要在这宁安境内派遣武工队，那么这支武工队就应该归宁安县委领导。因为对于宁安本地的情况，我们不可能比宁安县委的同志更了解。”
“如果我们在宁安建立基层武装，比如宁安军分区一类的地方武装，那么我们就要成立军分区的基干武装。比如专门担负宁安境内作战的独立营或是独立团一类的基干武装。那么作为派到宁安的武工队，他就应该归宁安军分区独立团建制，归宁安县委领导。”
“不过这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为了增加地方武装的活动范围，我们自然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县设置一个军分区。在我的想法之中，我们应该与关内类似。一个军分区应该下辖几个县的辖区。这样军分区所属的基干武装活动范围就要大的多了。”
“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成立秘密的人民政权，打击和瓦解日、伪军，摧毁日、伪组织和政权，配合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使敌占区逐步变为根据地。”
“在我的想法中，这种武装工作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摧毁伪满地方，尤其是在乡村中的政权。为主力活动创造出一定的条件。但他又不是单纯的游击队，因为他不单单要打击日伪军，策反伪满军政人员，更还要发动群众。如果说单纯的游击队进入敌占区活动是军事进攻的话，那么派遣武工队就是政治进攻。”
“由于武工队主要是在敌占区活动，而且是以政治工作为主，所以他的领导必须是久经考验的坚强而且精通党的政策的干部。这些人必须要拥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